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成蔚丨首都圖書館藏清抄本馮銓《獨鹿山房詩稿》考論
首都圖書館藏
清抄本馮銓《獨鹿山房詩稿》考論
黃成蔚
黃成蔚，男，1988年生，文學博士。中國計量大學講師。主要研究明清文學與文獻。
摘 要：馮銓是晚明閹党重要成員，由於其政治身份之故，其著作或不被重視保存，或遭有意毀棄，多所亡佚。而現藏北京首都圖書館的《獨鹿山房詩稿》是目前所知海內外唯一存世的馮銓著作集成，堪稱孤本，同時也是馮銓文史研究的第一手珍貴資料。在目前所能見的有關馮銓的研究論著裡，皆未及引用《獨鹿山房詩稿》中的內容，因此本次發現，是首次對馮銓《獨鹿山房詩稿》文本的挖掘與研究領域的開拓。另外，通過對馮銓詩稿的深入研究，發現了許多未曾見於史籍的重要資訊，如馮銓抗擊李自成起義軍的經過、他在罷官還鄉後的政治交遊活動，以及其滿妻的身份等，可補史料之闕，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字：馮銓；獨鹿山房詩稿；明末清初；以詩補史
馮銓，字振鷺。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1595），北直隸順天府涿州人[1]，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初授檢討。天啟五年（1625）夤緣魏忠賢，以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次年晉戶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參與編纂《三朝要典》，崇禎帝即位後即被治罪罷官為民。順治元年（1644）降清，一直備受多爾袞及順治帝的信任，官至禮部尚書兼中和殿大學士，加太保致仕。康熙十一年（1672）卒，諡文敏，但隨即被削諡。
由於馮銓在晚明黨爭中加入閹黨集團，在崇禎初年欽定逆案中列名“交接近侍又次等”，受到了“坐徒三年，納贖為民”[2]的處分，史籍對他的評價更是“明二百餘年國祚，壞于（魏）忠賢，而忠賢當日殺戮賢良，通賄謀逆，皆成于（馮）銓。此通國共知者”[3]。另外，在清軍入關以後，馮銓不顧民族氣節，“以銓降後與之獬、若琳皆先薙發”[4]，所以無論在當時或後世人看來，馮銓都是一個人格卑劣的奸臣。而對於馮銓的著作，往往因人廢文，不僅得不到較好的保存或傳播，甚至遭到了有意毀損。根據著錄情況可知，馮銓的著作有《獨鹿山房詩稿》和《瀛州賦》，其中《瀛州賦》目前已不知下落，經筆者搜尋，得知《獨鹿山房詩稿》現藏於北京市首都圖書館古籍部，並在古籍部工作人員的熱情協助下，獲得了清抄本《獨鹿山房詩稿》的複本，以資學術研究。這個本子是海內外現存唯一的馮銓著作集成，堪稱孤本，甚至連《中國古籍總目》亦未著錄。同時此書也是馮銓研究的第一手珍貴資料，在目前所能見的有關馮銓的研究論著裡，皆未及引用《獨鹿山房詩稿》中的內容，因此本次發現，是首次對馮銓《獨鹿山房詩稿》文本的挖掘與研究領域的開拓。筆者即以文本研究為基礎，擬對此書的版本情况，以及書中有關重要發現進行論述。
《獨鹿山房詩稿》是目前已知馮銓所著詩歌的全集。清抄本，全書無序跋，共115頁。首頁殘損，導致本頁一半內容丟失；最後一頁左上角有殘損，脫三字，其餘諸頁上的文字皆保存較為完整，每頁八列，每列至多二十字。全書共有詩261首，分別為四言詩16首、五言古詩15首、七言古詩12首、五言律詩51首、七言律詩71首、五言絕句7首、七言絕句89首。詩集中詩歌，每一類都大體按作詩時間先後編排，其中有明確紀年，時間最早的一首是七言律詩中的《初至孟津應道詩》，詩題下注“時十四歲”，按馮銓出生于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1595），此詩當作于萬曆三十六年（1608）。