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往事追忆 定南旧事 2021年第71期(总668期)

定南旧事(上)
蒙卜
      (一)     

这个地方,叫做普定。我所居住的县城,叫做定南。改革开放以后,我有幸从破败的老城搬到新城居住,但我的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人们称之为“定南”的到处是小青瓦屋面的老城。饮着大龙井的水,听着苍鹰在城的上空长啸,闻着槐花的香味,我不知不觉地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少年、青年时代。

普定县老县城

定南,这个地名来源于“大明定南所”的摩崖石刻。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有个叫顾城的将军在今普定县城筑城守卫,后来有人在城东的东华山上题写“大明定南所”。当时,这个地方称普里冲蜡尔里。至于“普定”这个名称,早在元宪宗七年(1257年)就有了,当时称普定府。普定府的政治中心在现在的安顺杨武。以后,“普定”这个行政管理区域的中心,一直在今安顺地界。而被题写“大明定南所”的普里冲蜡尔里,在崇祯三年(1630年),称定南守御千户所。在清康熙七年(1668年),设定南汛,分防定南千户所。至民国元年(1912年),今普定县城都未正式称为普定,都属于政治中心在今安顺地域的普定(府、路、县)和安顺府所辖。民国二年(1913年),将安顺府改称安顺县,恢复被安顺府建立时撤销的普定县名称,把县的中心定在定南(即普里冲蜡尔里),以原普定县部分属地为基础,划拨安顺、镇宁、郎岱、织金、平坝各县的插花边地,建成普定县。现在普定县的地域,就是那时形成的,虽然这个叫普定的地方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但定南这个名称,一直根深蒂固地印在普定人的心中,到县城赶场,都被说成“赶定南去”,县城人到乡下,乡下人都说“是定南来的”。

普定县大礼堂,今已无存

定南所是“守御”才设立的,“汛”也是清代的军事单位,从“大明定南所”成立至清代,都是以战争防御为目的的,因此,居住在这个地方的百姓绝不是腰缠万贯的商贾,或书香门第以至大官宦的显赫家庭。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大多是以土地为营生的田舍翁或以脚力为营生的贩夫走卒。他们处在朝廷与少数民族对峙的前沿。因此,他们的日子比起安顺的屯堡人还要惊心动魄一些。虽然后来定南城出了伍效高那样的民族资本家,但也是做小生意发起来的。伍效高的父亲伍西堂先前是挑货郎担赶转转场的小贩。在定南根本找不到十代八代是显赫家庭的人家。因此,定南人沿袭着祖上一些磨炼出来的品性:讲义气吃苦耐劳,富有正义感。普定县国民政府曾统计,1938年至1946年,全县累计有抗战征属2.7万余户。在册阵亡将士76人。

大明定南所

定南一开始形成,就作为军事单位存在,是当时政治中心“普定”的外围,顾城作为军事长官,也有其独到的战略眼光,当初将“所”选址于此,完全是出于“固若金汤”的军事防御考虑。在城的正东偏北面,是高峻的东华山,之所以称东华,是日出光华灿烂而名;正东偏南是堤台坡,因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曾在山顶扎营而得名;堤台坡偏南以下,是衙门坡,因政府机构驻于坡下得名。东华山下是县城的北门,衙门坡尾是县城的西门。定南城被三山环抱,河从豹子坡经龙潭自东南往西北环城流过。于是,建东、南、西、北四门。筑有城墙,明朝廷与西堡仡佬族上百年间有五次大规模战争,但定南从未遭受过损失。定南遭受巨大损失,是太平天国石达开残部入贵州,引起当地少数民族起义。同治丙寅年(1866)六月,起义军攻陷定南,踞城两月。踞两月,得陈统领率兵追剿以克服。邦人积白骨如丘,葬之,名曰万人坟。”此墓志记载了定南城陷的历史事件。定南城另一次陷落,是在1943年3月27日。《普定县志》记载:陈占高、罗兴武率千余人攻陷普定城,县保卫团将陈罗部众击退。刘淮楚《岩山人的记忆》,更详细些:土匪涌进城门,几户(富户)人家被抢,土匪退出城时,几个胆大的保警兵和街民,在西门外伏击,打死十多个土匪,姓雷姓李的街民用大刀砍了几个。除此两次外,定南县城,一直平安。1949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四五团解放普定县城,定南城人大多数还在睡梦之中,第二天早起,中大街街上,到处是解放军战士,躺着、坐着、靠着休息,鸦雀无声,足见军纪之严明。

