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士泂]守“墨”成规——文化视野中的墨
摘要：在书写工具愈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围绕着墨（块）与墨汁之间的争论始终存在于书法与艺术圈内。一部分人坚持从古法规约出发，基于传统美学概念强调磨墨、墨法的重要性，在此过程中也表露了作品留存万世的愿望；另一部分人则秉持“方便”的概念，认为使用墨汁才是适应现代社会的最终选择。然而不容否认的一点是，两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秩序建构的各自实践，这种实践的基础就在于圈外人赋予墨与墨汁不加区别的文化意义。无论是固态的墨块（锭）还是液态的墨汁，两者作为一种文化表达的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仍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徽墨；墨汁；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表达；文化实践
向来以研究“人性”和“文化”著称的人类学，近些年来却似乎对于“物”的研究情有独钟。尤其是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编著的《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一书面世以来，更是将此类研究推向另一个高度。不同于以往单纯将物视为人类创造与劳力活动的结果，亦非把物看作是用来证明社会结构或社会存在的附属物而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此刻，物的生命史成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此研究框架中物本身成为研究之主体并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及其独特的价值与重要性。然而，已有的关于物的研究往往回答的是同样的物在同一/不同时间节点上，如何因生产、交换、流通等环节而产生的“商品化”、“再商品化”乃至“去商品化”的问题。却忽视了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当一种“物”的形态发生了改变之后，人们究竟会如何看待这种改变？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物的社会生命中占据何种位置？人们在消费此物的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本文试图借助中国传统书写工具之一的“墨”来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从墨锭到墨汁
徽墨的发展，让其一度成为中国墨的代名词。徽墨的主要产地为古徽州地区的歙县、绩溪、休宁、婺源等地，故称之为徽墨，其最早的发展历史要追溯至唐朝末年。《道光徽州府志》有云：墨出于歙之黄山，肇于唐末李超廷珪父子，自南唐以来贵之。据载，李超、李廷珪的姓氏由最初的“奚”变更为“李”的原因就在于造墨质量高而被唐末李煜赐予国姓，自此更是名噪一时。乃至于在宋朝时期，李氏所造之墨被皇帝作为赏赐赠与臣子，这点在《民国歙县志》也曾有过记载。而徽州地区制墨能取得此般成就，自然与其自身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中国制墨所用的烟料可分为两种，即松烟和油烟。松烟是最初制墨烟料最主要的来源，而徽州所辖的黄山地区在那时古松多且品质超群，无异于制墨的绝佳宝地。事实上，烟料的来源对于制墨的影响的确不小。最初墨的制作中心是在北方地区，例如唐代时期制墨地是河南府、岐州（凤翔府）、陇州、绛州、潞州、易州、燕州等地。然而由于制墨所需的松烟对于松树等材料的长期损耗，再加上来自战争的影响，在唐代末年时期制墨中心便由北方地区转移到南方。而后来徽州造墨所出现的“点烟于婺源、捣制于绩溪人之手、歙唯监造制研而已”这一局面，也主要是由于歙县地区的古松砍伐殆尽的缘故。随后在宋朝时期出现烟料的另一选择，即油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便突破了烟料的选择局限于松烟之上的的弊病。对于制墨者而言，烟质的好坏对于墨的质量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要想获得一块好的墨仍强调采用古法制墨。