而時間最晚的是七言絕句中組詩《哭訥藍內子[5]》，這組詩是悼亡詩，作于馮銓妻子逝世之後，同時這組詩也是《獨鹿山房詩集》中最後的詩作。關於馮銓妻子逝世的時間，據詩集中七言律詩的最後一首《為滿洲內子蔔葬》之詩題下注“己酉春”可知，此“己酉”當為清聖祖康熙八年（1669），則其死期至晚為康熙八年春。而這組悼念亡妻的詩作，應皆作於康熙八年春之後，按馮銓卒於康熙十一年（1672），這組共有79首的悼亡詩之創作時間當為康熙八年春至康熙十一年。所以，整部《獨鹿山房詩稿》中詩作的創作時間橫跨明清兩朝，從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到清聖祖康熙十一年，共曆65年，幾乎涵蓋了馮銓從少年到晚年的全部時間。下面就將《獨鹿山房詩稿》中有紀年的詩作列表以示，以便更清晰地呈現馮銓詩作的時代情況：
從表中所列詩作時間可知，除七言古詩採取了從清世祖順治八年到明思宗崇禎四年的倒敘排列方式外，其餘詩作都是按詩體進行編年排序的，即使是其中未標明創作時間的詩作，也大體符合順敘或倒敘的時間順序。從詩體的選擇上看，馮銓創作最多的是律詩，其次是絕句，再次為古體詩，從中亦可看出其創作傾向。
關於此書的版本，首都圖書館著錄為“清抄本”，但未著明是清代哪朝的抄本。通過對文本的細讀，發現五言古詩《夜坐同卜子甯、沈小休》中句“雨餘升弦魄”之“弦”字；五言律詩《益津感舊》中句“書見玄成笥”之“玄”字；七言律詩《懷上海劉明府》中句“清玄聰洽重劉楨”之“玄”字；七言律詩《先公生日悵然悲感（壬辰十月九日）》中句“窗虛蟲結故琴弦”之“弦”字；七言絕句《哭訥藍內子之第二十首》中句“書妝親自上琴弦”之“弦”字；七言絕句《哭訥藍內子之第四十二首》中句“弦斷鸞膠方可續”之“弦”字；七言絕句《哭訥藍內子之第六十首》中句“廣陵卻寄朱弦到”之“弦”字皆缺末筆，當為避清聖祖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之名諱。而七言古詩《美女篇（乙丑季春有此作，偶簡篋中得舊稿，因出）》中句“三峽泓源霏玉絮”之“泓”字並未缺末筆。按清代避清高宗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諱之規則，或將“弘”字改成“宏”字；或將“弘”字缺末筆。[9]可見此抄本誕生之時，乾隆帝尚未登基，所以無需避其名諱。而書中未出現有關清世宗雍正帝愛新覺羅·胤禛名諱之字，所以無法考證此抄本之誕生是否早于雍正時期。不過至少可以縮小清抄本《獨鹿山房詩稿》誕生時間的範圍，即不早於康熙十一年，即馮銓去世之年，不晚于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帝之登基，故此書確切來說應當是清代康熙、雍正時期的抄本。
除正文外，書中還有多處修改批註。存在三種情況：其一，直接在正文中修改，如抄本抄錄者將兩字抄反，或將原字抄錯，則隨即進行調換字序或改字，調換字序在原文上加入調序符號，改字或劃去錯字，將正字寫於錯字旁，或在錯字上修改筆劃，而將筆劃清晰之正字重新寫在出錯詩句正上方的天頭處；其二，疑正文中某字句有錯，但未在正文上直接修改，而是在存疑之詩句正上方的天頭處進行批註，如七言古詩《賦得東風已綠瀛洲草》中句“牽惹王孫弄芳草。拾翠豔陽多清空，□耀綺羅金丸飛。遠薄繍穀照清波”上有批註“自芳草以下至清波止疑錯”，但未于原文上進行修改；其三，在天頭上貼紅紙小簽，於簽紙上寫明錯在何處，或當如何修改，亦不在原文上進行修改。從正文和修改的字跡對比來看，正文與第一種情況都是端莊雋秀的楷書，當是抄錄者一人所為；第二種情況的字跡較潦草，第三種情況的字跡或較潦草，或較原文和第一種情況之字為稚拙，當皆出於他人之手，應該是抄本抄錄定稿之後，又輾轉流傳到他人手中，經至少一人批註修改之故，而第二、第三種情況的批註修改文字誕生於何時，則無法確知。
