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平读《忠诚与反叛》︱“最具丸山真男特色的著作”

忠诚与反叛：

日本转型期的精神史状况

[日]丸山真男著

路平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年8月即出

丸山真男

（1914.3.22-1996.8.15）

文︱路平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这是日本近代以来绕不开的追问。讲座派和战后历史学从经济基础、权力结构出发，对天皇制展开了严酷清算；实证主义历史学多通过梳理宫中、府中、军部等势力的具体政治过程来考证分析；而从人的“思想结构和心理基础”入手剖析内在要因、批判天皇制，大放异彩的，则是丸山真男和所谓的丸山学派。

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春天，丸山从上述问题出发，以《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一文为起点，逐渐在战后日本舆论界崭露头角。他一反战中隐忍的抵抗姿态，高举战后民主主义的大旗，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大加批判，积极推动了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和“近代化”。我们亦不难从1950年代的和平问题、1960年代安保斗争的演讲、集会上看到他的身影。

丸山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手稿封面

丸山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手稿末页，所署日期3月22日是丸山生日，带有某种从战后开始新生的意味。

尽管如此，这个领域的活动被丸山称为“副业”（2018年重译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便集中了他在该领域的成果）。而被丸山视为“本职”工作的，则是他在学术领域里开创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从日本近世儒学的传统中求索近代思维的形成，《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0年初刊，已有中译本）便是其中一例典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该领域里的研究重点也逐渐从近代思维的形成，转向探索近代天皇制和支撑它的精神结构，继而综合地考察日本人的思维样式。

从战后出发，

审视近世近代的日本开国

翻阅《忠诚与反叛》（1992年初刊）所收录的论文，我们既可以看到丸山研究重点的转移，也可以看到他作为知识分子和思想史研究者的这两种面相。这是一部兼具战后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又充分展现了学术研究者缜密分析能力的著作。用为本书做解说的川崎修的话说，《忠诚与反叛》一书是“最具丸山真男特色的著作”。这本书也是丸山生前亲自参与编纂的最后一部著作，从最初的策划到最终出版一共历时八年。丸山精心选取了从思想史角度切入分析日本近世近代转型期的六篇论文和两篇有关方法论的文章。最早的一篇问世于1949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1977年，执笔时间横跨近三十年。从这本书中，我们既可以窥见丸山基于当下的社会现实而对研究课题转移的路径，亦可看到他始终如一的与读者积极对话的一面。

丸山真男下葬的墓地

书中收录的论文都是独立的，有着不同的写作环境和问题意识。如果把问题简单化，那么可以说这里考察的是：从幕末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期，面对日本被迫卷入国际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状况，日本的各种认识主体在思想上是如何认识、如何应对的。我们不妨将问题拆分为两类：其一，面对幕末的国际冲击所带来的深刻危机，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如何在新形势下重新诠释传统范畴、转变认识世界的方式、打破“封闭社会”的思考方式（第二、三篇论文），儒学者、国学者又如何以传统资源为中介，理解国际社会的诸多崭新观念、重构世界图景（第二、三、四篇论文）。其二，面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期中被唤醒的恶魔，其中有哪些有责任的认识主体，而这些主体又如何抵抗恶魔的低语？日本的开国之路虽然最终导向了毁灭，但回头望去，这条路上内含了哪些“开放社会”的契机、孕育了哪些能动的要素、具备了哪些向良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丸山和竹内好等战后知识分子经常把1945年的战败看成日本的另一次开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从战后出发审视近世近代的开国时，都在实践着爱德华·卡尔的那句“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从丸山身上，我们也不难看出，他总是立足于“当下”，亦即从他身处的战后社会出发，来把握过去的思想资源。不仅如此，他还引导作为认识主体的读者去思考，对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而言，该如何从过去的思想资源里学有所得，如何从过去的历史过程里读取关于当下的问题与意义。

