偶然发现“先秦”古墓群，出土“九鼎七簋”后，专家也被搞糊涂了

自盘古开始，三皇五帝多采用“禅让”统治，但自禹开始，“子承父业”的世袭制出现；这无疑不公平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撕开了数千年的阶级斗争。当然，这句话出现之前斗争就已经开始了，尤具代表性的就是周代；周天子采用了一种“自认为”稳妥的措施，将“姬姓”分封为各地诸侯，试图以血脉关系来保卫周朝。

说到这就引出了一桩考古事件，其发生在湖北“京山”县，在县西北有个叫苏家垄的地方；“垄”就是地势较高的意思，但这里可不是山石构成，而是一个黄土隆起的坡地。年深日久，当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也就不觉得“苏家垄”有什么特殊的了；还有一点，“苏家垄”毗邻漳河，这年有关部门打算在这里修筑一道水渠，施工地点就在苏家垄土坡上。

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但凡工地多会养狗，且不止一只；这讲究可就多了，一说养狗为防盗，另一说工地动土有“煞气”，狗有灵性，可消灾避祸等等说法。总之，苏家垄工地上同样养着几只狗，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这些狗时常会叼些骨头，陶片之类的东西摆弄；这就奇怪了，附近又没有饭店、食堂，这些骨头是哪来的？后经观察，原来几只狗经常在工地上的一个角落土坑里刨来刨去；有经验的工人立马联想到工地下面可能存在墓葬，于是马上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文物考古部门。

再等考古队赶到工地勘察，结果专家都吓了一跳，苏家垄这块面积不足1500平米的工地下，居然隐藏着近百座墓葬；经勘探综合分析，这些墓葬居然是两千多年前的产物，此消息甚至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距今两千多年”是什么概念，简单来说，这一时间比秦朝还早；从考古角度看，“先秦”历史缺乏文字记载，出土的每一件先秦文物都堪称国宝，如今发现了近百座“先秦古墓”，究竟会出土什么，着实令专家兴奋不已。

抢救性发掘很快展开，考古队先从一些规格小，埋藏浅的墓葬开始；令人惊喜的是，即便“规模小”的墓葬就已经发现了大量青铜器。专家也从这些青铜器再次确定了古墓的年代，即：西周中期至春秋战国，其时间跨度在数百年之间；说到这或有朋友会说“这片墓葬如此集中，会不会是古代的一片贫民区呢？”乍一看，这种设想还是很有道理的，但从出土文物来看，这片古墓群非但不是“贫民区”，反而是身份尊崇的“贵族区”。

理由其实很简单，熟悉历史的朋友或许知道，夏商周秦均属于“青铜时代”；古代青铜又称“金”，足证其珍贵程度，贫民百姓是用不起这些器物的，那就更别说陪葬了。如今考古队发现了数百件先秦青铜器，这明显不是“贫民区”所能负担的；还不止这些，考古队还发现了“车马坑”，里面有五匹马的遗骸和古车舆残片，这也证明“苏家垄古墓群”还隐藏着一位至少是诸侯级的人物；《周礼》记载“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从字面意思来看，如今出土了“五马”，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周代诸侯。

但随着发掘深入，墓主人的身份却让专家越来越糊涂了，原因是考古队又出土了“九鼎七簋”；对商周历史有研究的朋友，或许马上能看出毛病，周朝礼制可说是历代王朝中最严格的，对于“天子”和“诸侯”所使用的器物都有明确规定。按史书记载，大禹治水后，收九牧之金（青铜）铸九鼎于荆山，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案，以此让世人警惕；“魑魅魍魉”是否真实存在还不好说，但“九鼎”却成了权力的象征，因此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一簋”。

如今出土的是“九鼎七簋”，这代表什么？从“九鼎”看，墓主人是“周天子”，这显然不可能；但从“七簋”看，墓主人的身份又高于诸侯，一时搞得考古专家也是云里雾里，不过好在其他青铜器陆续出土，墓主人的身份才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出土的这件青铜器是个大家伙，高66.7厘米，长30.8厘米，宽23.8厘米；通体以波曲纹为基调，动静呼应，虚实相谐，精美的造型在迄今发现的先秦青铜器中实属罕见，这也再次证明了墓主人的尊崇身份。

最重要的是，这件青铜器上还有十二字铭文“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翻译成白话，大致意思为：“曾仲斿父”用上等金属铸造了此壶；后专家称其为“曾仲斿父青铜方壶”，这是先秦水器中的“壶”，这点不奇怪，可“曾仲斿父”是谁？说到这或有懂行的朋友联想到了同样发现与湖北的“曾侯乙墓”，这两个名字开头都带一个“曾”字，会不会同属一个历史上“不存在”的曾国？

后经专家反复研究，结果还真的类似，青铜器上的“曾”指的就是曾国，“仲”指墓主人是国君的二儿子，“斿父”则是墓主人的名字；稍显遗憾的是，“曾国”是一个历史记载甚少的周朝姬姓诸侯，据有限资料显示，春秋早期，已是摇摇欲坠的周王朝为控制和经营南方，在汉水以东分封了许多姬姓诸侯国，史称“汉阳诸姬”，其中就包括这个“曾国”。前面已经说了，青铜在先秦时代非常贵重，曾国所处位置就控制着周王朝运输铜、锡的交通要道，即所谓“金道锡行”；理论上说，“曾国”应该是很富有和强大的诸侯，这点从出土的三百多件青铜器上也能看得出来。

但是，“斿父”究竟是不是曾国国君，目前还不能确定，毕竟铭文显示，他是老国君的第二个儿子，古代“长子代父”的观念根深蒂固，“国君”轮不轮得到他还未可知；但说“斿父”不是国君，似乎也讲不通，毕竟他墓中陪葬着“九鼎七簋”，身份显然高于普通诸侯，如果他不是国君，敢这么僭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