中國的詩史觀最晚可追述到唐代詩聖杜甫。此後，以詩為史或以詩補史的創作理念一直被關切時事民瘼的詩人們繼承並發揚着，“明清之際是天翻地覆的大時代，劇烈震荡的社會要求詩歌的寫作能與之交相呼應。詩史概念關涉詩歌與時代的關係，遂引起廣泛而深刻的討論……在他們激烈的討論下，以詩為史的詩史說激蕩人心，影響深遠”[10]。如明末清初的黃宗羲面對當時板蕩之山河，認為“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籍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台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社，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發，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還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11]可見詩歌在持詩史觀的作家眼裡，是歷史的補充，擔負着國亡史闕時記錄歷史，抒寫心跡的重要責任。
馮銓雖然在歷史上不以詩聞名，但他也和明末清初那些持詩史創作觀念的士大夫們一樣，用詩歌記錄着時代的悲劇和百姓的苦難，其中最能代表馮銓詩史觀的詩作就是《紀難十四首》七律組詩。如上表所示，這組詩從崇禎十六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佔河南始，經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起義軍攻破北京，崇禎帝自縊，一直到當年起義軍攻佔馮銓家鄉涿州，全家老少起而抗擊，遭到洗劫，進而馮銓於四月十日被起義軍所執入京。全組詩的創作時間首首緊扣，真實地記述了李自成起義軍一路進軍，攻城掠地，而明王朝卻被步步蠶食，直至京城淪陷，國祚覆亡，甚至連馮銓的家鄉也遭到了洗劫。給人一種山雨欲來、步步緊逼的壓迫感和危機感。通過對起義軍進攻沿途明軍官兵犧牲的描寫，亦將壓城之愁雲慘霧展露無遺。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問題，茲將全組詩錄於下：
紀難十四首
癸未七月河南事
清渭長河帶華嵩，轘轅伊闕鬱巃嵷。
誰教北地滋豺虎，竟使中州絕雁鴻。
禦史倒持斬馬劍，將軍潛解射雕弓。
年來嘔盡忠臣血，一夜西風萬事空。
癸未八月陝西事
天府金城百二山，何期銅馬度函關。
素車妄系秦王頸，朱芾仍排漢吏班。
渭汭秋聲鳴咽水，終南雲物慘淒顏。
可憐自古長安地，千里桑麻付草菅。
甲申正月山西事
秦晉相望阻大河，淮陰尚費未罌過。
繭絲已竭邱中力，戎馬何愁水上波。
四野陰風摧敗壘，三關明月照悲歌。
山川表裡依然在，鳥散魚驚可奈何。
甲申二月賊陷甯武關，大將軍周遇吉死之
不使岩關賊騎通，周家猛將本遼東。
焚書已作沉舟計，沒羽將成射虎功。
奮臂大呼天為怒，忘身殉節鬼稱雄。
夫妻部曲同特盡，日月雙懸照爾忠。
甲申二月賊至大同，巡撫衛景瑗死之
重樓百雉建霓旌，昔日中山壯北征。
群盜雖多烏合侶，官軍不乏虎牙兵。
中丞斷舌髯張怒，大帥甘心面縛迎。
伯玉曾稱衛君子，至今景瑗複垂名。
甲申三月賊至宣府，巡撫朱國壽等死之
宣府雞田接赤城，輔車唇齒切神京。
觀軍虎竹承新旨，大將龍旗空舊名。
蒙面喪心嗟若輩，刳腸斷首歎書生。
奸人為賊休兵力，來說君皇禪位行。
甲申三月昌平事
重巒萬迭護居庸，鐵壁金城不待攻。
邊塞煙塵迷野馬，陵園風雨咽寒松。
衣冠掩泣圖肥遯。弁鞈飛揚慶偽封。
千古興亡一回首，北邙原上草蒙茸。
甲申三月十九日事