从今日的研究成果出发，我们尽可对丸山提出各种批评。以史学领域为例，丸山所谓的儒学“体制教学”论早已为尾藤正英的《日本封建思想史研究》（1961）、渡边浩的《近世日本社会与宋学》（1985）等研究所纠正；而丸山将近世视作“处处都人为精心设计过的封闭社会”的认识（第三篇论文）、对近世自治组织的评价等，与现在的史学研究也多有龃龉。但时至今日，这些论文仍能为我们带来诸多思想史研究的启示，闪耀着难掩的光芒，不失为极有魅力的论文。在这里，我作为译者不妨抛砖引玉，简单谈谈最出彩的《忠诚与反叛》和《历史意识的“古层”》这两篇。《忠诚与反叛》的议题最能体现丸山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历史意识的“古层”》无疑充分展现了他身为思想史家的想象力，当然，这两篇论文带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

无忠节者亦终无叛意

《忠诚与反叛》是本书的第一篇论文，书名亦出于此。看到这个题目，读者可能会联想到武士的“无条件”忠诚，抑或天皇制下的“无责任”忠诚，或许还会将两者划上等号。在这里，武士的忠诚被丸山把握为无条件的忠诚（静态忠诚）与行动主义（动态忠诚）的悖论性结合。与儒教“君若不君，则去”的臣从道德或欧洲的主从契约关系相比，武士的主从关系诚然更强调侍从一方的侍奉，但武士“臣不可不臣”的主从道德，并非只表现为卑躬屈膝的奴隶式屈从或韦伯的官僚制式的恭顺，这个政治态度还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变为通过积极的行动让“君主”成为“真君主”的动态忠诚。武士的精神气质（ethos）被丸山把握为一种忧愤、自主与有骨气的谏诤精神，这既是楠木正成和赤穗浪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固执到底，殉其所信”的“抵抗精神”，亦是吉田松阴的“忠义之逆焰”。这种反抗精神是立足于对原理或具体个人忠诚的反叛，是有着内在束缚感与自发性的辩证张力的反叛。

丸山论文《忠诚与反叛》的残缺手稿

丸山准备论文《忠诚与反叛》时手抄的史料

文章梳理了在幕末维新期、自由民权期、明治二三十年代以及日俄战争后的不同历史阶段，武士的封建忠诚被回收至明治天皇制的过程中，各个认识主体是如何通过重新定义“忠诚与反叛”这种政治伦理来焕发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以此抵抗体制一方的顺逆逻辑或所谓的天皇制忠诚。福泽谕吉和民权派一面以封建忠诚中的“天下为公”“从道者兴”等公共原理为中介，质疑明治政府的合法性，一面又以封建忠诚里的自主性、抵抗精神和行动主义为据点，寻找能够自觉地把国家命运引为己任、真正忠于国家的能动主体。进入明治后期，天皇制的合法性基本得到确立，封建忠诚里静态的身份意识和恭顺精神为新的“臣民之道”所吸收，而继承了反抗精神的基督徒乃至明治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想家，则通过将原初的封建忠诚设置为官僚式服从精神的反命题，与天皇制下形式化的伪忠君爱国对峙。

丸山借他所讨论的人物之口指出：是不服从主义掀起了维新革命，淬炼出了近代日本。但同时他强调，这种抵抗精神是历经了自我内在的忠诚相克与纠葛后的反叛，所以应当注意，体制意识形态上的进步与反动，与自我内在结构上的顺从与抵抗，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日本的近代化一方面瓦解了封建忠诚及其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不断消解着这种抵抗精神。到了明治末年，不少“左翼”革命运动，尽管从体制维度来看是反叛的，但在个人维度上却意味着恭顺；而如三宅雪岭等“右翼”国粹主义者的忠君爱国，反倒始终建立在抵抗与谏诤的哲学上。丸山指出：卸下了自我内在的责任、挣脱了束缚后的反叛，只会是自我天性的爆发和肉体的乱舞，这种性质的反叛行动终究无法避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的集体转向，更无法有效回击天皇制的专权。丸山对忠诚与反叛内在结构的剖析，直指1930年代左翼人士的集体“转向”。

