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昌：街边那把红红的晴雨伞

街边那把红红的晴雨伞

文/张廷昌

（一）

离开那条老街已有些日子了，城市和岁月的变迁已让我对那里没了多少印象。但是，街边那一把红红的晴雨伞，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让我时时想起那条老街来。

那伞看上去很普通，与街边那一溜撑开的大伞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伞下的主人有些特别，他们是一男一女俩聋哑人。

夏日，山城灼热的阳光烤得沥清公路粘糊糊的沁油，迎面扑来的热浪，让人不得不把自己龟缩在封闭的空调室里享受清凉时，那两个聋哑人却坐在那大红伞下，一把老蒲扇不停地摇着，汗水在脸上流淌；

寒天，冬日的寒风让街上行走的人们不得不把脸紧缩在衣领中，疾步赶回家享受天伦之乐时，那两个聋哑人还是静静地坐在那大红伞下，男的一边哈着热气，不停地用他那双粗糙的手使劲搓揉着女的手，用一点微不足道的热量去温暖对方；一边用企盼的目光向街上疾步路过的人们比着手式，希望有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意。

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就会颤抖，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凄和难过，总把眼光盯在那伞下一对苦命人身上，脚步放得很慢、很轻。有时也会不经意地走上去，隔着一段距离站上一会儿，然后再默默走开，生怕惊扰了他们。

对那红伞，我是熟悉的；对伞下的人，我也是熟悉的。

男的姓姜，快进一个甲子年龄。他个子不高，稀稀拉拉的头发黑白相间，额头上刀刻式的皱纹，古铜色的脸，加上深陷在眼眶里那双失神的眼晴，看上去就显得特别清瘦和苍老。

女的姓章，近四十岁，背有些弯曲。由于她高度近视，长期戴着一副啤酒瓶底式的近视眼镜，走起路来就显得有些飘飘然然。

他们有一个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

以前，老姜在一家建筑队做泥水工，人极老实本分，干起活来默默无声不闻窗外事，其泥工技术还不错，在单位曾做过一个时期的质检员。可这些还是没有让他在下岗的浪潮中得以留下继续工作。

他是第一个被裁下来的，尽管他哇哇大叫，眼晴鼓得像气球，手式比划得翻天覆地让单位领导目瞪口呆，这都无济于事，最后仍然只得交工具走人。

下岗后，他擦过皮鞋，后来又去当“棒棒”。可他那手舞足蹈的讲价方式，在还末讲明意图之前，业务早就被人抢走了，如煮熟的鸭子飞挂了，只好一步步又重来。

女人下岗更早，是因为她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

这一对夫妻下岗后，经济更加拮据，日子过得更加窘迫。靠双方兄弟姊妹资助度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儿子在一天天长大，今后读书要花钱，两夫妻都有病，遇到生病住院又怎么办？何况兄弟姊妹经济都不宽裕，有的退休了，还都有一家人要生活，就算念在手足同胞情分上又能坚持多久？

在女人的母亲提议、双方兄弟姊妹的资助下，他们有了自己的“店”。其实就是用一点旧木料拼凑起来的售货柜，卖些香烟小食品饮料之类。

货柜被一把红红的大晴雨伞罩着，为他们遮挡烈日和风雨。于是，在那把红红的大晴雨伞下，两个无语的人便成了这条老街上的一道风景。

那“店”的位置靠近渝黔公路边一家私人饭馆门口。为了取得这“店”的经营位置，他们与餐馆老板约定：每天早上5点，老姜起来帮餐馆生火，白天还得帮忙干一些理菜、打扫门口清洁之类杂活，要不然就不让他们在此设摊。

有了这个“店”，一家三口的生活基本有了点起色。哪怕一天几元、几十元的收入，也足以让他们高兴，这是他们自己挣来的。

第一个月盘点下来，女人用赚的钱给男人织了一件毛衣，把对丈夫的关爱无声地织进了进去。

第二个月，他们给儿子买了一件外衣。儿子是他们的希望，应该让他穿得体面点。

两个人中，女的文化要高一些，在聋哑学校读了九年书。因此，进货都由她决定，进什么、不进什么全在她心中。

经历了几个月的练摊后，女人对一些商品的销路情况较熟悉了，也学会了与批发商讨价还价，有的物品进货价格总比别人要低那么一点，哪怕是几分钱。太凡在她经常进货的批发商那儿，都念她是一个残疾人，每次进货都不多，给人比划的手式他们又不是很懂，便懒得跟她计较那几分钱，权当做一点善事。

其实，并不是每个商人都会施善，那女人也曾遭人算讨过。不过，要是她知道了，在第二次进货时非同老板干上一架不可，理由还是蛮多的，搞得那老板非常难堪，只好补上原来的差价。

在越来越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各种竞争手段花样百出，制假、贩假、卖假屡见不鲜，禁而不绝。被制假、贩假、卖假的巨额利润所惑，一些人便不惜铤而走险，欺骗、坑害消费者。

在无数次的进货中，那女人也找到了进假货的门路。别看她听不见、没有语言，可心中的小九九算盘拨得哗哗直响。和一些批发商混熟了之后，她也想弄一些假烟来卖，因为一条假烟的利润要高出许多。在小心翼翼卖出一条假烟后，第二次进货时就大着胆子拿了十余条假烟，做着“如能卖出去今后继续卖，那利润就不止好几百了”的美梦。