興衰從古似迴圈，獨怪危亡頃刻間。
天運倏隨長逝水，地維竟絕不周山。
忠貞苦被桁楊死，亂賊欣誇黻綬還。
慷慨從容皆不乏，烏號但記寺人攀。
甲申三月二十三日餘被難涿事
涿鹿曾傳墨守名，赤眉狠顧未加兵。
緣知越石肝腸烈，故使狐泥肘腋生。
曠野麒麟悲道喪，寥空鳳鳥泣孤鳴。
杞人久已憂天墜，一片丹心萬死榮。
甲申五月初一日涿人殺賊
囊頭折肋備諸艱，生死存亡只此關。
鎬素雲淒揮涕淚，旌旗日麗展愁顏。
龍文盡吐連牛氣，鼠輩爭教匹馬還。
倉海君蒙饒力士，子房何用棄人間。
追憶甲申二月出師事
晉趙烽煙接帝京，群推綸閣出觀兵。
皋門袞冕親臨踐，祖道冠紳盡送行。
長子輿師甘辱國，涓人揖盜早開城。
咸陽宮室連天火，萬戶傷心恨未卒。
賊攻保定不下，力竭城陷，監視方正化、鄉紳張羅彥死之
上穀咽喉勢必爭，中山北望此堅城。
觀軍剖膽星同耀，光祿開心月共明。
攜手甘為巡遠死，垂芳何遜甫申生。
秋來故老趨祠廟，雲白郎山易水清。
太夫人罵賊，甲申四月四日涿州事
四朝綸誥太夫人，高閣長齋禮玉真。
石氣可能飛五色，丹心直欲正三辰。
倚閭事異王孫母，恤緯憂兼子叔身。
聊藉口誅伸義憤，家門禍難未須嗔。
甲申四月十日
鄒國選言敦取義，尼山垂范貴成仁。
時窮更得詩書力，世亂彌彰君父親。
諸子千行悲永訣，孤臣一死獲安身。
斷橋流水長堤柳，相送渾如執紼人。
馮銓因明熹宗天啟中閹黨的內部鬥爭，“以微忤罷去。莊烈帝既誅忠賢，得銓罷官後壽忠賢百韻詩，論徒仗，贖為民”[12]，創作此組詩時仍罷官裡居，但一直關切時事，並用詩歌記錄下那段慘痛的亡國歲月。詩中有對王朝興亡的無限感慨，有對流寇作亂的深惡痛絕，有對捐軀忠烈的熱情褒揚，也有對身處戰亂中之百姓的哀歎同情。可見馮銓即使被罷官在家，面對起義軍的步步緊逼和家國山河被漸漸蠶食，作為一個從小經受儒家忠孝思想教育成長起來的士大夫，也是渴望報國衛家，奮起抵抗的，即使被執也坦然視之。現存史料對馮銓從被罷官到順治元年被多爾袞征招複出之間的生活情況皆未予記載，史僅載“順治元年，睿親王既定京師，以書征銓，銓聞命即至，賚冠服、鞍馬、銀幣”[13]。似乎是馮銓不顧民族大義，主動投降清朝。殊不知馮銓亦曾有一段抗擊李自成起義軍，寧死不與之合作的慷慨之舉，事實也正表明，馮銓雖然投降了清朝，卻一直未曾向李自成起義軍投降，以至於其後“給事中龔鼎孳言銓附忠賢作惡，銓亦反詰鼎孳嘗降李自成”[14]，可見馮銓在未降李自成一事上一直理直氣壯，是有理由的。正史未載此事，而馮銓這組詩正好補正史之闕。
另外，馮銓對李自成起義軍的態度，在組詩中也是一以貫之的，他不僅褒揚了抗擊捐軀的忠臣，對畏敵負恩者之醜態也給予了辛辣的諷刺，如在《追憶甲申二月出師事》中，即批判了喪師辱君的李建泰，史載：“加建泰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從事。二十六日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日將午，帝禦正陽門樓，衛士東西列，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甚設。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禦史糾儀。建泰前致辭。帝獎勞有加，賜之宴。禦席居中，諸臣陪侍。酒七行，帝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即以賜之。乃出手敕曰：代朕親征。宴畢，內臣為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尚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行數裡，所乘肩輿忽折，眾以為不詳。