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俦：一个小学生的大跃进岁月

一个小学生的大跃进岁月

文/徐宗俦

1958～1959年我在重庆市沙坪坝小学读四五年级，那时整个国家处于亢奋状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一天等于二十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超英赶美”……在让人热血贲张的大环境下，连小学生都被裹进了“大跃进”洪流，遑论其他！

去拣钢渣炭渣

1958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当年就要拿下1070万吨钢。于是，到处建“小高炉”炼铁，建“小转炉”“小电炉”炼钢，建“小窑炉”烧焦炭，建“小矿山”采铁矿……还要我们小学生去拣“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支援伯伯叔叔们大炼钢铁！

大约1958年国庆前后吧，那天，同学们按学校要求“自带工具、自带干粮”（我和很多同学一样带的是家里买菜的篮子，有的同学带背兜；至于干粮嘛，五花八门带什么的都有，我记得我是带了两个家里做的面粉饼子），一早就到学校以班为单位集合到“二钢”（后来叫重庆特殊钢厂）倾倒钢渣炭渣的嘉陵江河滩坝，去拣“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

我们光着手，在陡峭的渣坡上刨啊拣啊，后面是滔滔江水，还真有点怕滚下去。老师一再咋呼同学：“不要‘疯’，注意安全！”同学们也收敛起疯疯打打的德性，小心翼翼地在渣坡上爬上爬下。

更恼火的是，谁也不懂究竟哪些是“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只好按老师们告诉的那种“感觉”：反正“黑的、发亮的、重点的”就拣进篮子，装满了一篮子就拿去倒到一个大筐里集中交上去。中午时分，同学们就在江边随便洗洗手，啃干粮算吃了中饭。大约拣到下午两三点钟，老师一声“回家了！”同学们就一窝蜂地往回走。

在记忆中，“拣钢渣炭渣”先后去过两次。只可惜，那双因哥哥嫌小了穿不下而淘汰给我的半新旧“力士鞋”被钢渣炭渣戳破了。直到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那些“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还能不能再炼出钢铁来？“纯属无稽之谈”——这是我工作后向一位冶金专家请教所得到的权威而肯定的答复。

“没有‘炼干净’的钢渣和没有‘烧过心’的炭渣”能不能炼出钢的问题终于有了结果，而更大的收获是积累了人生的一个经验：违背起码科学常识的蠢事，小学生去干干，权当幼稚，人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原谅；不能原谅的是，在懂事明理以后还去重蹈覆辙。

帮农民抗旱

1959年上半年，老师说：因为长期没有下雨（当时大家都没在意，到底有好久没落雨），农村的庄稼“都快干死了”。“干旱”对城市小学生来讲，倒还是一个挺陌生的概念。接着，学校就通知我们自带脸盆之类的工具，到农村支援“抗旱”。

同学们一听说到农村去“抗旱”，蛮新鲜，都兴高采烈的。那一天（好像在清明节左右吧），同学们拿的拿脸盆、提的提小桶，走了好久的路，才到了当时一个叫“覃家岗人民公社”（大概就是现在沙坪坝区覃家岗镇的某个地方）的一个村子，任务是给麦苗浇水。

我们一看，离麦地并不太远就有不算小的水塘，水还很多。一开始，由于水源离麦地比较近，人人间距不到一米左右站成一排，像做“击鼓传花”游戏一样：老师在水塘边一桶一盆舀水，同学们一桶一盆向后传，队伍最后几位个子大点的同学就负责顺着麦苗行行浇水，再把空桶空盆逆向传回水塘……周而复始。

刚开始，大家做得也算认真，只是女同学端不动太满的水，不断打泼在自己或其他同学的衣服、鞋子上，好在天气比较暖和。久而久之，同学们就开始嘻哈打笑了，队形乱了章法。

随着水源离麦地渐渐远了，“击鼓传花”已经不适应，只好由老师在水塘边舀水，同学们自己端（提）水去泼，各自为战，结果大家偷懒图省力，就近泼水，远点的麦地少有人光顾。恰好有个农民路过，就说：“你们搞哪样？淹的淹死，干的干死。”

不久，就有公社干部来喊吃饭。于是，大家就拿着空桶空盆，尾随他到了“公社食堂”。我一看，食堂门口不小的院坝周围坐满了无精打采、手拿空钵空碗的农民和更多的娃娃。村干部对同学们说，你们先吃。我们拿着“公社食堂”准备好的大海碗和筷子，到一口直径足有一米多的大铁锅旁去舀饭。不知谁嘀咕了一声：“咦，清汤寡水的一锅红苕稀饭！”炊事员给每人舀了一大碗，碗里只有几坨红苕、数得清的米饭和大量清米汤。菜是没有的。

管它三七二十一，稀里胡噜喝下肚，饱了，解渴了。同学们每人才一碗，周围的大人娃娃一下子嘁嘁喳喳就围满了大铁锅。后来听说，有的大人小孩半天半天地守在食堂边，等着吃了一轮又吃一轮的“流水席”。

我一直纳闷：离水塘这么近的麦地为什么没农民去浇灌？后来，随着渐谙世事之后，才开始醒悟：既然集体的田地集体干，到头来干和不干的都一样吃红苕稀饭（不，红苕米汤），谁还愿干？真是“大锅饭，养懒汉”啊。

打苍蝇

“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即消灭麻雀、苍蝇、老鼠、臭虫。这种“除四害”力所能及的事情，不比直接去炼钢铁的体力活，小学生们自然不落人后。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打死的苍蝇数量，先报到少先队小队，再报中队（一个班就是一个中队），最后报大队（一个学校一个大队），还要统计并张榜公布，以示竞赛。