（一）徽墨的衰微
事实上，即便是到1897年，徽墨也在中国市场乃至海外市场有着庞大的销量。这点从一则报纸的记载可见一斑。
据法国制造月报云，中国造墨处，集于安徽，其所出之墨，足供中国及天下各国之用。本年从上海运往欧洲者，约有二吨，计值法金一万四千方云云。查安徽全省，共得十二万五千方法里，夫有如许之大地以之制墨，诚可宝贵。其闻居民，约二十五兆人，但要知其人并非全作墨业。出墨处名休宁制墨厂胡开文之名，愈为天下皆知。休宁乃安徽最富之地，其土产并有产业樟脑二物。然而今所以论及安徽者，系因墨而起。闻此等墨系充欧洲绘画地图之用，为数竟至二吨，亦可谓大宗交易矣。
然而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进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大通商口岸的开放，大量被称之为“洋货”的产品进入中国这广阔的地域之中。古老的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所拓宽的殖民主义市场，而这所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遭到严重的侵蚀与损毁。在其强大的冲击之下，或无力反抗或最终妥协或直至最终消失。而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书写工具构成之一的墨，实际上也在这种冲击下显得如此羸弱乃至于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外来市场的墨汁、铅笔、与墨水相匹配使用的自来水笔、钢笔等新式书写工具所替代。曾经在中国传统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墨”此时愈加趋于默默无闻。
由于徽墨本身制造工艺繁琐、原材料的要求高，且“惟因徽省制墨者，均不欲原料输出，俾供他省之仿制。因此近十年来，各省制墨者，颇多取材于外国运来之洋墨，大致均系制造下等墨，不能与徽墨相竞争也。”因而在“宣统二年（1910），上海广户氏胡开文老板胡祥钧结交德商洋行买办，适用'坤和’'利康’牌西烟（工业炭黑）制墨成功，徽墨遭到外国资本的冲击。”换言之，一些商家在原材料供应不足或价格偏高的情况之下，最终选择外来市场的原料——洋烟。要知道，墨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各种原料的搭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传统时期制墨世家往往视制墨配方为珍宝而轻易不肯外泄，甚至出现“传媳不传女”之说，毕竟在他们看来女儿终究是要往外嫁，这样就能避免这份“财产”的外流。而无论原料如何搭配，“制墨首重制烟，古皆用松烟，近代改用桐油烟，洋烟输入后又多采用洋烟。”由于“墨店贪图价廉，纷纷改用这种进口的矿物质炭精的烟，质劣色昏，制成的墨，毫无光泽，质量比以往已是一落千丈了。”洋烟的使用对于徽墨制造来说不啻于一个极大的冲击。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洋烟相较而言具有价格上的优势，与当时整个殖民主义的背景有一定关系。“1853年起，清廷向全国征收税率为1%的商业税——厘金。进口洋货包括在租界消费的洋货，在交纳关税后也须再交厘金。”这种局面最终在1877年遭到打破，并且“中国政府不能向租界开征新税先河一情况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所改变。”而关税自主的提案迟至巴黎和会结束之后才被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提上日程。中国关税曾在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时间内由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所操控，洋烟想要进入中国自然也就变得相对容易了。而与此相反的是，“徽商设烟房于该厂丛山处，买桐油点烟，兼收麝兔等，嗣位美商垄断，点烟制墨，血本不保，只得改用舶来西烟，在内陆则纳统捐厘金，在海关又纳进出口税，重复征科，已超过百分之二十。”在这种挤压之下，徽墨也就走向了没落。最后造成的局面是：徽州地区的墨庄，反而从沪杭地区购置洋烟制墨，且产品的售价往往还高于沪杭。而本烟墨的成本则更高。
（二）墨汁的兴起