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聞曲沃已破，家貲盡沒，驚怛而病。日行三十裡，士卒多道亡。至定興，城門閉不開納。留三日，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不敢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知府何複、鄉官張羅彥等並死之。建泰自刎不殊，為賊將劉方亮所執，送城中。”[15]而就在下一首《賊攻保定不下，力竭城陷，監視方正化、鄉紳張羅彥死之》詩中，馮銓通過與李建泰的對比，對英勇戰死的張羅彥等人進行了歌頌。當然，李建泰曾名列東林黨籍，馮銓對其批判是否夾雜著黨爭情緒，亦是可以討論的。另外如五言古詩《甲戌紀事》“築垣非不高，所賴戰骨撐。鑿池非不深，所賴戰血盈。戰骨今何脆，流血空縱橫”之句，憂國湣民之情溢於言表，最後融合對明廷失敗的軍事策略之抨擊與對百姓命運之憂慮於一體，痛言“慎密緘樞機，勿令氓庶驚”。凡此種種，馮銓無不融悲憤憂慮之情于述史之中，繼承並堅持着以詩補史，以詩證史的詩史觀。
1.唱和詩與崇禎中馮銓的政治交遊活動
現存史料對馮銓的記述，大多集中在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政時期，以及明亡後清軍入關，被多爾袞再度啟用之後。而中間的崇禎年間，史料中有關馮銓的記載寥寥，由於他被罷官在家，所以也就漸漸淡出了史家們的視野。但《獨鹿山房詩稿》恰能補充馮銓在這段時間內的行跡。除了上節中所述以詩補史的抗擊李自成起義軍諸事之外，馮銓作為明末清初閹党重要成員和文人，在這段時期內的交遊活動，亦頗具補史之價值。而這部分資訊，主要集中在詩稿中的唱和詩裡。以下即列表以示馮銓在這一階段內的唱和交遊情況：[16]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馮銓在罷官裡居期間，主要交遊活動的地點還是京畿地區，由於家鄉涿州離京城很近，所以家居的馮銓一直沒有與京城裡的人物中斷聯繫。如宮中宦官潘黃門、英國公張之極、太醫楊景垣以及駐守京畿地區關隘的武將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和周延儒與阮大鋮的交遊。馮銓與周延儒是萬曆四十一年癸丑科同榜進士，周延儒為狀元，馮銓位列三甲第一百一十四名，[22]後經館選，馮銓與周延儒同入翰林院，史載周延儒“與同年生馮銓友善”[23]。在《獨鹿山房詩稿》中，除了上表所列兩首與周延儒有關的唱和詩之外，還有五言與七言律詩《送周玉繩歸娶》各一首，應當是作於兩人剛中進士不久後。而從表中所列兩首詩的創作時間來看，再結合馮銓在罷官裡居期間大多生活在京畿地區等因素，可以推斷此時的周延儒應當亦在京城，所以二人唱和交遊比較便利。
周延儒于崇禎年間曾兩度在京城為官，並長期擔任內閣首輔。第一次是從“莊烈帝即位，召為禮部右侍郎”[24]開始，經過崇禎三年（1630）九月“延儒遂為首輔。尋加少保，改武英殿”[25]，一直到“六年（1633）六月引疾乞歸”[26]。第二次是“十四年（1641）二月詔起延儒。九月至京，複為首輔”[27]，一直到崇禎十六年“冬十二月，昌時棄市，命勒延儒自盡，籍其家”[28]。表中所列《謝周挹齋寄茶（七月三日）》正好作于周延儒第一次出任內閣首輔期間，而《贈汪文仲四旬初度步挹齋韻》或作于周延儒第二次出任內閣首輔期間，創作時間當在崇禎十五年或稍早時。原因如下：在五言律詩中有《至大龍門共陳子忠夜坐》與《大龍門樓台同高元戎、張參戎、陳都閫小酌》二首；在七言律詩中有《大龍門（八月四日）》與《大龍門樓台（從山海至大龍門樓台凡八百座，有名記）》二首。可知這兩組四首詩主題相通，當是馮銓同一次登臨大龍門樓台時所作。