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那人那事……

记得那年那人那事……

陈钟樑

1979年末，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在上海举行隆重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会间，会务组中午时分突然通知我：明天给全体代表展示两堂课。

我选择的是初二学生。一堂上的是魏巍的散文《我的老师》，文中写道“她是一个温柔而美丽的姑娘。”我启发学生讨论：“温柔”与“美丽”这两个词的词序可以随意调换吗,    为什么？一番热闹过后，一位女生站起来有条不紊地说道：“不可以随意调换这两个词的词序。因为在孩子的心目中，凡是温柔的，爱他们的，总觉得是美丽的。”这一教学细节的处理，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热情赞扬。我想，语文教学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是因为温柔而美丽，绝非美丽而温柔。

另一堂课我用的是初二年级物理课本中的“帕斯卡原理”——加在密封液体中的压强，能够大小不变地由液体向各个方向传递。实验表明，帕斯卡原理对气体也是适用的。这是一堂语文知识课，标题是说明方法——限制。正如一位专家在点评时所说，语文教学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就看你语文教师能否开发它，使用它。

非常感谢中语会，由于这两节课，我逐步从上海走向全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写了一些语文教学理论探讨的文章，发表在各大杂志上。其中有一篇《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影响比较大，一片赞扬声。一次到北京开会，见到国正先生。他非常高兴对我说：“钟樑，你的大作我读了；写得真不错，有思想，也有文采。不过我想何必一开口、一提笔，就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是人文性还是科学性足够了。”我不禁为之一怔，从国正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他们那代人的风采，在平和中见深邃，在平淡中见深刻。

与志公先生接触最多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受聘为上海课程教材改革总顾问。他每到上海必来电：“钟樑，过来陪我喝酒。”其实陪他喝酒是假，听他聊谈是真。

志公先生对我说：“不读书，不看戏，不旅游，不交友，是语文教师最大的不务正业。”我们两人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京剧与昆曲。志公先生说，“文革前夕，名净裘盛戎排演新戏《北风吹》。导演运用了多种现代化手段，灯光、布景、声响，营造舞台气氛。裘盛戎傻了，问导演：有了这一切，还要我裘盛戎干什么？”我听懂了，志公先生在这里，委婉地批评了当时上海的语文教学，花样过多，底蕴不足。后来我读王元化的书，王元化先生也提到过这个例子。志公先生还十分欣赏张君秋的一句话：“唱要像说，说要像唱。”志公先生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他说话就像一杯白开水，但特别解渴；甜滋滋的，不加防腐剂，令人回味无穷。

本世纪初，我接触最多的是定远与金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同志加兄弟”来形容。我们无话不说谈，但相互勉励最多的一句话是当年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的“健康第一”。他们两人为中语会这片土壤，辛辛苦苦耕耘了三十年，功不可没。

这两年活跃在全国中语会舞台上的是苏立康女士以及她身边的一群虎虎有声气的中年人，如之川、鹏举、张蕾、伟毅、希文，等等。我和我的朋友们，特别喜欢聆听苏立康女士的讲话，语音、语调之美不亚于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特别是那不紧不缓的节奏，即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郭沫若先生说得好，“节奏是力与时间的组成。”我们一群人背后称她为我国中语会的“希拉里”。

2010年5月6日于 深圳新桃园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