中国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一点是它通常是以固体的方式存在，这其中最好的解释也许是墨的发展历史之间的差异。不过有人认为墨汁的出现是墨业史上的伟大革新，而中国墨汁的发展实际上是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合力而促成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政府从鼓励实业发展的角度出发，从政策上予以支持。“民国时期，主管手工业的机构屡有变化。民国元年（1912年），北京政府将农工商部划分为农林、工商两部。该年12月5日，工商部即有《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的颁布，共13条。按照这项章程规定，凡发明或改良的制造品，由工商部考验认为合格者，得享有5年专卖权利，或给予名誉上的奖励，给予奖状。”在一份《咨：农商部咨奉天省长考验张实镕所制松烟及墨汁准给予褒状文》的材料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名为张实镕的商人由于制造的松烟细腻，而“墨汁亦无沉淀之弊。墨色均属鲜美，堪适使用”，因此作为主管手工业的农商部便向其发放了一纸褒状并且转饬给奉天省长以便查核并准予免税一事。这样的措施对于此类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由于在外来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的时期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抵制，政府为发展本国实业也曾积极号召社会提倡使用国货。这点可以从下面这则《训令：北平市社会局训令》材料中予以反映。
令各附属机关校馆处所：准北平市各界提倡国货委员会函请提倡购用龙泉孤儿院民声社等所制之墨汁、油墨、图钉各物品等，因转令遵照办理由。
案准北平市各界提倡国货委员会函称：
“准本市龙泉孤儿院，民声社，及永久家庭工业社函送该院社制造之墨汁、油墨、图钉等等到会，请予适用，并恳转函各机关提倡购用等语。查该院社送来样品等件，业经本会详加考验，颇合实用，足以抵制舶来品。除函复该院社外，相应检同原货样品，函请贵局试用，并恳通知各附属机关学校尽量提倡购用。”
等因，准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遵照尽量提倡购用为要。
局长 蔡元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指 令
北平市社会局指令第一七三三号
材料中所说的龙泉孤儿院民声社，其生产墨汁油墨等设备状况如何，规模多大等具体信息此处没有显示，但可以确证的一点就是其质量并没有达到精品的行列。这点从其他材料中可以得到佐证。“墨之出产，纯为徽歙，惟近年畅行之墨汁，则为本市制也。起初为一得阁一家，近则踵起多家，如龙泉孤儿院工厂等，亦能制造，行销甚广。然率皆粗陋。”但正是在“提倡国货”这么一种政策鼓励之下，北平市社会局才向其各附属机关下发了此则训令，并且指出“除分行外，合行令仰遵照尽量提倡购用为要”。毫无疑问，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是墨的重要消费者，而一旦墨汁替代墨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构成之一的话，政府对于墨汁的态度无疑对于墨汁的持续生产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朱一鹗才会如此说道：“国内昔日最大之主顾，为行政及教育各机关；今几皆为墨汁及钢笔业者所夺，使徽墨受一重大打击。”
第二，相较而言，墨汁的制作与使用简单方便且无需耗费太多时间。龚昂云曾提及墨的两个缺点，一则，“墨以不溶性之碳质为主要原料，为欲使其悬浊于液中，故制时必须与胶并用，因而其流动性不良。再则较粗之碳质粒子，每停留于纸之表面，而不能深入纤维之内部。故不良之墨，其字迹易用机械方法消去其一部。”二则，墨在“应用时必需用水研墨于砚台之上，取用究嫌不便。”相反，墨汁“不但制法简易，成本大廉，而且品质优良，使用又甚便利。因此需要增大，此业遂日趋兴趣焉”。而在当时，关于墨汁的制作方法大量刊载于期刊报纸之上，陈列的原料简易，制作方法也相当简单并且历时不长。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墨汁只是一种粗制滥造的下等品，但是必须承认的一点就是像这种简单易得的墨汁在当时被宣传的广度相当大。