而五律《至大龍門共陳子忠夜坐》前一首有確切紀年的詩是五律《柳津莊（壬午七月廿六日）》，即崇禎十五年；而七律《大龍門樓台（從山海至大龍門樓台凡八百座，有名記）》後一首有確切紀年的詩是七律《癸未七月河南事》，即崇禎十六年。所以這四首詩的創作時間可以定位在崇禎十五年和十六年之間。而七律《贈汪文仲四旬初度步挹齋韻》與《大龍門（八月四日）》之間只隔了一首《佛洞塔（三月三日）》，而《佛洞塔（三月三日）》與《大龍門（八月四日）》當創作於同一年，因此稍前的《贈汪文仲四旬初度步挹齋韻》之創作時間當亦相隔不遠，再從馮銓所步周延儒之韻來看，當為文人日常相聚的唱和詩，而馮銓在罷官期間大多裡居於京畿地區的家鄉，所以若要進行文人之間的日常唱和交遊活動，周延儒當亦在京城為便，由此推斷馮銓的《贈汪文仲四旬初度步挹齋韻》即作于周延儒第二次入京擔任內閣首輔期間。
而事實上，馮銓對周延儒政治上的影響是一直存在的，如崇禎二年南京給事中錢允鯨在彈劾周延儒的奏疏中曾表示過憂慮：“延儒與馮銓密契，延儒柄政，必為逆黨翻局。”[29]周延儒的確與閹黨的關係頗為曖昧，如崇禎元年（1628）“溫體仁訐謙益，延儒助之。帝遂發怒，黜謙益”[30]，導致東林黨人錢謙益入閣無望。當周延儒謀求第二次入京擔任內閣首輔之際，“馮銓複助為謀”[31]。雖然馮銓與周延儒的唱和詩中並未言及黨爭政治，但兩首詩都作于周延儒在京擔任內閣首輔期間，至少證明馮銓雖然被罷官裡居，卻依然與當朝首輔保持著一定的交往關係，雖然馮周二人早年就有着不錯的交誼，但此時的交往唱和，即使馮銓沒有借周延儒以東山再起之念，單就協助周延儒複出一事，亦不得不引起政敵們的懷疑與警覺。同時亦可證明裡居期間的馮銓還是不忘與朝局發生關係的。
除了周延儒之外，阮大鋮與馮銓的交遊唱和亦頗引人注意。在《獨鹿山房詩稿》中，馮阮二人的唱和詩除了五言律詩《和阮集之百子山見寄之作（二首）》之外，只有一首五律《張房村遇雨展讀阮光祿詠懷堂詩》，而這首詩僅能表示馮銓推崇阮大鋮的作品（如詩末尾有句“不展驚人句，難消萬斛愁”），並非二人交遊唱和之作。可在阮大鋮的《詠懷堂詩集》中，可以看到多首與馮銓的交遊唱和詩，有《詠懷堂詩外集》中的《宴鹿庵相國西郊桴居》六首、《詠懷堂丙子詩》中的《遊仙詩寄鹿庵相國》二首、《詠懷堂辛巳詩》中的《柬鹿庵相國》二首。至於這些詩的創作時間，則《宴鹿庵相國西郊桴居》第三首中有“浩劫塵沙外，同時魚鳥親”[32]之句，可知是創作於黨爭失敗被罷官之後，按阮大鋮于“明年（崇禎二年，1629）定逆案，論贖徒為民，終莊烈帝世，廢斥十七年”[33]，此詩當作於崇禎二年之後，而《詠懷堂詩集外集》的刊刻時間為崇禎八年[34]，可知《宴鹿庵相國西郊桴居》六首作於崇禎二年至八年馮阮二人皆被罷官期間。而《詠懷堂丙子詩》中《遊仙詩寄鹿庵相國》二首與《詠懷堂辛巳詩》中《柬鹿庵相國》二首，則明顯作於崇禎九年（1636）與崇禎十四年。因此馮阮二人的唱和交遊詩皆作於同被罷官期間，而阮大鋮在罷官期間依然尊稱馮銓為相國[35]，不僅可以說明馮阮二人關係較密，且有著同黨之間互相肯定的情感因素在其中。
雖然在馮阮的唱和交遊詩中沒有明顯表露黨爭情緒的詩句，但這些詩大多寄託著閑雲野鶴般渴望歸隱林泉、親近自然的情緒，甚至還有著嚮往佛道世界的詩句，如阮大鋮的《遊仙詩寄鹿庵相國》二首即是實證。實則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黨爭留在他們心中的烙印，晚明的党爭導致朝政日非，而捲入黨爭並遭遇失敗了的士大夫們隨著仕途與自我理想的幻滅，他們詩文創作的焦點，從國家社會轉向了自我的內心，開始關注自然與生命個體之間的感應，嚮往超然物外的隱居生活，這種創作傾向漸趨抒發自我性靈的詩人們“大量詠贊佛道思想，高談學佛學道的心得體會，以至形成一種時代風尚”[36]，其實這種浪漫主義創作風尚的背後，充滿著黨爭環境下士大夫們的無奈與自我排遣。同時，還有着同一党爭陣營成員之間的相互認可，如馮銓在《和阮集之百子山見寄之作》其二中就有“朝有批鱗疏，家多擁鼻吟。