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部分引用自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马小军的《乳钉纹琉璃杯来源问题初探》。
乳钉纹琉璃杯，因其形制独特, 通体饰釉，于马家塬遗址出土后当即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猜想也由之产生。那么乳钉纹琉璃杯究竟出自于何人之手？是由当时的戎人加工制作，还是产自秦人?亦或是由域外传入？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去深挖并不断研究的一大问题。本篇文章试从琉璃杯的来源考证入手, 讨论并研究西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古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
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豪车”的战国马车
马家塬遗址出土
马家塬遗址位于张家川县木河乡桃源村马家塬，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心区域分布有数量较为密集的战国各型墓葬62座，面积约占3万平方米，2006年8月7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发掘。截至目前该遗址共发掘出大、中、小型墓葬共34座。
马家塬遗址出土文物数量巨大，工艺精美，等级很高，其背后蕴含着丰沃的文化信息，带有浓厚的北方、西亚少数民族风格和秦文化特色，为研究秦和戎的关系，北方、西亚古代民族史，以及中国古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冶金技术和古代科技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该考古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马家塬遗址也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出土的大量文物，专家推断马家塬墓地的总体年代应为战国晚期，公元前350年，族属应是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西戎诸族中的一支。
乳钉纹琉璃杯是马家塬遗址上万件出土文物中形制独特、别具一格的一件。圆唇、斜壁，通体施蓝色釉，杯腹下部装饰有七层连珠纹，带有敞口小平底。相关专家根据其形制及成分为其命名为乳钉纹琉璃杯。
乳钉纹玻璃杯
琉璃是中国古时玻璃的称谓。据考古发现，玻璃最早出现在距今5000多年的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公元前16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玻璃器皿制作技术传播至叙利亚、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埃及和爱琴海地区，这些地区成为当时玻璃制造技术的起源地。
古埃及壁画中的玻璃制作场景
在我国，据史料记载，琉璃的雏形最早始于西周时期，它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时候的琉璃制作工艺并不完善，单以一种原始形态存在，其制作大多凭工匠利用当地矿物、矿渣与当时的化工原料以及熔化条件摸索出配方。到了商周时期，随着青铜技术的成熟，在冶炼青铜器的过程中，琉璃随着各种矿物质成分的混杂冶炼以完整形态出现，至此我国琉璃器皿应运而生。从各地出土的琉璃随葬品成分检测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琉璃的主要成分为铅、钡元素。
战国嵌琉璃铜镜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马家塬遗址出土的乳钉纹琉璃杯经化学检测，其成分正是铅钡铝硅酸盐，符合我国当时的琉璃技术形态，与同时期西方出土的以钠、钙元素为主要成分的玻璃器皿明显不同。同时乳钉纹琉璃杯通体饰釉，经检测，其成分为紫色硅酸铜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紫。这种物质为人工合成材料，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
汉 紫
1992年美国颜料科学家伊丽莎白女士等人在中国汉代的一些颜料棒等器物上最先发现了这种物质。据研究得出，这种物质属于我国古时独有的染料，其染色技术在中国汉时期被广泛运用，因此该物质得名“汉紫”。
考古工作者修复保护后的彩绘御手俑
迄今为止，从器物实体上检测出的最早的汉紫颜料来自于宝鸡市茹家庄西周鱼伯之妻墓出土的西周上釉装饰品。在秦始皇兵马俑墓葬的发掘工作中，考古专家发现在部分秦俑身上也附有这种紫色彩绘，经成分检测正是人工合成的紫色硅酸铜钡——汉紫。
秦陵兵马俑彩色物质构成
制图/姜宜凭
而由于研究人员对硅酸铜钡这种人工合成材料的认识较晚，直接导致了在早期考古资料识别工作中，许多硅酸铜钡类八棱柱被误归为玻璃或玉质。近年来，学者们已经辨认出少量的硅酸铜钡材质，但是尚有进一步鉴定的必要。硅酸铜钡八棱柱状器物的发现是研究古代人工合成颜料技术发展的重要线索。
由此可见，汉紫工艺作为我国古时独有的合成技术，出现于西周，先秦时期趋于成熟。因此，战国晚期马家塬墓葬出土的乳钉纹琉璃杯上附着的汉紫，工艺与年代相符，这也就更进一步的佐证了乳钉纹琉璃杯的来源问题，即产自我国，而非域外。既知来源，如何判断琉璃杯是戎人自制还是出自秦人之手呢？
戎人制作论
从马家塬出土的青铜茧型壶等器物可以看出，当时戎人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其冶炼青铜器时合成琉璃的内部环境已经存在。在长期与秦的交流与冲突中，秦人制作琉璃与汉紫的技术也很有可能被当时的戎人吸收和掌握。而戎人在掌握了这一技术后，结合自身游牧民族特征，加工制成了这件形制独特的乳钉纹琉璃杯。
另一种可能就是其出于秦，而传于戎。综观史料，秦、戎之间不仅长期有战争冲突，也有商贸流通与文化互融的平息期。或许在秦人发迹之初，为了休养生息之需，曾在一段时期内与西戎达成了某方面的妥协或缓冲，通过高层交流、和亲联姻、商贸流通、物品互换等方式达到相互认同、和平相处的目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在马家塬出土的1万余件器物中，琉璃杯仅出土一二件，弥足珍贵。一方面说明其制作工艺难度高，无法大批量生产。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戎人当时并没有掌握这一技术，尤其是中原传承的汉紫工艺，无法自己加工制作，只能通过秦、戎高层间的互换交流获得。后来，伴随着秦、戎关系的恶化乃至战争冲突，这种和平时期的交流方式也就此中断，琉璃杯也就成为了见证这一和平时期的信物留在了西戎。
此外，作为深受草原文化影响的游牧民族，西戎居无定所的民族特性以及当时频发战争冲突的社会大背景，也决定了西戎民族在物品的加工和制作方面应更加注重于实用性与便携性。而传承了商周大国礼仪文化的先秦，势必比戎人更注重于生产琉璃杯这种彰显大国礼仪身份的器物。因此，笔者更倾向于琉璃杯出自秦人而传入西戎的推断。
图为马家塬遗址出土的金凤鸟纹银带扣
那么，作为游牧民族，西戎有没有与同时代的域外民族接触呢？就这一问题，相关专家也做了大量的考证。马家塬战国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蜻蜓眼式玻璃珠，其成分经检测主要为钙、纳元素，这就有别于琉璃杯的铅钡铝硅酸盐成分，而与同时代中亚一带出土的玻璃器物一致。这也佐证了当时西方的玻璃器物已经传入我国，那一时期，西戎民族亦有可能已经与中亚地区有了一定的贸易和文化的交往。研究人员在对马家塬墓葬出土的动物车饰件、金银佩饰、人形陶俑等研究中发现，其形质特征与当时中亚地区出土文物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墓地出土的大量金属器物，其工艺制作与埃及、地中海、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和波斯等地的早期传统装饰风格与工艺相仿，带有明显的域外文化特征。
由此推断，当时的西戎，东与秦交往，南则跨越了天山山脉，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有了一定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互动，也就是说在战国中晚期或者更早时期，西戎地区就已经作为中西经贸文化交流的中介，连通了中亚—新疆—关中—中原这一古丝绸之路的北部支线，古丝绸之路的雏形也就此形成。一盏琉璃杯，随想多少事。当年金戈铁马，驰骋关陇的西戎民族，在与秦的长期共存与斗争中，逐渐被征服、融合，乃至同化，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吸收、融合了周秦及域外民族特征的多元西戎文化也随之融入了古中华大文化圈，与各民族共同铸造了我国璀璨绚丽的华夏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