众所周知，墨锭的制作过程异常繁琐并且耗时很长，一块合格的墨锭从其最初生产到最后产出至少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还被认为需要搁置三四年之后再正式使用是最佳时候。而制作墨锭的一些原料也受到了季节影响，例如，制墨所用的胶，便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才更适宜。“凡造胶制墨宜在正月、二月、十月、十一月。余月造者，大热则造胶不凝，制墨多碎；大寒则造胶冻瘃，制墨断裂。小墨尚可，大墨决不可为业。”而将胶、水等放在一起“和制”的时间，强调“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干”。此外，“刚烧好的烟，火气大，退火后做出的墨才好，退火，一般需要半年多，半年多的退火时间让现代人难有耐心，很多作坊是烟烧好立刻开做。这样做出的墨，火气大，易开裂。”由此可知，制墨的很多原料都有相对严格的时间限定，否则所造原料必然有损于墨的最后质量。而上述介绍的墨汁制造法却与此相反，不仅过程简单并且原料的取舍也很容易。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墨的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即，由原先的以墨块、墨条状的固态形式转变为液态的墨汁。
二、“守墨”与“弃墨”
面对墨的这种形态的转变，即便是如今的人们实际上对此仍产生了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认为应该坚持使用传统的墨锭，另一派则认为应直接使用更方便的墨汁。
（一）守墨
第一，坚持要使用墨锭实际上跟传统文人习文创作有着紧密联系，即研墨的方式。在晁氏的《墨经》中，曾谈论了研墨一事，其基本的观点便是：研墨不厌迟。其原文如下：
凡研墨不厌迟。古语云：研墨如病。凡研，直研为上，有研乃见直色不损墨。若圆磨，则假借重势往来有风以助颜色，乃非墨之真色。惟售墨者，圆研者。邪研，水常揖其半而其半不及，先所用者，惟俗人邪研。凡墨户，不工于制作而工于研墨，其所售墨则使自研之常优一晕。凡煤细研之乾迟，煤粗研之乾疾，凡恶墨研之如研泥。
正所谓：磨墨如病儿，把笔如壮夫。可见研墨在他看来是一个慢功夫的活，性子不能太急。甚至研墨必须要直研而不能斜研和圆研，否则会损害墨色，只有售墨的人才会圆研，而那些“俗人”则更是只会斜研。沈继孙在《墨法集要》中也宣称：“墨徐徐上下直研，自然无沫清澈，若急急纵横乱研，自然生沫渍腻。”由此可见研墨的重要性。而研墨之所以会有这般看似枯燥乏味甚至有点“非人磨墨墨磨人”的感觉，是与“意在笔先”这一中国古代美学概念有关系的。
王羲之曾说过：“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静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便是强调在下笔之前要对于书画的布局、字体的大小等各个方面有个整体的把握。而磨墨便是试图通过缓缓研磨的过程，以求达到一种文人所谓的“身静”与“心静”的状态，从而为即将开始的创作做好案前准备。对此，笔者的某一访谈对象曾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谈论了他的看法：
比如当我们把这水滴往砚台滴水的时候，刚开始把纸铺好、砚台摆好后，水一滴，什么都不想，然后拿起墨来研墨。为什么这个一斤墨里头要放二两珍珠粉，而且是野生的珍珠，那得多贵啊！就是为了研墨的时候滑腻，使得你不去想其他的，感觉到舒服、享受。蘸好墨，还得继续想，这是古代人创造的严谨，我写的这个东西重点在哪？甚至舔笔的过程的时候还在思考，构想好了，每一个字都想好了，多简单。挥毫泼墨，就是我之前想好了，意在笔先嘛！
在他的论述中，提到制墨过程中需要添加珍珠粉这一原料，从而使得磨墨之时有一种滑腻和舒适的享受。实际上，在制墨之时不仅会加入珍珠粉，还会加入一些麝香之类的香料，这样便能使得所制之墨散发出一种香味，对于墨的使用同样重要。而所有这些对于研墨以及墨的质量的要求，实际上都是在一种创作的基本理念（意在笔先）的指引下而作出的选择。在《林下偶谈》中甚至记载了“唐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汁数升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改一字，人谓勃为腹稿。”实际上也正是意在笔先的一种实践。
第二，不仅仅对于研墨有此般要求，墨的使用还讲究墨法。无论是书法家还画家都必须懂得基本的墨法、笔法。所谓墨法，直观解释便是懂得使用不同的墨画/写不同的东西。非圈内人可能会惊讶于墨难道还能分为很多种。事实上，在他们的概念之中一瓶墨汁根本就不能完成一款作品。笔者所访谈的徐氏，今年70岁，出生于扬州书香门第之家，不仅多年专研墨法并且还亲自生产宣纸和墨。为让笔者了解何为墨法，他便从齐白石老人画虾的故事讲起。