書來明月夜，夢到白雲岑。著作千秋富，高名世所欽”之句。其中的“批鱗疏”即是指崇禎帝剛即位時阮大鋮所上的一道奏疏，史載“忠賢既誅，大鋮函兩疏馳報維垣。其一專劾崔、魏。其一以七年合算為言，謂天啟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37]結果楊維垣上了“合算之疏”，導致崇禎初東林黨重新掌權後，認為閹党阮大鋮以上疏為政治投機之法，且語悖東林，導致被降罪罷官。若不考慮阮大鋮本人的黨爭立場問題，單看他上疏的內容，還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同黨馮銓眼中，阮大鋮的奏疏則完全是觸怒了當權者的“逆鱗”之舉，一反世人對阮大鋮的負面評價，不但認可了他的著作，也讚美了他的名望。雖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同黨相援相憐的情感因素，但至少可以看出兩人即使在罷官期間也保持著較好的交誼。這些唱和交遊詩，亦證明裡居期間的馮銓依然與同黨進行着交往，可補史料之闕。
2.悼妻組詩與馮銓滿妻納喇氏之證
馮銓詩作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情感較為深沉真摯。除上述憫同道、憂家國的詩作外，最能表達他深摯情感的就是悼念亡妻的七言絕句組詩《哭訥藍內子》，共有詩79首。另外還有七言律詩《為滿洲內子蔔葬（己酉春）》一首，同為悼念亡妻之作，因此馮銓悼妻體裁的詩作，在《獨鹿山房詩稿》中多達80首，占全書詩作數量的30﹪，雖不排除滿妻乃皇帝賜婚，因此格外受到馮銓重視之緣故，但能在詩集中寫下那麼多悼念亡妻的詩作，亦足見馮銓對這位滿族妻子的情深意切。如在組詩中回憶兩人婚後琴瑟和諧的幸福生活，點點滴滴，並娓娓道來：
禮度從容閨閣宜，溫恭儒雅女中師。
每當對月臨風地，深憶齊眉舉案時。
芰荷池畔同攜酒，蘭蕙窗前對弈棋。
二十四年明月夜，一番思憶一番悲。
進而由回憶轉向愛妻已逝，知音難在的空悲，甚至痛不欲生：
松下濤聲隨玉指，溪山秋月入金徽。
伯牙先別鐘期去，流水高山空落暉。
月色徘徊知有恨，春光惱亂欲無生。
聽猿已下三聲淚，悲風還牽萬古情。
當然，這組詩的價值尚不止于說明馮銓情感真摯的詩風，更重要的在於可補史料記載之闕。史料中有關馮銓娶滿妻之事，僅有“況叨承寵命，賜婚滿洲，理當附籍滿洲編氓之末”[38]之記載，至於更多有關馮銓這位滿妻的情況，則史記闕如。清代前期滿漢通婚有着嚴格的規定，而馮銓由於在清朝入主中原後率先迎降，並且對清初朝廷完善典章制度和招攬漢族人才頗有功績，因此被破格賜予滿婚，本人亦被編入旗籍，以示清廷對功臣的重視與恩寵。馮銓對朝廷賜予的這份殊榮，也是感恩戴德，在組詩中有著多次表露，如：
鳳閣鸞台特賜婚，齊姜宋子出高門。
宜家不辱君王命，屬纊猶懷夫堉恩。
九重賜配天恩重，百歲偕歡海誓深。
俯仰追尋無報處，惟余皎日照丹心。
那麼，這位出自“高門”的滿妻是何時被賜婚嫁給馮銓，並且其真實的身份和家世究竟如何，組詩中給出了一定的線索。其中一首有句“芳年十四美雲環，愧我當時鬢欲斑”，可知此滿妻嫁給馮銓時為十四歲，與馮銓的年齡跨度較大。馮銓與滿妻的婚後生活，除上列詩中句“二十四年明月夜，一番思憶一番悲”外，另一首中亦有句“二十四年渾是夢，而今仍在杳冥中”，可知二人婚後共同度過了二十四年，而在《為滿洲內子蔔葬（己酉春）》一詩中可知，馮銓滿妻去世的時間當在康熙八年（1669）春或稍早。綜上所述，可以推斷，馮銓這位滿妻享年三十八歲，若按卒于清聖祖康熙八年推算，則生於明思宗崇禎五年（1632），于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被賜婚給馮銓。馮銓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1595），比他的滿妻年長三十七歲，他們被賜婚之時，馮銓已年屆五旬，因此自稱“鬢欲斑”。
