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三十八篇 辽国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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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辽代白瓷莲花碗。

图2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再加上特殊的气候条件，便产生了颇富北方中高纬度特色的辽地地表植被分布群落。
以现代的地理区域划分，今辽、吉、黑三省及包括内蒙古东部四盟市在内的东北地区，辽代时为东京道、中京道大部及上京道东部所辖。这一区域的自然植被大致可分为四个植被区：一是代表大兴安岭北部寒温带针叶林的“达乌里”植被区．其植被多为耐寒性的植物，如兴安落叶松、云杉，杜香等。二是代表东北东部山地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的“长白”植被区，其植被多为喜温湿性的植物，如红松、沙松、紫杉、风桦、色木槭、蒙古栎、紫椴、春榆、黄菠萝、核桃楸、水曲柳、红丁香、紫枝忍冬、细辛、人参等。三是代表东北地区南部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次生灌木丛的“华北”植被区，其植被多喜湿暖，代表植物有赤松、油松、麻栎、栗、臭椿、合欢，赤扬、八角枫、青檀及酸枣、荆条、小叶白蜡树、天女木兰、照白杜鹃、黄背草、白羊草等。四是代表东北西部草原草本植被的“内蒙古”植被区，多为耐干早物种，如羊草、长茅草、贝加尔针茅、线叶菊、棘豆、甘草、麻黄及大针茅、冰草、冷蒿、山蒿、小叶锦鸡等。
辽代的东北地区西部，即上京道东南部、中京道中东部及东京道西部一带，属于辽的腹地，根据辽代的历史文献记载，辽代前中期，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良好，植被覆盖状况颇佳。如上京临潢府四周，即今内蒙古赤峰附近，植被具有多样性特征，覆盖率很高。《辽史·地理志》即说，这里是“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即便是在大兴安岭南缘的两河流域及科尔沁等地，当时亦是无边的林海，千里峥嵘，万绿无垠，风吹树海，松涛滚滚。《辽史》上称之为“平地松林”。刻石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现仍保存在苏州文庙内的王致远所绘地理图中，在西辽河上游就标有松林符号。元代人袁桷曾著有《松林行》诗一首，描述辽、金、元时期这一带“千里松林”的演变情况。诗云：“阴阴松林八百里，昔日传言是界址。玄云卷甲天马来，雪兔霜狐先委靡。山前犬牙十六州，石郎屈膝轻相投。浅沙圆石古辙迹，草青草枯无尽愁。（枝干）拂天镇南北，万井燃松烟似墨。大车（轳辘）龙角全，小车轮囷（qūn）束矛戟。松花落子芽复抽，不如昔日当道绸。采薪之人不辞劳，出郭十里争相酬。君不闻，雪山之西铜柱南，混同鸭绿成东渐。金山橐（tuó）驼争贡宝，剪取平林作驰道。”据有关学者考证，“昔日传言是界址”，指的就是辽建国前史书记录契丹人居“松漠”中的事情。“界址”为古松潢的西部边缘。“辙迹”，说的是在松漠的西缘有辽代契丹人生活遗存。但辽时的千里松林，到了金元时代，由于人为无节制地砍伐，巳失去了昔日的繁稠状态。此外，北宋时不少使辽的使臣，也目睹过辽中京、上京等地的植被状况，在他们的使辽作品中，亦多有记录和描述。如上京南部地区(今燕山北麓)，辽时为山林与草甸间布的植被状态，属半农半牧区，地表植物生长茂盛。宋人王曾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辽开泰元年，1012)使辽，他在其使辽语录中即记述道：“自过古北口，即番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柘……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羊、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亦有挈车帐，逐水草射猎。”山中的辽人以烧炭为业．足见当时林木之丰茂。辽代前期，居辽七载，后又逃归中原的胡峤在其《陷北纪》中，亦曾描绘燕北辽地的植被、气候状况。其中即有“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之说。表明辽时此地曾有大片的榆林。据考证，此地在今内蒙古正蓝旗西榆木山一带，辽时属西京道所辖。此外，胡峤还记述了辽上京潢水附近有汤城淀，“地气最温，契丹若大寒，则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软如茸，可藉以寝。而多异花，记其二种：一日旱金，大如掌，金色烁人；一日青囊，如中国金灯，而色类兰，可爱。”胡峤从上京出发东北行，至“袅潭”(今开鲁)附近，见到了那里以草本植物为主，灌、乔结合的植被状况：“始有柳，而水草丰美。有息鸡草尤美，而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自袅潭入大山，行十余日而出，过一大林，长二三里，皆芜荑，枝叶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无草。”
辽西京道和上京道的北部为今内蒙古和蒙古高原、草原地带，其植被以干旱，半干旱草本植物为主。上京道西北部山区亦有森林覆盖。如阿尔泰山地。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辽末金初时，“金山”(阿尔泰山)仍“松桧参天，花草弥谷”。另据元人刘郁《西使记》记载，金元之时，准噶尔盆地之西“山多柏，不能株，骆石而长”。说明辽代这一地区仍有天然山地针叶林分布。
辽西京道南部为黄土高原北缘山地，当时天然植被覆盖尚好，森林密布，多为落叶林，低山丘陵以栎林、杉林和灌木丛为主，山地上半部以杨、桦、槭、椴等落叶林为主；更高的山地则为寒温针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