我曾在六岁之时跟随我祖父前往齐白石家中，当时齐白石老人当着我的面画了一只虾，使用了多种墨。虾身，为了表示它是活的、暖的，就得用暖的松烟，这是必须要画身子才用的。虾头则必须要用油烟，因为它是坚硬的嘛，还得亮，这样才能体现出这种硬度。他（齐白石）说：你看这只小虾这么小，我却得用三种颜色来表示。他说：你一定要记住，你看到的这么多，你都要用一种黑色的墨把他们画出来，你要让别人能看出来到底哪个是活的，哪个是死的，哪个是硬的，哪个是软的，哪个是冷的，哪个是暖的，你要先尝试那种墨。他当时没说这句话，但就是墨法。
事实上，这其中涉及很多美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单纯从墨的烟质来说，油烟与松烟因为取材不一样，所呈现的效果也不一样，在具体的创作之时的确需要选用合适的墨方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此外，墨汁在他看来是没有冷暖的，对于有些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使用墨汁，简直一度让他激动地想破口大骂。例如，他举了一个生活中很日常的例子：“在红白喜事，对应的是什么纸以及什么墨都是有讲究的。如果某户人家是举行婚礼，是娶媳妇这样的喜事，如果你拿一张白纸，你敢吗？总得用暖色的墨，写一些吉祥的话。墨汁无冷暖，有的人就是无论什么场合都使用墨汁。”苏轼就曾说道：“今世论墨，惟取其光。光而不黑，是为弃墨。黑而不光索然无神气，亦复安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然如小儿目睛乃佳。”这里所说的“光”与“黑”的问题便是与墨色、墨的冷暖相勾连在一起的。
第三，对于墨锭使用的坚持，还有一个原因便在于创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有留存万世的概念。目前收藏家所搜集的古墨，主要在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前，当然如果能找到乾隆年间的御墨就更好。而对于墨锭的保存也有很多的讲究。“古人养笔以硫黄酒。养纸以芙蓉粉，养砚以文绫盖，养墨以豹皮囊”，所谓豹皮囊便是用豹子皮做的袋子，使用豹皮囊藏墨，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潮，由此可见藏墨的要求之高。明清两代墨家多采用漆匣贮墨，乾嘉以后又在漆匣内衬以棉花，或将棉花盖在墨商，其最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潮。正是有此般讲究，墨锭的保存时间自然也就相对而言很长。对坚持使用墨锭的人来说，好的作品必须要用好的墨与好的纸等材料才可能能够流传万世。因此如果对于自己作品的保存的耐久性比较讲究的话，自然会选择好的材料。
因此艺术界存在此一共识：用现成的墨汁作画层次感较差，而且感觉很“燥”。相反，研磨出来的墨用起来之时便可以留住笔的痕迹，浓墨厚重，淡墨也能清而不薄。周作人在其《买墨小记》中曾如此说道：“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的就很不合适了。”当然，也有人戏称，今人如此热衷于使用墨汁的缘故在于墨太过“诚实”。如陈鹏举就曾谈论：
墨很诚实，用墨写的字，还有画，都清清楚楚，一切的瑕疵都是瑕疵，它不会掩饰，不会夸张。好墨，明亮、纯净，会真真切切地留在纸上，留在你让它留在的那里。水会化开去，墨不会化开去，于是水帮不了你的帮，这墨因为诚实，常让你很尴尬。
这里所谓的“诚实”实际上便是上文提及的墨能够留住笔的痕迹，因为墨能够显现一个画家、书法家的真实功力，对于一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说，一味选用墨汁也是一个避免尴尬之举。
（二）弃墨
笔者的访谈对象王氏，北京当地人，在墨汁厂工作已经三十多年，目前被工厂返聘回来作墨汁制造的技术指导工作。他给笔者转述了一个本厂员工讲述的关于墨汁是如何“方便”地解决了临时用墨的案例：
我记得是在1979年的时候，那会我还没进厂里头，我是80年代后进来的。听厂的老师傅说，那时候启功先生招待日本方面的客人之时，对方在吃饭期间就提议能不能让启功留一幅墨宝，因为对方吃完饭就要急着赶飞机回去。启功先生就说：那这研墨也不方便啊！研墨这会也来不及了。后来就想起来我们厂里曾经给他送过墨汁，他就赶紧把那墨汁取过来当场给人家写了。为此他还夸我们厂的墨汁特别好。
这在他看来，不仅仅是来自本厂的骄傲，实际上更是来自墨汁所具备的这种“方便”属性带来的好处。因此当他聊到墨汁与墨块之间的对比之时，便如此说道：