丸山在文中反复提到一个悖论：如果说武士精神气质里的“能动性在于'无忠节者亦终无叛意’，那么反过来，我们是否还能期待，连谋反都不会的'无气无力’之人民，会真正对国家心怀忠诚？”他从个人内在的精神结构出发剖析“忠诚与反叛”这种政治态度，试图从那个“无责任体系”里唤醒一种有责任感的行动主体。

《忠诚与反叛》论文的行文风格并非平铺直叙，原文本身也如一股“逆焰”般充满了能量。遗憾的是，译成中文后的论文，如同朽木撞钟，声音喑哑浑浊，难以还原本应有的那种清脆、有穿透力的声音。而《历史意识的“古层”》（1970）与《忠诚与反叛》正好相反，其叙述好比植物自然生长，石头生出苔藓，呈现的是一种平和中的力度。如果拿音乐比喻，《忠诚与反叛》就是呐喊的摇滚乐，每个节奏都掷地有声；《历史意识的“古层”》则是和谐的交响乐，通过不同乐器间的协奏，演绎出另一种有力度的乐章。

“持续奏鸣的执拗低音”

丸山真男是一位古典乐爱好者，经常把一些音乐术语引入思想史领域。在本书的第八篇论文《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1961）中，丸山将思想史家的工作类比为音乐领域里的演奏家，而“执拗低音”这个音乐术语，则被丸山发展为一种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经由本国思想史研究者的介绍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它是葛兆光老师思想史研究的“他山之石”（《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也是王汎森先生在近代思潮里重访的那种“执拗的低音”。不同的是，王汎森假借丸山的这一概念重访的是“过去一百年新思潮及反新思潮主导之下，被挤到边缘的历史及文化论述”，是“被新思潮压抑下去的学术论述”，是“被忽略的面相”（《执拗的低音》）。而丸山的“古层”“原型”“执拗低音”（同一个概念的不同称呼），与其说是过去或被追捧或被摒弃的具体思想资源，不如说是日本文化基底里无意中形成，又在无意中影响日本人的思维样式。

丸山论文《历史意识的“古层”》笔记

日本文化有很强的杂糅性，自古以来便从中国大量吸收了源于儒、释、道等等的各种观念，维新以后又从西欧世界摄入了诸种思想。在这些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对外来的文化原型做出“曲解”，进行“修正”，使它们发生“日本化”的思维样式，便是“持续奏鸣的执拗低音”，这是日本文化中“不变”的部分。每个时代的主旋律或许不同，外来的佛教、儒教、西洋思想等轮番登场，但执拗的低音却从未间断，并渗透到主旋律之中。

丸山是如何捕捉这个执拗低音的？它既是丸山像本居宣长那样，从神代里寻得的，又是丸山通过梳理在从古至今的文化接触中，日本对外来观念做出的“曲解”和“修正”范式中找到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将包含了宇宙起源神话的民族神话编入一以贯之的“历史”中，记纪神话的记述方式也因此介于纯粹的神话与历史叙述之间，并对日本人理解历史事件的方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基于这种假设，丸山从记纪神话的用字遣词里找出了生成（なる）、次（つぎ）、势（いきほひ）这三个基础范畴。

有机物自然地发芽·生长·增殖的“生成（なる）”，以“なりゆく（变迁）”的形式成为一个表现历史进程的日语基本范畴，指代那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变化”，用这种词汇把握的变化被认为与人的主体行为无关，被理解为一种自然的、客观的变化。“次”的背后则是一种“把世界把握为时间序列上的线性展开”的顽固构想。当“次（つぎ）”以“相继（つぎつぎ）”的形式成为固有的历史范畴时，我们熟悉的那种“万世一系”式的血统的无穷连续性也就此成为共识，并在日本的历史意识中扮演起永恒者的角色。丸山又从《古事记》的“天地初发”一词里找到了“势（いきほひ）”，这是世界基于“芦芽破土而出”的生命能量而相继生成（つぎつぎになりゆく）的趋势，是一种单方向的无限展开，一种客观上难以改变的发展方向。这三个不同维度的历史范畴，又以“つぎつぎになりゆくいきほひ（相继生成之势）”的形式约束了日本人的历史意识。

