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旭红 || 观影记——“我”和《我的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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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1都很重要

——“我”和《我的诗篇》

文|冯旭红(陕西丹凤)

三、观影记:我的诗篇,我们的诗篇

  电影《我的诗篇》有别于我以往看过的任何电影,甚或可以说:它不是电影。对它,我见到的最偏激的评价是:“一部超长PPT”。

  这自然是偏见,但反映了观者对这部情怀影片的特殊期望——希望它承载更多更多的“担当”甚至是“拯救”的使命,也一定程度上洞穿了这部纪录影片的“短板”——它没有电影通常使用的炫技幻术,没有对情节和矛盾的刻意“制造”,只是对生活和诗歌“如实”呈现;它把真实影像后的深挖细思留给你,而不是通过影片直接向你灌输某种激素。所以,观看它之前,你一定要打预防针:《我的诗篇》不是一部市场电影。

  《我的诗篇》是以“工人诗歌”为灵魂、关注农民工(除老井是国有煤矿工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纪录影片,它讲述的是6名“工人诗人”飘荡于故乡与城市之间,忙碌于轰鸣的流水线与幽深的矿井,饱尝人间冷暖的故事。“回乡—离家—打工—生活和诗意—死亡—新生”,是我看过《我的诗篇》后找到的打开它的一把钥匙。当然,收获还有其他。

  影片在“成吨成吨地飘落”的大雪中展开大幕。不知是影院的幕布太大,还是因为这雪并非下在辽阔的大地——可给人一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清爽,而是下在成队成队的爬行车辆、成群成群的返乡民工、成排成排的流水线上,给人一种不堪负重的压抑感,特别是铁网笼罩的富士康和如一颗螺丝掉在地上的许立志,让人难以顺畅呼吸。

  还好,画片一转,进入温暖的回乡或者回家:吉克阿优回到偏僻荒凉的村庄,乌鸟鸟戴着草帽在绿油油的田地劳作,陈年喜在鸡鸣声中抚着母亲的背进了家门……打工的人,回到故乡,回到原点,“从拥挤退到空阔,从轰鸣退到寂静,退到泥土、草木,退到母亲的身体里”。

  “故乡”和“家”,在游子的心头,一直有着温度,这一段是影片中给人“片刻”轻松的部分,与片尾曲《退着回到故乡》形成回应。但同人不可能退着回到母亲的身体里一样,这些打工者的肉与灵真能回到故乡吗?仅吉克阿优遗失了指路经?只乌鸟鸟的牛退出了耕耘史?独陈家喜家的条件从来没有改善过?故乡似乎比他们衰老得更快,不但他们回不去,将要再次离开,而且他们的后代,也将要离开——“做着打工梦的小侄女缠着我”。

  回到母亲的身体里,是在疗伤,为了新生。离开,才是真正的开始。打拼,才可能“劈山救母”。在离家打工中,生活的“我”碰撞着诗人的“我”:

最飘荡和最飘零的“我”——吉克阿优。“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时代更新,城市更新,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唯苍凉依旧,泥路依旧。父亲的“拐杖又长高了不少”,“母亲笑呵呵在我心里\今夜我要睡在她的旧床上,今夜我必须做梦\因为我错过了祭祀”——对她的祭祀,对先祖的祭祀。

  可是,指路经早已遗失,“请不到真正的毕摩”,就连彝人去世时要戴的头巾都得父亲自己提前缠好。当指路经遗失,当父辈老去,彝人还是彝人吗?没有了毕摩(彝族人的祭司,主持祭祀、编造典籍、医治疾病、传播文化。毕摩文化是彝族的核心文化),彝族还是彝族吗?“我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谎称晚辈都已到齐\但愿先祖还在,还认得我们穿过的旧衣”。

  当旧衣也消失,我还能谎称自己仍然是彝人吗?先祖还会认我们吗?偏居一隅的彝人彝族尚且如此,“现代化”洪流中的其他民和族呢?飘零之中,我们又丢了多少经,丢了多少先人?我们还能回去,先人还认我们吗……

  最迷茫和最狂想的“我”——乌鸟鸟:肩扛提包或者说铁轨,我离开家,“灰头土脸地涌出鱼龙混杂的火车站”,来到人潮汹涌的大都市,加入到“挤满庸俗的大街”的一员。我会开叉车,还会写诗,谁需要我。写诗的?天空表情复杂。不需要!会开车,有执照吗?没有!