墨块现在很少人使用，因为它不方便，而且现在很多人在写超大字，他们称之为“榜书”。那个字特别大，用的墨要特别多，像研墨的话就很麻烦，研半天还不够我一笔蘸的呢。使用墨汁的话，是今天的潮流，适应今天的快节奏。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安徽那些墨店就跟我说，你那墨汁只能用来练练字，不能用来创作。我说：你们研墨不符合今天的潮流，研墨你要研多少呢，而且还要时间。
可以说，这是目前最为常见的关于墨汁与墨之间的对比。在他们看来，墨汁的使用是为了适应今天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方式，如果每次使用都要现场研磨的话，自然是不太现实的。而对于那些批判墨汁只能用来练习写字的声音，他们则采取不同品牌打造的方式予以回应。例如将墨汁的级别划分为高端产品、中端产品、普及型产品等；针对不同的使用群体划分为书画墨汁、日常书写墨汁、学生墨汁等。并且在产品介绍中强调含有紫玉之光、墨色状况、有浓淡墨之分等。换言之，墨汁所想要达到的最终效果其实还是以传统墨块所能达到的标准为标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基础之上，墨汁制作者才会如此宣称，不仅自己所造墨汁具备了原有墨块的优点，同时还具备了适应社会生活节奏的“方便”属性。
三、墨的文化表达
恰如钱存训所言：“墨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极为显著, 它不仅用于书写。且兼具艺术品质及学术上的地位, 向为文人学士所乐道。……在中国, 文字书写不仅是一项记录的方式, 也是一种艺术。” 不同于墨汁的液态形式，徽墨以块状、棒状等固态形式长存于中国书写工具的历史长河中，其带来的最大的可能性之一便是自身可以承载一些文化符号。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墨的制作样式本身具有很大的增补空间。因此，“在它们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了古迹、自然和奇怪的现象、历史事件、地理、宗教题材等事物的体现，事实上所有这些事物都源自于中国学者的兴趣。”尤其是一些“文人自制墨”，更是倾向于将自身的一些特殊喜好放置于墨的制作过程当中，例如上文提及的访谈对象徐氏，每年他都亲自前往安徽绩溪等当地墨厂制墨，并且在自己制作的墨块上镌刻上这些字眼：金非堂堂非金/金堂堂金堂飞金/笃异夫夫异笃/笃夫夫笃夫亦笃。熟知的人便知道，他将自己的名字嵌入进去。“文化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或者说大凡人造之物，都会在其上附着上某种的文化价值。因此，文化必然会透过物的表达而得以体现，这说到底不过又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且，凡是人造之物都会具备某一种的文化属性，即人造就了物品存在的意义。”这样的一种制墨过程，何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谓的物的文化表达呢！
虽然早已渐趋衰微的墨锭无法再拥有曾经在书写工具中占据的统治性地位，但事实上它仍旧被一部分人所坚持并使用。正如Lily Chia-Jen Kecskes在研究中国墨时曾说道：“一个对于墨的历史以及它在中国艺术和学术上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人就不可能全面理解中国文化。”坚持使用墨锭的人群一直强调古法规约的重要性，并且力陈应该使用墨锭而非墨汁的全部理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鲜明的“守墨”人的形象。在他们的概念图式中，围绕着墨而携带的一整套的价值规范，需要也必须被坚持。这批“守墨”人所坚持的实际上便是自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话语权而已。通过强调古人究竟是如何使用墨锭来创作、书写，借以表达自身所具有的正统性位置。这种地位即便在其他的书写工具侵袭之后遭遇到一定的动摇，却并没有从根基上将其铲除。正如有人曾表达此类观点：只要中国汉字还将继续使用，那么中国的毛笔与墨就不可能没有立足之地。
