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开的“六字方法论”

作者以写二王为多，

岂不知二王的影子也一样要命。

但话说回来，写二王没错。

基础扎实的确很重要。

但书法的终极目的是写自我，

展示自我更重要！

记者：见到您很高兴，我们想请您谈谈书法的创作问题。

石开：众所周知，书法有三大问题，历史问题、审美问题和创作问题。创作有一定的规律，又有自由度，因人而异。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试着说说吧！

记者：那么先请您说一说规律的东西。

石开：一般来说，书法有三阶段，一是童子阶段，二是学习阶段，三是创作阶段。童子阶段大约是指五岁到十三岁之间，握笔临帖写毛笔字。老辈书画家对童子功夫几乎是众口一词，说童子功夫可以奠定日后的基础。陆俨少先生曾亲口对我说，他老了，手哆嗦得厉害，但一握毛笔，一触纸就不抖了，这就归功于童子功。老先生还试图解释其科学性，说童子握笔是练习和调动手神经敏锐的最佳方法，可以终身受用。至于要不要在童子阶段做出成绩，倒没有讲究，而对日后的创作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许多书画童星，长大了都没有成就，看来就这理。因此我想到自己的童年，父亲规定我每天写字，但我没有兴趣更没有成绩可言。长大后，我进入书画这行学习，我握笔写字要比同学们来得快，各种点画形状都很容易掌握，才突然发现它来源于早年的所谓功夫了。但有无童子功不是绝对的，历史上既有许多有童子功经历的书法家，也有没有这个经历的，但几乎没有四十岁以后才握笔的书法家，这就说明握笔迟与早是有规律的。

学习阶段，是指理性的掌握技能的过程。童子阶段虽也学习但比较盲目，所以不宜归入这阶段。在书法领域，学习即指临帖，但单临帖是不够的，应该加上阅读，双管齐下，这个学习才有成效。学习阶段的时间因人而异，有人一辈子学习，有人浅尝辄止，这都是不正确或偏颇的。临帖和阅读，古人大约都在三十岁前完成，虽然此后也多有延续的，但精力多半已经转移。今人由于学制的原因，临帖和阅读都成了课余，但如果时间安排得当，方法正确，快者三、五年，缓者六、七年是可以完成学习阶段的。这已从历届艺术院校毕业生的实际技能的掌握得以证明。

创作阶段即意味摆脱临摹学习而进入表现自我、建立个人风格的阶段，当然，这并不表明不再学习与阅读了。对很多人来说，学习是一生的事情，但对书法的从业者来说，表现自我应该是第一位的。创作阶段又是一个意识阶段，只有真正意识到要为表现自我而努力的时候，这个阶段才算作开始。所以这个阶段不以年龄为界，与学习阶段也没有必然的递进关系。反之，如果过早意识创作的状态而忽视学习阶段的必须，则亵渎了学习和创作的严肃与理性，当然，其结果肯定是徒劳无效的。创作阶段还是一个无期的探索与工作的阶段，用一个现象来比喻，这阶段也是不断“充电”与“放电”的过程。由于每个进入该阶段的书法家其工作模式不尽相同，经历的时间长短也不同，其复杂性还有待揭示。但若以其中成功者的经验来总结，可以归纳为：坚持理想、认真工作。若以其中失败者的经验，则可以用思路偏差，机遇未逮来缓颊。

记者：您所说的表现自我，也就是作品个人风格化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得更详细点？

石开：作品个人风格化其实不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只要下功夫，有个十几年的功力，作品都自然会有一些个人的特点。但如果要写出没有前人影子的，其点画、结字以及整体章法都是自己特点的，那就比较难了。如果这样的作品还有正能量的审美作为支撑，那才是成就，是可以与前贤争席的成就。没有正能量的审美作支撑的个人风格，则多半是野狐禅小趣味而已。

记者：您能举些例子作说明吗？

石开：上海已故书法家王蘧常，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的章草别开生面，他自称无一字无来历，其实字字皆自出机杼。其古拙奇巧超然浑脱的审美足以在书法史留下浓重的一笔，虽然他的审美格局偏窄，属于小众的范畴。而与他同时代的宁斧成、费新我、黄苗子等人也都有非常强烈的个人书法风格面目，但都因为所支撑的审美力度不够，只能委屈落为小趣味之流了。