日本在与异国发生文化接触时，这些执拗的低音便会对吸纳而入的诸观念进行细微调整，甚至偶尔会在无意间，将旋律的整体基调都带上“和风的”韵味。这既让复古主义（遥远的过去成为历史的规范）难以在日本扎根，也与进步史观（未来的乌托邦为历史赋予目标与意义）不能完全和解。在古层中充当历史图景核心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现在”。过去是可以无限回溯的生成，而未来是满载了源自过去能量的“现在”，是从“现在”开始的“初发”。丸山通过梳理文献，证明这种以“现在”为中心的历史乐观主义，不仅体现在从古至今的历史意识上，还广泛渗透于日本人的生活态度里。

但丸山对这些“和臭”的梳理，不是对传统模式毫无保留的回归，抑或寻找日本文化的主体性，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鼓吹日本文化的“固有性”。寻找深藏在日本人思维方式中的执拗低音，是为了与经济高度增长后的日本社会现实进行对峙，是为了找到辩证法上的否定对象，从而真正地活用“传统”。原计划的古层三部曲（历史意识、政治意识、伦理意识的古层），最后只有历史意识的古层完成了。1996年在丸山的葬礼上，小提琴家天满敦子演奏了巴赫的《恰空舞曲》，这首以执拗低音为主题的乐曲，仿佛象征了丸山这一执着又未完的课题。

中文世界的首次完整译介

在丸山亲自编纂的《忠诚与反叛》问世前，该书所收录的《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1949）、《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1958）、《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1961）三篇论文和《忠诚与反叛》论文（1960）的前三节，已经由学林出版社的《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1992年初刊，区建英编纂、翻译）而为中文读者所知晓。但将丸山编纂的《忠诚与反叛》作为完整作品译介到中文世界的，这是首次。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肖海鸥编辑引进本书，很长时间都未找到合适的译者，在上海图书馆沙青青老师的推荐下，我不自量力地投了一份简历。管理丸山版权的丸山真男纪念比较思想研究中心向来对译者很挑剔，而我无论从翻译经验还是学术积累来看都资历太浅，我的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都与丸山和该书有一定距离，投出简历时根本没想到这个重任真的会落到自己肩上。丸山真男的思想史专著不好译，特别是该书的第七论文《历史意识的“古层”》，无论是其晦涩难懂的行文，还是西方哲学史脉络里的诸种概念工具，又或是他所引用的各个时代不同类型的史料，我本该有自知之明地知难而退。但作为丸山的忠实读者，这又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最终还是惴惴不安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这一年的翻译经历，既令我痛苦，也因智性挑战而让我兴奋、充实。除了准备研究报告的三个月外，我几乎全情投入在翻译工作中，每篇论文都重复改了多遍。但一想到在翻译过程中帮助过我的师友们，还是觉得现在的译稿配不上他们的善意。

对原文的理解一有困惑，我便去请教橘川俊忠和安田常雄老师。橘川俊忠是东大斗争时期丸山真男的学生，专攻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安田常雄曾任丸山真男和鹤见俊辅创办的思想的科学会会长，专攻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特别是橘川老师，仅就“古层”论文便用了整整一下午为我答疑解惑。今年疫情期间，因出行受限，我们改用邮件联络，每次橘川老师都会第一时间详细地解答我的疑惑。

我还要感谢我所在的东京大学日本史学研究室的师友们，特别是贺申杰、张郭原、铃木智行等人，在翻译过程中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与帮助。初稿完成后，上海图书馆沙青青老师、东京大学王钦讲师、九州大学顾明源博士、京都大学吉琛佳博士参照原文分别读了部分篇目，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我的前同事黄子超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提问，给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好友吴晗怡，她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理解和张弛有度的语言表达一直是我的榜样，要把日文的各种抽象表述从日语的思想史脉络里抽出来，置换到中文的学术语境里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这一年间在与她的交流里我学到了很多。在这个意义上，这项翻译工作是一根绳子，将人与人连接在一起。

但因为我的愚钝和懒散，译稿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为《忠诚与反叛》译后记，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丸山真男手稿图片来自丸山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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