开始，我们班的每个同学每天大概就是消灭苍蝇几只十几只。哪晓得一看张榜公布的“战绩”，我们一个班四五十个同学一天才几百只，只有别的班一个人报的数字多。班主任就经常在同学们面前唠叨。

同学们自然也就心领神会了。人虽小，点子却不少，胆子慢慢练大了。后来，每天报的消灭苍蝇数字节节攀升：一个人一天报几十只几百只，甚至还有上千只的，而且精确到个位，并且随口就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心照不宣，睁只眼闭只眼，张榜公布的成绩也就不难看了。

后来想想，这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形势逼着小学生们学会瞎胡闹：虚报与浮夸。“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这样被彻底颠覆了。

“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

我开始接触“共产主义”一词，大概是在1957年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不远的重庆棉纺织二厂，听一位刚从苏联访问回来的劳动模范作报告。这位女工讲到苏联时很兴奋，我至今还留有印象的是，她说的大意：“苏联已快共产主义了”——苏联汽车多、高楼大厦多、有电话的家庭多、穿毛料服装的多、穿皮鞋的多、戴手表的多——“苏联小学生都戴手表”，这一点倒是足令同学们羡慕和议论了好长时间。

记得那次报告最后收尾的总结是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和很多人一样，几十年来都牢记于心。从那时起，人们就一个劲地巴望着“我们的明天”。

转眼到了1959年放暑假的前几天，学校老师就安排我们五年级同学们开始过统一食宿的集体生活，还说“这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记得还以农村人民公社为例子说：“人民公社已经不用各家各户煮饭了，都在食堂随便吃，不要钱不交粮……共产主义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养成集体吃住和学习的良好习惯，以适应“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

随后，学校让每个同学带一份“通知书”回去交给家长，大意就是要交多少钱，当时还没有粮票一说。也有好多同学私下嘀咕：不是说“吃饭不要钱”吗，怎么还要交钱？

自带行李到学校，先集中过“暑假生活”。我们于是都认认真真当作一件神圣的大事来照办了。现在想来，当时的家长和学生都非常老实，领导怎么讲就怎么信、怎么办。

学校按不同年级安排到不同地方。我们五年级有七个班，学生加各班班主任和其他几位任课老师共有三百多人。我们的班主任吴老师家里有两个小孩，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她才免于和我们一起去过“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

哪晓得，我们被安排住在距离我家直线顶多五百米的重庆大学附属小学的一栋两层教学楼里。这个地方原来是所“孤儿院”，才搬走不久，地盘划给了重庆大学开办附属小学，条件非常简陋。

男女同学分在不同的教室，床是没有的，课桌也被全部集中在一间教室堆起来，看来早有准备。我们只好统一睡地铺。好在重庆夏天热，把草席往地上一铺，就可以睡觉了。

睡觉的问题凑合解决了，吃饭怎么办呢？重大附小没有食堂，学校又不兴到重庆大学的学生食堂搭伙。就从我们沙坪坝小学隔壁的“全心食品厂”那里分早、中、晚三餐买回面包，发给老师学生当饭吃，连咸菜、开水都没有，就干啃。

由于当时重大附小里面没有人家，连自来水也没有。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前，只好到学校外面的公用自来水龙头排队洗脸、洗脚。我提出回家洗脸、洗脚，老师却说“不能脱离集体”。因此，到现在为止，我都会处处从“集体”着想，视脱离集体为耻辱，大概就是那时得到启蒙的。

原本这“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就不像现在“夏令营”那样有活动主题，仅是为了过“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而去集体生活的。

白天的日子还好打发：同学们或就在地铺上做“暑假作业”，或听老师讲辅导课，或听大家轮流讲故事，或在外面打“板羽球”、乒乓球、跳绳、疯疯打打……可到晚上就不好过了，因为小学生不兴上晚自习，所以教室里面只有几盏昏暗的白炽灯，大家只好躺在席子上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加上天气闷热，蚊子嗡嗡围着叫个不停，不到下半夜一两点是休想睡着的。更要命的是，只有十一二岁的我们都很容易想家，只要听到有哪一个哭出声来，就会引来一片抽泣……

这种状况让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越来越不适应：吃没有吃的，睡没有睡的，学没有学的，玩没有玩的，不到两天，同学们就越来越厌烦了。你想想看，重庆的夏天那么闷热，一天不洗澡都难过，况且已经两天多没有洗澡了，互相间都闻到越来越浓的汗臭气味了，那个难受劲啊！

我首先鼓足勇气，向老师提出：“你看，我家就在那里，看都能看见，我还是想回家吃饭、洗澡，其余时间再来住都可以。”

这一下子就惹得同学们纷纷响应，争先恐后地向老师提出“回家吃饭、洗澡”的请求。老师们自己肯定也非常有同感的，于是以学生的强烈请求为“由头”，向学校提出“放同学们回家吃饭、洗澡，正常上课时间和晚上再来过集体生活”的折中办法。

得到学校肯定的答复后，同学们高兴的劲头啊简直比考了个五分还明显，马上拿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匆匆回家了。

虽然老师交代在先：“正常上课时间和晚上来过集体生活”，但是同学们一走，反正又是暑假，哪个还愿意回来！校方和老师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信马由缰了。记得只过了三个白天两个晚上的“共产主义的学校生活”，就这样不了了之。

后来，这个“三天经历”成为经常在我脑海中回旋、挥之不去的典型案例：如果是这种想当然的、不要（哪怕只是轻视）家庭、没有物质和精神上充分保障的、凭空想象的“共产主义式”集体生活，我们还是把它抛弃的好。

作者近照及简介

徐宗俦，1947年生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九三学社社员，副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九三学社重庆市委“思想建设与理论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九三学社重庆市委老龄委委员。原贵州省政协委员、安顺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安顺市委副主委、安顺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2007年退休。现定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