1950年的定南城西门城墙,此处后来辟为县教育局

我对定南县城之记忆,始于1956年。

定南多水井,城外优质水井比比皆是,如茶壶井吊井。单说城内,堤台坡上,有三口水井,最好的,常年不断的是东门仓下的乌龟井。文化馆旁边有一口水井,称城隍庙井,一年之中有八个月可饮用,天主堂中有一口深井,水常年不断,工会内也有一井,招待所有井,而北门的大龙井,是县城人的饮水点,县城人称“大井”,而其他的则是“小井”。讲究点的人家,只用小井水洗衣。洗菜都用大井水。清早,就有人挑水卖了。喊卖的声音,短促而有力,要水的人家,开了门,卖水人径直走进去,把水倒在缸里,接了5分钱就走,走时还不忘说声“谢谢”。卖水人多是些智力稍差的人,做其他都不能果腹,做这个最为简单,吹糠见米。然而在卖水中,也有很悲情的事,有个叫大花鞋的男人,30多岁,无父母,孤身一人,担了十多年的水,将小票换为大票,大票又不敢去存银行,常年揣在身上,又不敢往热闹处去,但还是被扒手搞去了。普定人天性诙谐,街头巷尾笑谈:大花鞋学了雷锋。这事件让定南人快活了很久。

有这么多的水源,定南人的小生意便活了起来,晨起叫卖的声音此起彼伏,最高亢的是卖豆腐的声音,从北门口那边喊过来,常年卖菜豆腐的声音有两个,都是女性,一个背驼一些的调子是“唉豆腐”,腐拖了一个长长的“匪”音;而另一个矮一些是“菜豆腐”,腐字拖了一个长长的“呜”音。这声音划破寂静的山城,在空中荡漾很久很久。听到这声音,没有钟点的人家,便知道,该煮早饭了。有的初开生意的人家,因为没做过,然而又迫于生计,开始时很不好意思,于是就编出更为好听的喊号。中大街有专门卖煮红豆的人家,这一家解放前是地主,解放后男人摊上事去劳改,于是,大儿子出去卖苦力,二儿子煮红豆。这卖红豆的喊是:咿哟,红豆喽!声调平抑而悠长。新上任的卖红豆的是个姓马的妇女,她的叫卖调子是“卖红豆米米啰,红豆米米煮炸腰了呀!”在叫卖声中,她特别突出那个“红豆米米”的音节。定南人对“红豆米”一词相当敏感,因为“红豆米”与女性生殖器有关,于是卖的人边喊边笑,买的人更为快活。这么一喊,这人的生意出奇地好,以后,她又加上豆腐卖,生活更为好转,用时下的话来说,“是小康而幸福”了。定南城内,没有什么不可以卖,卖黄泥巴、白泥巴,煤炭、柴、都各有各的号子,把个山城渲染得热闹无比。

定南城内最吸引人的景象,是放伙牛。放伙牛往往是农闲时,“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春暖花开,牧牛的孩子不冷,春风春雨催长春草,孩子们便去放牛了。晴朗的天气,放牛娃沿街喊,“放牛喽、放牛喽”,各家便打开厩门,牛自动走出来,越到街尾,牛就越多。讲究一些的,还挂着牛角,呜呜呜一吹农家就知道放牛了。放伙牛是有规矩的,各街的牛各自成伙,分别走东南西北四门。牛到山坡,便各自吃嫩草,几头聚在一起时,能听到重重的鼻息,嚓嚓嚓的吃草声。晚饭时节,各伙牛归来,一进城门,牧童便喊:“招呼摊子牛来嗷!”有调皮的牛,要想伸嘴触碰摊子上的东西,牧童赶过去,一声吆喝,牛便自动离开,调皮不听话的,给它一鞭子,牛便悻悻地走了。牛都通人性,到自家门口,会自动走进去,主人忘记开厩门,便乖乖地停在门边,不停的反刍磨牙,待主人来开门。牧童最怕的,是牛走错了街道,对撞另一街的牛。这时,身体强壮的公牛便站在最前列,长长的吼叫,继而两头公牛对撞,八只蹄杂踏着,牛眼闪出电光,角与角碰出焦雷一样的咔咔声。闻讯赶来的大人们,各自拽着自家的牛尾倒拖。碰到壮硕的水牛打架,拖牛的人被甩倒在地上,观看的人便高兴得如看电影。这时,年长的老人便喊,拿火来,于是,近些的人家便拿竹竿,用铁丝绑了帕子,淋上煤油,点火伸过去。火一烧,牛便撤开,主人家便封住,赶回家去。放牛的季节,就有牛肉吃,滚坡伤了的牛,不能做活路,主人卖了,屠夫便杀来摆在肉市上,如果是打伤了不能再恢复的牛,也是杀了卖肉。