至於這位滿妻的身份，馮銓在詩題中稱之為“訥藍內子”，在《獨鹿山房詩稿》以外的文獻中，皆未見有關馮銓滿妻姓氏的記載。查《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未見有“訥藍氏”者，恐為音譯訛傳所至，而音近“訥藍”者，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有納喇氏、訥勒氏、納賴氏和納喇氏，其中前一個納喇氏屬滿族，而後一個納喇氏屬蒙古族，下面略作簡介，按《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載：
納喇氏（滿洲）：納喇氏為滿洲著姓，其氏族散處於葉赫、烏喇、哈達、輝發及各地方，雖系一姓，各自為族。[39]
訥勒氏：訥勒為滿洲一姓，此一姓世居黑龍江地方。[40]
納賴氏：納賴系隸滿洲旗分之蒙古一姓，其氏族世居吳喇忒地方。[41]
納喇氏（蒙古）：納喇系隸滿洲旗分之蒙古一姓，其氏族世居阿霸垓，及科爾沁地方。[42]
已知馮銓之妻為滿洲人，故可將蒙古納賴氏與納喇氏的可能性排除。又據馮銓詩中“齊姜宋子出高門”句可知，這位滿妻的出身應當比較高貴，而訥勒氏僅為滿洲一小姓，尚稱不上“高門”，堪稱“高門”者，唯滿洲納喇氏，亦譯作納蘭氏或那拉氏，是滿洲八大著姓[43]之一，人才輩出。又馮銓在組詩中有一首回憶道：
當年二豎苦相侵，賴爾周旋幸再生。裹藥戴星朝帝闕，雙親正自望卿卿。
這裡的“二豎”[44]即指“疾病”，從後句中“裹藥”一詞亦可得證。馮銓在詩中追憶了亡妻當年為自己求醫問藥，幸而使自己轉危為安的歷程，表露了對亡妻之眷眷深情。同時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從“朝帝闕”一詞中可以看出，馮銓滿妻作為一個官員的妻子，有能力接近宮廷，甚至向當時的皇室求討良藥，替丈夫治病救命，可見這位滿妻的家世背景非同一般，若非高門之女，恐難以做到。因此馮銓滿妻出身滿洲著姓納喇氏，當屬無疑。至於馮銓這位出生著姓納喇氏的滿妻，究竟來自納喇氏的哪個具體部族，或是清初哪位朝廷公卿大臣的親屬，由於當時婦女社會地位比較低下，難入族譜，因而未得確考。但從詩稿中可證馮銓滿妻的生卒年及姓氏背景，亦足可補史料之闕。
馮銓等晚明閹党成員，由於受到傳統史學觀與倫理道德觀的影響，往往被歷代研究者們所忽視，甚至鄙棄。他們的著作，連同有關他們的史料記載，大多被歷史的塵沙所覆蓋，而真相也正在這層層覆蓋之下，越來越離我們遠去。閹黨中的確有不少奸佞小人，但閹党的本質依然是晚明黨爭中的一派士大夫集團，其中當有不少值得研究的人物和著作，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何況閹党中的許多成員，其傳統道德定位在今天亟需被重新審視。而要進行重新審視，就需要有材料作為支撐，現存史料由於受到傳統史學觀的篩選和修改，較難再有進一步的發現，而這些閹党成員留存下來的個人著作，由於直接反映着他們的情感思想，顯示著他們的人生軌跡，就成了可資研究的珍貴資料。他們的著作，往往留存不多，傳播不廣，有的甚至被有意毀棄，因此對它們的發現與研究，就顯得尤為迫切而富有價值。希望對孤本《獨鹿山房詩稿》的發現與研究，能引起學界對閹党成員著作文本的進一步重視和挖掘，讓歷史的塵沙漸漸被拂去。
注：本文发表于《古籍研究》第71卷（凤凰出版社2020年11月），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黄成蔚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