而在强调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的现代社会，墨汁的大量生产自然是适应这一变化的必然产物。但是它自身的销售乃至于使用逻辑却依然是遵循旧有的中国传统书法、墨法的逻辑。正如赵旭东、王莎莎对于陕西面食文化的研究所表明的一样：人们在追求方便的食物之时，面食本身的文化意涵并没有因此消失，人们在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造就和转化了传统的新形式。人们对于墨汁的方便所强调的逻辑实际上也是如此，通过更换自身形态以便积极适应社会发展的快节奏，以一种瓶装的配饰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墨汁，它不可能否定原本的墨锭。它自身仍旧被放置于整个传统书法、艺术的逻辑框架之中。因此，可以说这种争论并没有超越固有的文化逻辑，对于坚持使用墨汁的人来说，他们试图要做的是在“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用具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节奏而已。
当然，更为具体地说，这也是一种文人封闭性的集中体现。通过上文梳理“守墨”人的几大理由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磨墨的严格要求还是坚持秉持“意在笔先”的创作原理，乃至于最后对于作品存留万世的追求，我们都能明显地感受到这样一种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相当明显的“文化区隔”，借助于对墨的品质的要求、墨的冷暖的分类、墨的悉心存放与把玩，甚至可能会像清初藏墨家周亮工那般每年都“祭墨”。所有这些无疑都向圈外人展现了一种距离感十足的创作神秘性与封闭性。然而，墨汁的出现，似乎无意中破坏了这层“文化区隔”，对于所有使用墨汁的人来说，在具体的使用上并不存在如此精细的划分与使用要求，甚至有的墨汁的销售对象就是为一批“随便练练字”的人而生产。这样局面的出现对于秉持传统文化的守墨人来说，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嗤之以鼻。对于这点，布迪厄曾明确指出了其内在的逻辑：“当趣味要为自己提供充足的理由时，它就以全然否定的方式通过对其他趣味的拒绝表现出来，这并非偶然。”
结 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墨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种类似于文化象征的载体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以至于我们一谈论到墨之时，与墨有关的所有文化词汇都一一蹦出：文人墨客、墨宝、舞文弄墨等等。这一切无疑体现出墨本身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价值。即便争论依旧存在，然而当我们反观整个争论过程便会意识到，这种争论的真正根基就在于人们赋予物自身的社会生命以及物所具备的文化表达的功能。两者之间的争论更主要的还是源于圈内人的一种自我界定以及内与外的划分，但是对于圈外人而言，人们赋予墨汁与墨的社会意义实际上并没有如此精细的划分。无论他们如何争论以及墨汁今后如何发展，贯穿于两者之间的种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惯习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一种墨守成规的文化规约在彼此之间都将会很好地被贯彻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固态的墨块（锭）还是液态的墨汁，两者作为一种文化表达的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仍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所有的物，一旦无法同与之相关的“人”相勾连的话，自然也就不可能再续所谓的社会生命，阿帕杜莱所说的“再商品化”现象可能也就无法实现。因此讨论物的社会生命，总归不能纯粹落于物本身，而是要在物与人之间来回反转。通过将物与人之间的故事讲清楚，借助物的社会生命以及物的文化表达来反观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文化诉求，而这也恰恰是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的旨趣所在。
（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17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