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之用·黄开泰讲中医天命篇
文化要用，才能产生人文价值。不同文化，运用文化的原则不同，方法不同，逻辑规范不同，更重要的是运用的实际对象不同，目的不同。
中医之用，以“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为基本原则，辨证论治为临床方法，病机为逻辑规范，活生生的人为实际对象，维护生命之和为目的。
认识人，知道生命，才能运用中医理论。
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是现实的，是个体的，联系于天地自然、社会人事，阴阳神气、动态变化，协调于天地气交气化，具有非静态、差异性的特征。因此中医之用，必须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
在中国文化和中医学，人皆为文化的主体，是文化服务的实际对象。
人，生命是完整的，多维时空动态关联，因天地而变化，应社会而生活，昨天的不是今天的，过去的不是现实的，临床的不是实验室的，生命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就在活生生的人的身上，不在理论之中，无法标准，不能规范。
运用中医理论，临床辨证论治，“谨候气宜”、“观其脉证”，获取活生生的人的疾病现象与生存环境的具体情况，去求证、判断疾病本质——实际的病机性质——证候，确定治疗目标。
中医遵天地之道，创辨证论治，有一系列的临床规范。中医的临床规范，不是对就诊病人的病的规范，而是对临床中医的思维规范，规范“观其脉证” 的诊察方法，规范“知犯何逆”的病机思维，规范“随证治之”的治疗目标。
《黄帝内经灵枢·逆顺肥瘦第三十八》：“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1]，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
把握自然逆顺之态势，因势利导而用之。“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自然高于文化，生命高于实验，客观高于主观，不循自然之理，不遵客观之实，临床就是“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水”，欲“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不可能也。
中医理论，是“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的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理论，其辨证论治“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中医在实际之中，服务于人，用于临床，有规矩，有绳墨，有章法，以活生生的人的“阴平阳秘”的因应协调性为实在。
西化中医们拜物崇洋，把辨证论治污蔑为漫无边际，随心所欲；把“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中医，被讥讽为言必经典，故步自封、不求进取。
什么是故步自封？
故步自封，是指用过时的老步子来约束、封闭自己。按照这样的解释，西方文化、形态医学才是故步自封的文化，物理法则、追求财富的文化之术数千年没有变，实验室、显微镜逻辑的实践运用数百年未变。
所以西方文化可以先有理论假说，然后找客观证据，理论在先客观在后。同理，形态医学先形成标准，确立规范，然后运用标准规范，进行临床医疗。临床指南在临床医疗活动中，是先在的，是权威的，不问男女老幼，不问地域南北，不管冬寒夏热，皆须遵循。
中国文化、中医学从客观到理论，所以运用中医首先要尊重客观，在保证活生生的人的客观真实的前提下，运用理论“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没有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真实，没有天地气交气化的自然真实，就用不好中医理论。
1954年石家庄乙脑流行，中医用白虎汤合清瘟败毒饮，无一例死亡，疗效卓著；1956年北京爆发乙脑，蒲辅周提出：“暑温有偏热、偏湿，伏暑，暑风和暑厥的不同，不能死执一方、一法、一药”，遂拟定辛凉透邪等八法。治有不同，方各有异，都与时俱进，所以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
西化中医，主观大于客观，迷失了文化方向，偏离了《黄帝内经》确立的天人相应的文化之道，使中医之用出现了大问题。实际对象不是活生生的人，是肉体形态；临床思维不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病理生理、药理；治疗对象不是证候病机，是指标、影像的器质性改变。学中医的，不懂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阴阳理论，不尊重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客观，不会在临床中运用中医理论了。
自《黄帝内经》、《伤寒论》以来，中医与时俱进，病机理论不断进步，各家学说枝繁叶茂。各家学说，是过去的中医，在中医之道上，运用中医理论的医疗实践的理性结晶，反映了中医尊重自然客观，尊重活生生的人的文化精神。
中医理论建立在人与天地自然的动态联系，生命之应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是很成熟、比形态医学先进的医学理论。张仲景“博采众方”、“平脉辨证”，创立辨证论治，确立了中医理论之用的临床模式。
用中医理论，唯有辨证论治；要辨证论治，唯有中医理论。不辨证论治，中医理论束之高阁，没有人文意义；没有中医理论，辨证论治没有规矩准绳。
学中医，用中医的关键，就在病机思维，在“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在“辨症求机”的可靠性。中药、针灸、按摩等等是治疗方法，证候病机是治疗目标，要明确治疗目标，唯有“辨症求机”；要获得有效的治疗，唯有“随证治之”。
在“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中，历代医家运用中医理论，发展了病机学说。金元四大家，清代叶薛吴王，历代皆有不同，有重先天，有重后天，有滋阴之理，有扶阳之理，卫气营血之深入，三阴三阳之传变，……。要用好这些病机理论，不能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只有尊重活生生的人，实事求是、求证病机。
“用”中医理论，“观其脉证”必不可少，“辨症求机”、“知犯何逆”必不可少，“方证对应”、“随证治之”必不可少。
病机理论是直接来自活生生的人的医疗实践形成的理论，客观性大于主观性。实事求是地“观其脉证”，“谨候气宜”地“审察病机”，把当时“辨症求机”形成的证候病机判断，作为治疗目标，该扶阳就扶阳，该滋阴就滋阴，该泻里就泻里，该发表就发表，补虚泻实，互补对应，中医理论才能运用到临床之中。
“用”好中医理论，首先要学好中医理论，养成中医思维，具备尊重天人相应的生命事实的临床态度，否则，根本谈不上中医之用。
走中医之道，用中医之理，干中医之事，要具备开放性的阴阳应象思维，修养开放性的“辨症求机”思维，在临床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求病机之真，求生命之是。
中医的客观对象是自然中的人，以阴阳应象思维为认识方法。生命之象、自然之象等“象”为客观基础，从“象”循气，知生、知死、知病之理。“辨症求机”思维是阴阳应象思维的临床运用，疾病现象为客观，证候病机为结论。因此说，不会四诊，无法获得“象”的临床资料，没有临床资料，“辨症求机”就没有客观依据，就无法运用中医理论。
很多有志于中医的年轻人，走进中医大学，感受到的是西医文化，形成了形态医学的依从性，形态解剖的客观性认同远高于五藏阴阳，生理病理的客观性认同远高于病机，中医理论就被实验客观、显微镜逻辑挡在临床之外。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中医的衰败是中医自己没有“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造成的，是中医之用偏离中医之道的结果。
疾病现象是医疗的客观依据，只存在于活生生的人。医学要为活生生的人服务，就必须具备开放性，尊重就诊病人的疾病现象，尤其要尊重病人自己的生命感应和反应，即所谓自觉症状。
“我命在我”！把实验指标、特殊影像的当成对象，病理生理当成治疗对象，这是肉体形态之道，不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的中医，四诊合参，将临床诊察到的疾病现象作为实际对象，中医理论之用，才能落在实处。
望，获得就诊病人当时的神、色、形、气和舌象；闻，获得就诊病人当时的气味、音声；问，获得就诊病人当时的痛苦与不适；切，获得就诊病人当时的脉象、皮肤、胸腹，以及患处的质地等等状况。
西化中医数十年，绝大部分中医临床只要形态的生理病理之真，不看动态变化之命，轻视自觉症状。所以中医院或者西医院的中医科，和西医没有什么区别，人机对话，一大堆检查化验，不望舌、不摸脉，甚至不问了。
西医之用要循形态之道，中医之用要循生命之道。中医日渐衰微，从文化层面上找原因，是中医之用背离了生命之道，走到形态之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