记者：看来审美在创作中起很关键的作用。

石开：是的，艺术是传达美感的，美感有各种各样，但大体还是可以分出正邪的。比如王铎、倪元璐、傅山、张瑞图。四人都传达出很出色的美感，但相对来说，王铎比较正一点。所以赢得的掌声也相对多了一点。入清以后，诸家在追求个人风格化的路上更增加了偏激的倾向，比如金农、伊秉绶、郑燮等人，都表现得很极端。今日有丑书之说，他们则是去日的丑书。但这种丑是丑中寓美的，经过时间的品味，终被时间认可了。而有的丑是丑中寓邪的，比如李骆公、张正宇、石鲁等人，他们的书法虽有极强烈的个人表现，但距公众的审美忍耐度甚远，因此也就边缘化了。虽然石鲁的书作曾卖出天价，但人们不会将他视为书法中人。这是很无奈的，也是公平的。

记者：去年举办的全国十一届书法篆刻展，您有什么看法？

石开：这个展览质量还是可以的，也可以说佳作触目皆是。就是个人风格化不理想。获奖作品中有一件用大字写赵之谦手札形式的，很引人注目，展示效果极好。可惜赵之谦的影子甚浓。凡是不能脱去前人影子的书家，历史给他的定位都是二流的，昔日的翁同龢，当时国朝第一，今日二流书家。有人替他委屈，也只能说他是二流之首。之所以二流，就是他始终无能脱去颜书的影子，影子要了他的命！而书写技巧远不如他的康有为，却不因“腕下有鬼”，也不因屡遭人贬损，还是被公认为一流书家。原因很简单，就是看不出他是学谁的，点画结字无依傍，挥写天然自家样。

十一届国展的入选作者以写二王为多，岂不知二王的影子也一样要命。但话说回来，写二王没错。基础扎实的确很重要。但书法的终极目的是写自我，展示自我更重要！

记者：听了您的说法，很受启发。那么写自我如何入手呢？

石开：首先要基础好，即经过临帖、阅读的阶段。没有这个基础，就像空中建楼阁，不会成现实的。

我有六字方法，很简单也不简单：归类、定调、开拓。

要表现自我先要知道自我，自己的个性是豪爽的，还是龟毛的，是简单一根筋的，还是藏小九九的。就简单说内向还是外向吧。性格内向的人不能去学外向型的字，既使一时见效，但最终无法走远。反之，外向的学内向型的字，也终难入静妙之境。现在问题来了，知己不难，难在字型的分析。这就要靠我们去分析理解传统了。比如王铎，我们要从他的字型去寻译他的个性，应该会得出如下的判断：外向型，做事认真但略有点优柔寡断。傅山，豪爽、玩世不恭、不拘小节。倪元璐，外向型，但遇事冷静，有点龟毛，爱开玩笑和突发奇想。张瑞图则张扬而拘谨，外强中干，但不乏平静优柔。当然这些判断不见得就准确，但我想十不离九了。见了前贤书风所藏的性格及性格的字型表现，仔细琢磨，认真体会，有体会便有收获了。以上四家都属表现型的书家，还有一种修养型的书家，风格比较内敛，比如刘墉、粱同书、王文治和弘一法师都属这种类型，其性格的表征也相对比较内向。另外一些怪癖型的如金农、徐生翁，疯癫型的徐青藤，我想是可望不可及的，就算了吧！

如果你看上一位经典的书家，觉得与之性情略近，是可以引为同类，作为参考对比和学习的对象的，因此名曰“归类”。

我们知道，交响乐首先要定调主旋律。书法要成一家体势，也必须有“主旋律”，否则容易支离碎散。黄宾虹晚年画山水，一再标明自己的画为“浑厚华滋”，而实际上这四个字确实概括了他的美学思想和画面的意境。此亦定调也！书法要成就自我，无妨先定调而后努力去充实它完善它。

记者：您的六字方法论很有意思，想必是您的亲身体验吧？

石开：您说对了。我年轻时篆刻，对“奇逸”这个审美内容很感兴趣，一度定调为努力实现的目标。后来又对“冷艳”感兴趣。但冷艳不容易把握，因此效果也不见好。近十年来，我将“清、奇、古、厚”定调为进取的目标。其中“清”是我人生的态度，“奇”是我性情的长处，“古”是我对艺术的向往。而“厚”原是我所欠缺的，但自从“巧”被我列入贬义词之后，每每以“厚”代之。厚的含义极为丰富，不仅反映为人处事，也是为艺的至境。南方出生的人大多灵巧太过，移居北地垂二十年，“厚”是我最大的收获。我目前的书画印诗如有寸进，很多得益于所捕捉到的厚的消息。

记者：我们谈话中，您多处说到阅读，阅读对创作是什么关系？

石开：书法是我们民族文化的DNA。有志从事这个事业的人，应该以当一流书家为使命，而当一流书家则必须会写文章和文言叙事。这是一流书家的附属条件。而写文章则须要阅读。所以阅读是这个事业的基础之一。不文的书法家很难想象能走进高层。

我的回答有点诡辩的意思，但事实如此。当然，还有点针对当下书坛而言，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