殊不知没隔几天，就遇上执法大检查。街边那些经营户对检查的人早就认识，老远见他们进了一家店铺，就赶紧把自己的假烟藏了起来。只有那聋哑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检查人员来到摊位前才醒悟过来。

剩余的假烟被查了出来，除全部没收外，还要处以十倍的罚款，还要把人带到执法队去。那女人死死按住货柜，嘴里啊啊啊地指着其他摊户，那意思是“他们都在卖，为什么不去抓他们？”

围观的人们都同情她，帮着她求情，弄得检查人员无奈之下只把余下的假烟没收了。

（二）

假烟被没收了，购烟成本一下子损失了二千余元，无疑给这个家来了个釜底抽薪，多日积攒起来的一点积蓄眨眼就泡洗白了。那几天，两个人闷闷不乐像生了一场大病。可摊还得照常出，餐馆的火还得照常生，因为生活还得继续过。

可发生了更糟的事：老姜守摊的一天，收到了两张一百元的假钞！这真是雪上加霜，彻底击垮了他们的心理防线，两个聋哑夫妻第一次打了架。

那天傍晚，女人去了她大哥家。她对大哥的感情最深，小时候大哥没少背她。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听说解放军的医疗队通过针灸能使聋哑人开口说话，大哥每天就背着她，从江南到市区一家医院进行针灸治疗。

十几岁的大哥像父母一般呵护着她，有时偷偷省下坐车的钱，给她买一支冰棍或一根棒捧糖。只要走累了，大哥就把她放在背上背着走。大哥背上的汗珠在她记忆里是那样晶莹剔透、滚圆滚圆的，还有一点咸味。冬天，她趴在大哥的背上，大哥的背是那样暖和。去市区聋哑校上学后，刚参加工作的大哥总会抽出时间去学校看她。周末，大哥还会接她一同回家……

在她心里，心里的郁闷只有向大哥倾吐，也只有大哥能宽解她。

在大哥家里，大哥用笔和她交谈。告诉她：“做人要诚实，做事要奉公守法。卖假本是一个错误，被没收应该。没罚你，是看你是残疾人，算是幸运了。”

妹妹强调：“其他商户都在卖，为啥不收他们的？”

大哥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是一个教训，今后做生意千万不能乱来。利润是靠诚实换来的。”大哥告诉她：“他打人不对，你自己也有错。家要回去，毕竟是夫妻，要多想对方的好处。”

一直到很晚，她才在大哥的护送下回了家。

先前在他们“店”购物的顾客，很多人都念他们是残疾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意；现在听说他们在卖假货，就不愿意再照顾他们了。那一个月，他们的营业额下降了很多，两人仅存的一点笑容、还能开点玩笑的手式一扫而光。曾做着的梦，一时化为乌有。他们每天都垂着头，重又“沉默寡言”呆坐在那里。

只有街边那把红红的晴雨伞，伞边的垂帘在风中来回晃动着，日子在人们不经意中一天天向前走。

经过了这次教训，夫妻俩认识到：做任何事都得靠诚实，脚踏实地，跟歪风走邪路终究是会吃亏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重新老老实实地守着“店”，继续和生活抗争。后来一件偶然事情，或许是上天又在考验他们吧。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夫妻俩还坐在摊前，渴望着有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意。一个喝醉酒的中年人，跌跌撞撞来到他们的摊前买烟，并摇摇晃晃从皮夹里抽了一百元钱，甩给他们叫买酒喝，走时还把那皮夹子留下，说“不要了，归你们”，就在两个哑吧的莫名其妙中走了，叫不回来。

夫妻俩回家后，打开皮夹子，发现里面装有二千余元现金、三张银行卡、一张身份证、还有些诸如发票、收据之类的东西。

这飞来的钱财折磨了他们一晚上，直到早上也没有想通，那人为什么要给他们钱？最后他们决定，这皮夹子不能要，尽快交还给对方。

一大早，他俩揣着皮夹在摊上等那人出现，可一直没有等来。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等来。直到第四天，才见那人又来买烟，这才把那皮夹子还给了他。

原来，那晚上那人喝醉了，醒来记不起地方，以为皮夹子找不回来了。没想到，这两个聋哑人给他收着，还给了他。为表示感谢，那人非要给二百元作酬谢。夫妻俩推来推去，坚决不要。最后，那人在他们“店”里买了两条烟，算是对他们的感谢。

这就是我认识的，那红红的大晴雨伞下的一对聋哑夫妻，两个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他们无意间被社会恶习潜移默化跟着上当，尔后又凭着一颗正常人的心在金钱面前演绎着本质的善良。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已记不起那条老街的样子，但我始终记得那把红红的大晴雨伞，还有伞下的那两个无言的人。

作者近照及简介:

张廷昌，大专文化，1954年生于重庆。1971年毕业于南岸窍角沱中学，下过乡，1976年招工回城，经过从事基建工作及管理和下海经商的反复磨砺。2000--2004年中在市级经济期刊杂志社《经贸世界》任记者和编辑。写人物专访、经济评述，获经济文章二等奖。持有期刊杂志上岗证。2004年至2019年从事建筑工程管理，经建项目面积近90余万平方米，位至项目经理。目前闲赋在家，时提笔习文赋诗，丰富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