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无处不在

周立民

朱熹写过《童蒙须知》，谈到“读书写字”第四条时说：“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我理解老夫子的意思，这是要大家读书专心致志。不过，他的“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的这个理论，也常常“害人不浅”，成为很多人不读书的坚强理由。仿佛读一本书先得“必备”：要安静，没有打扰；要有书房，要有长案；要窗明几净，正襟危坐……这么下去，对于一天到晚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现代人而言，只有双手一摊：我不是不读书啊，实在……读书事大，岂可随随便便？似乎理由足够充分。

如果非要分出个适宜的和不适宜的读书条件，除了做学生时外，恐怕大多数都会列入“不宜”一类吧，怎么办，难道就不读书，就不能读书了？

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录里曾记下这样一个故事：

曾有一位姑娘前来找我，她说：“您大概将要描写战争。我在这里度过了整个封锁时期，当时我在工作，还写日记。请您读读，也许对您有用。用毕请还给我——这对我是个纪念……”夜里，我开始阅读这个小本子。记载都很简短：多少克的面包啦，多少摄氏度的严寒啦，瓦西里耶夫死啦，娜佳死啦，姐姐死啦……后来我的注意力被以下的记述吸引住了：“昨天读了一整夜《安娜·卡列宁娜》”“通宵看《包法利夫人》……”姑娘来取自己的日记时，我问道：“您怎么竟能在夜里读书呢?没有灯哪。”“当然，没有灯。我每天夜里回忆我在战前读过的那些书。这曾帮助我同死亡斗争……”（《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下册第199页，冯江南、秦顺新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这是极端条件下因地制宜的“读书”，人们不会与书隔绝，不论具备还是不具备读书条件。1983年冬天，作家巴金生病住院，他想起了爱伦堡讲的这个故事，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巴金全集》第16卷第513、5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不单单是靠回忆，实际的读书也是可能的：在病床上，在等着取药的间歇，在公交车上，在等人的空闲，在午休的片刻，在晒太阳的时候，在旅行的火车上飞机中……有空闲就读上两页，不也开卷有益？我买了很多小开本的书，就是为了坐地铁时读，一天上下班能读五十页到八十页。阅读无处不在，这不是为了赶任务、考试，而是让那些碎片时间也能集聚起美好的享受。当我们懒惰，为不读书找各种理由，强调各种条件时，我们还应当温习一下这样的故事，那是“文革”期间在干校的钱锺书：

在明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幕：那时我们四五十人挤住在一间兵营的房子里。房子很老，很大、很高，上面悬着一只非常昏暗的灯泡。晚饭后，大家下棋的下棋，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突然，大家发现，钱先生站在灯底下，在看一本字非常小的英文书。屋内光线很暗，而老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眼睛也高度近视。看到这样的情景，大家非常感动，也深感惭愧。我想，钱先生的博闻强记固然来自超乎常人的天分和聪慧颖悟，但也是与他勤奋刻苦的学习分不开的。（刘士杰：《与大师相处的岁月》，《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2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