定南这小城非常平静,就是牛打架这种事一年难碰到一回,倒坡是经常有,吃牛肉就是放伙牛的季节,平时是见不到的,牛是庄稼人的命根,何况,宰杀耕牛是政府行文禁止的。3月过后,就是春耕,吆喝牛犁田的声音就在北门、西门外响起。涨端午水后,蛙声如潮,催人入梦。

(二)    
定南这地方,人们都较为贫困,大多数人连5分钱一张的电影票钱也掏不出。偶尔有一两场露天电影,小城便热闹起来,连城外新街,龙潭的人都赶来,这是小城的节日。逢到这个时候,或者是政府要宣传什么事为聚拢群众放电影,或者是哪家娃儿到生产队地里偷包谷,被逮住,按“乡规民约”罚款放电影,这叫“吃乡例”。于是,这被罚的人家便号啕了。
没有露天电影看,孩子们便聚在一起玩,猜天上的星星有多大,年纪大些的,便告诉小的“有簸箕大”。原子弹是什么东西,年纪大些的便说,那东西美国才有,是用手掐,从飞机上掐一坨丢下来,指头这么一截,会把定南城炸翻。这些我都信过。听到摆鬼的故事的时候,几天不敢上街,街上没有灯,有月亮的时候,小城的各条街道,到处是孩子的声音,游戏中夹着歌词:莲花板板翘,火烧对门坡,雷打板凳脚,火烧大岩脚。栽白菜,吃白菜,栽一窝吃一窝,老板,按倒哪里摸?月亮婆婆,点点哟哟,张家吃酒,李家唱歌,唱个哪样歌?唱个南山北大歌。10点钟光景,各家的妈便长声吆吆呼喊,娃儿应答着。麦收后,蟋蟀多了起来,便下河抠胶泥,吐口水反复捶炼至柔韧,做盒子关蟋蟀,各条街道都在斗蟋蟀,满街都是蟋蟀的打斗声。
定南旧城的小青瓦屋面
环城河,早些年常流不断,冬天最为冷清。春暖花开季节,大姑娘、小媳妇拆下被面,到河里浣洗。没钱买肥皂的人家,到树上摘皂角来,将皂角用捣衣棒捶碎,夹在被面间用捣衣棒不断地捶,然后漂洗。不多时间,从西门到北门的河边,花花绿绿地一路晾下去。
城里最热闹的是七月半,接死去的亡人,各家门前,都堆封好纸钱的包,有钱的人家,差不多要堆有一个小大人高,下黑以后,点上火,满大街都是呼呼燃着的封包,有讲究的人家,还摆上案桌,点上香烛,供祭品。小城笼罩在一片烟雾里。断黑以后,人们就到河里放灯,初放的时候,河里是一片光明,去30多米,便翻掉一半,100米以后,就所剩不多了。城关小河水浅,河床不平,是不宜放河灯的地方。七月半大众烧包之前,常有妇人啼哭,数着哭,那是新亡人家,听着凄惨,要是旁边还有一个小娃的人家,众妇人便上前去劝着,有的劝着劝着,自己也哭了起来。
建于1850年的万寿寺
七月半,八月十五的夜晚,倘是晴朗的天,便在西门对山歌。印象中有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姓姚,一晚下来,连对十几个对手,声音不高,但清晰。定南人唱山歌,要求歌的内容赶内容,如果对不上来,转换别的内容的话,你就输了。所谓“会织布的梭赶梭,会唱歌的歌赶歌”。在朗月的映照下,小个子老头,清清嗓子,山羊胡子一翘一翘,开了个头:昨夜一梦梦得刁,梦见耗子偷核桃,核桃壳硬难啃破,架起柴来用火烧。对歌的答:耗子只是偷包谷,倒二才说啃核桃;物和物间要比对,我来教你两三招。这种歌一直对下去一唱一答为一个来回,唱得好的要有几百个来回,唱到妙处,听众齐声喝彩。唱的歌词,有的诙谐,如这首:公公老到六十六,跑到后园摇苦竹,天上落个牛卵子,打倒公公鼻梁骨。唱山歌很少有女人上阵,如果有女人上阵,听众更加热烈,内容都是男歌手要拿女的当婆娘,女歌手要拿男的当儿,粮食关虽然饿肚子,有时还能听到一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便绝迹了。
