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问道老子:何为“大道废有仁义”的“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39.问道老子:何为“大道废有仁义”的“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现代流行版本《老子》第三十八章原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道德觉悟境界高尚者,不刻意讲求道德才真正有德。道德觉悟境界低下者,刻意讲求道德实则无德。道德觉悟境界高尚者追求无为,是因为不有意为之而显得无所作为。道德觉悟境界低下者无所作为,实则是有意为之而不能如愿。追求大仁者有所作为而不有意为之,追求道义者有所作为则是有意为之。崇尚礼法者有意为之而得不到想要的回报,就会立刻挥舞手臂指责唾弃别人。因此,迷失大道者才会讲求道德,又丧失了道德才会追求仁爱,再丧失了仁爱才会追求道义,再丧失了道义才会崇尚礼法。所谓礼法,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忠贞诚信缺失的产物,而且是引发周期性社会混乱危机的导火索。这时,轮番登台传道授业的各路知识精英名流大师,都只是道可道非常道的“有形之象”表面浮华,也是愚弄催眠百姓大众的“心灵鸡汤”精神病毒传播者。所以,大丈夫总是能够守住大道淳厚质朴的“无形之气”,绝不追逐“有形之象”的表面浮华,从而始终保持道法自然朴实而不虚华的本性。

为了加深理解,我们可参考阅读一下《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在常人看来顺其自然就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实际上却是道法自然顺势而为无所不为。当政者如果能够照此道法自然以正治国,那么世间万物就会自我运化自然生灭。在运化过程中,如果有形之象与无形之气出现阴阳失衡,那么我就必须通过术为道之用来进行调整控制,从而使其恢复到纯朴无名的正常状态。使其恢复到纯朴无名的正常状态,就不会再出现系统循环发展失衡的问题。如果使人们都能够自我克制自私贪婪的欲望冲动,就肯定能够自我实现自身心态的安稳沉静,那么以正治国天下太平的局面就自然形成了。

以经解经,我们还可参考阅读一下《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段话的大意是,“三皇” 时代的天下治理方式,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以正治国道法自然处无为之事,人们几乎都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也就无所谓仁义道德。从“三皇” 时代到“五帝”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就是废弃“道为术之本”的“大道”而进入了“常道”。这个“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术为道之用”,就是以德治国用仁义礼智信教化百姓,再就是以法治国用暴力手段震慑百姓,再就是以智治国用权谋骗术愚弄百姓。“大道”被废弃了,才有了以德治国倡导仁义的需要。于是,善于玩弄智术机巧的聪明人就应运而生了。当人们“以假反假”相互欺骗成为常态化时,虚伪狡诈便会层出不穷了。当父子、兄弟和夫妇之间的家庭纠纷越来越多时,就有了以德治家倡导父慈子孝的需要。最后到了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混乱状态时,就更有了以德治国倡导忠信节操的强烈需求。

再联系上下文来看,尽管都是具有主观意识能动性的高级动物,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都是有着“上下五千年”同文同种的文化传承,而“三皇”时代与“五帝”时代的中国人思维习惯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今天的中国人与五千年前“三皇”时代的祖先们,更是存在着思维习惯的极大差异。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三皇”时代的祖先们是大道思维模式,而自“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以来,中国人都已经转变为常道思维。这个大道与常道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源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公私之变”。于是,就产生了“大道废有仁义”的“名可名非常名”。因此,在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当老子给“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中的人们讲道理时,常人们都很难听懂“道可道非常道”的“玄之又玄”了,更何况今天的我们。

如果要问,自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究竟是发展进步了还是文明倒退了?换句话来讲,究竟是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好,还是生活在奴隶制小康社会好?显然,所谓“回到某某时代”之说,本身就是回避“公私之变”问题本质的诡辩术。以中国式“道术用” 与“时势位”有无相生阴阳易变系统运动思维来看,就“道为术之本”的精神世界“无形之气”层面而言,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到“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公私之变”,肯定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道德堕落。就“术为道之用”的物质世界“有形之象”层面而言,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科技进步,肯定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再就道法自然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层面而言,从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均衡发展到奴隶制小康社会不均衡发展,肯定又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不知常妄作凶”。

纵观天下,自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以来,特别是从“民主法治”的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和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时代以来,再经“君权神授”的奴隶制古罗马帝国军事殖民扩张和中世纪基督教“神权专制”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又经欧洲“文艺复兴”和哥伦布船队殖民征服“新大陆”的奴隶买卖“世界自由贸易”狂飙突进,直至形成今天“美元霸权”金融殖民统治的民主法治“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全球化国际惯例“剪羊毛”体系,此所谓“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古希腊式大国崛起“修昔底德陷阱”天下兴亡周期律,就是私有化商业化拜金主义“神权专制”的“纸牌屋游戏”恶性循环。这种“战争武器决定资源配置”衍生的“货币工具决定资源配置”国际惯例体系,也依旧是道法丛林法则自私物欲弱肉强食“兽之道”的“术万变而道不变”。

令人遗憾的是,自“鸦片贸易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精英“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屡战屡败,又给中国人增添了崇洋媚外的西方式思维惯性。事实上,不管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道思维,还是“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常道思维,中国人的大道之理最终都归根于自然天道。中国人谁也不会认为,自然天道必须服从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的“道可道”。而不管是神灵崇拜还是科学理性思维,这种西方式“普世价值”最终都归根于常道思维的“自我逻辑”。问题恰恰在于,当中国人的常道思维接轨了西方式思维惯性之后,却同样会认为自然天道必须服从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的“自我逻辑”。甚至还会鹦鹉学舌地说,老子所传的大道原本就缺乏“哲学逻辑”,呜呼哀哉!

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回望来路,究竟怎样看待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不仅仅是大道思维与常道思维的思维方式转变问题,也同样是解决当今世界不均衡发展危机的“众妙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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