小城人最艰难的是1960年至1962年的粮食关,一阵冰雹将所有的粮食蔬菜打绝,于是饿饭年头就来了。这地方,不知哪年,种了那么多洋槐树,城内城外,到处是槐花的香味。1960年、1961年最为缺粮的时节,就上山挖蕨根,摘槐叶,生吃槐花。将蕨根放在碓窝里舂,然后放到水里淘,将淀粉滤下来,晒干,蕨根粉就出来了,微红色,合着槐花槐叶,半饥半饱忍着,将粮食咬牙攒着,待到没有槐花,野菜时度命。
定南人饿肚子,浮肿、干瘦,不断抬死人丢出城去,一种不满情绪就出来了,这与我的三都家乡人比较,普定人要“人格”一些,即使得不到,普定人也要去探索和争取,这也许是普定精神的一个侧面,比起我的家乡,还要文化许多。饿了饭,还要集体出工,出工不出力,耽误庄稼,于是,定南人想到单干,“单打单,独打独,豆腐干,炒腊肉”。定南人的远见,在二十年后果然实现。“十年难逢金满斗,百年难遇岁交春,岁交春,不死天子死万民”。这是定南人对饿死人的宿命解释。在饿饭之余,定南人还忘不了诙谐,有个人称甘疯子的老头,借酒壮胆,在街上大声吆喝:大儿子,是党员;二儿子,是团员;老子的肚子,饿成古老钱!
普定一中文庙
粮食关,人是无精打采的冷清了,鸟却是活跃起来了,本来有不多的乌鸦,散布在四周山头的大树上,可以恰到好处地用“月落乌啼霜满天”来印照。死人多了,丢在塔山坡、伙牛大坡上,乌鸦就繁殖起来。晨起,但见黑压压的,遮天蔽日地飞出去,黄昏又成群结队飞回来。那年头,定南城外的乌鸦成百上千,连一向猖狂的鹞子、苍鹰都不敢到低空寻食。乌鸦能发出多种叫声。那些乌鸦可着嗓子,扇动翅膀喊着,“要娃,要娃,要娃!”有的站在高高的枝上,说:“肥哟,肥哟,肥呦!”
饿死大人的,成了孤儿,城外天王旗就有个孤儿院,有几十个孤儿。但孤儿院收不了这么多,孤儿和饿得逃学的小孩子学扒窃搞“摸包自救”。有个叫石驼驼的驼背,就带了十几个徒弟,他教徒弟勤学苦练扒窃技术。那年头,物资奇缺,一个干部一月工资,只能买一只三斤重的鸡。乡下人到城里来卖红萝卜,一斤可卖到一块,花生卖一角钱三个。那些在梭筛搞水利工程的苏联专家,不屑于讲价,中苏关系紧张,要撤回去的时候,一角钱三个的花生,一手就拎走一袋。乡下人的这一叠钱就被石驼驼,小何幺他们盯上了。赶场天,只要听到乡下人号啕,一定是被摸包了。乡下人叫扒手为剪钮子,只要抓到剪钮子,人们就一拥而上,粮食关打剪钮子是小城的一道风景。
文中所有图片均由史志办提供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

蒙卜:布依族,三都水族自治县人,1966年于普定中学初中毕业,1968年上山下乡,当民校老师,从事过多种体力劳动。1979年在安顺师专学习汉语专业。1981年至1988年在普定县城关中学、普定县二中任初中、高中语文教师。1988年后在普定县党史研究室、文联、史志办等单位工作。1992年开始在省市刊物发表散文、小说。

2021年8月


值班编辑:张立新

电子排版:王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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