  拔剑四顾,我心茫然——生活上什么都不知道的一张白纸,在诗的世界畅游狂想:

  泄漏的雪花

  成吨成吨地飘落

  我的祖国顷时惟余莽莽

  三十个省的微笑,顷时被压成了哭泣

  国境线被压坏了,军队昼夜抢修

  天地间,唯民工白茫茫的脑袋

  露于风雪外

  灾难的地球,正往下雪的那边

  慢慢慢慢慢慢地倾斜……

  最豪情和最柔情的“我”——陈年喜。我离开四皓隐居的商山,游走在矿山: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

  父亲瘫痪在床,母亲又得癌症,“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但“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选择爆力,劈山救母”。

  现实中没有梁山,可我是一条汉子,“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真情和真理 皆在民间”。但我也有如水柔情,“小时候,父亲为我理发,他老了,我给他理发”:

  爸,你的头发全都白了

  像后坡地里收了棒子的秋玉米

  空桔杆说出季节的深

  你疏疏白发说出了什么

  爸,我越来越像你了

  只有头发还有区别

  只有头发把我们分成了父子

  

  这一画面,不知让多少人无语凝噎;床头的枕巾,还是结婚时的,发黄的结婚照上,当年我为“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写下绝世的诗行”已字迹斑驳,但依然动人心弦,如今让我握着你的手,共灌滚烫的一瓢水;

  “儿子\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我和你的距离经常是“你在离家二十里的中学\我在两千里外的荒山”:

  儿子

  你清澈的眼波

  看穿文字和数字

  看穿金刚变形的伎俩

  但还看不清那些人间的实景

  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

  又怕你真的看清……

  最幽冥和最幽灵的“我”——老井。如果说流水线让人变成麻木的机械,变成雕塑和兵马俑,那么深沉黑暗的矿井则让人如入地狱。流水线还有自然光——尽管是“劣质的天空”,还有空气——虽然“充满了冒牌的烟草味”,而地心则是“幽闭的庙宇\指向乌黑的宗教”。

  “信号发出,严禁上罐”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声音似乎穿越自鬼门关。-200、-300、-400、-500、-600……随着-号后面的数字的不断增大,我感觉呼吸越来越吃力,直至窒息。周边没有一个人,我试着关闭头顶的矿灯,那一刻我仿佛与世隔绝一亿年。

  不经历这出生入死的“幽冥之旅”,你永远无法体会“马上可以痛饮阳光了”的生况味。

  长期的地下生活让我产生通灵的异能,挖煤时,“煤层中 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它使我“下镐时分外小心 生怕刨着什么活物”,“远处有时会发出几声 深绿的鸣叫\几小时过后 我手中的硬镐\变成了柔软的柳条”;跪在矿难遗址,虽然“我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但我会在我所信仰的诗中,“把你们悲戚、潮湿的灵魂\这条条闷热、漆黑的闪电\都伏到我的肩上”,“把你们所有的怀念、悲愤、渴望都装入我的体内”:

  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

  移动的坟墓

  殓载上你们所有的残梦

  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地表

  那个阳光暴涨的地方

  再把它们释放出来

  先晒去悲痛的水分

  然后让它们赶紧去追赶

  那缕缕飘荡了一年

  仍未斜入地心的,清明寒烟……

  最悲情和最才情的“我”——许立志。我是亡灵,2014年9月30日在富士康像“一颗螺丝掉在地上”。你看到的是我的照片、采访录音、监控视频。我的诗是我的“宿命”,我知道你会来看我:

  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

  那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人

  会走进我的房间

  把凌乱的桌椅摆好

  把发霉的垃圾倒掉

  把阳台上的衣服收回来

  那首没来得及写完的诗会有人帮我写完

  那本没来得及读完的书会有人帮我读完

  最后是那抹长年没拉开的窗帘

  帮我拉开,让阳光进来逗留一会儿

  再拉上,然后用钉子死死钉住

  收拾完这一切

  再帮我把门悄悄带上

  ……别哭,请别哭!若见到我的悲痛的父亲、嚎哭的母亲,也请你劝劝他们: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感谢我的哥哥,他要替我扛起那份赡养父母的责任,在“我弥留之际”带我完成“远航”:

  我想再看一眼大海

  目睹我半生的泪水有多汪洋

  我想再爬一爬高高的山头

  试着把丢失的灵魂喊回来

  我想在草原上躺着

  翻阅妈妈给我的《圣经》

  我还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轻轻的蓝

  “此行的终点是大海,我是一条船”,我的骨灰溶入大海……

  影片将此拍得太维美,似乎死亡极具诗意,但若有来生,我一定要好好品味亲爱的邬霞姐姐的《我不是没想到过死亡》:“我还有那么多未了的心愿\我热爱一切。离开人世必定一无所有\活着,我总还可以拥有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又何惧生?”姐姐问得真好,可惜我没早听到!

  最美丽和最阳光的“我”——邬霞。我是6位主人公中唯一的女性——制衣厂女工,也是《我的诗篇》的一抹亮色——没有我,这部影片就太寒冷了。

  我最喜欢吊带裙,我有一衣柜的廉价吊带裙,我美丽动人的事是半夜三更穿上吊带裙,把工厂卫生间的窗户当镜子,左转啊右转啊,沾沾自喜地照。

  我希望过很诗意的生活。尽管我必须用“深圳居住证”才能打开进入出租屋的门,但我喜欢陪着家人在邓小平那伟岸的塑像下合影留念;尽管我经常穿着汗湿的厂服为不认识的你熨平吊带裙,但“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尽管生活有许多艰难

  但“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

  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

  培植爱的花朵

  ……

  我一定会昂起我的脑袋

  向着阳光生长

  像工厂灰墙上的爬山虎……

  最无力和最有力的“我们”——跪着的讨薪者和我们每一个人。若你留心,定会发现6位工人诗人言必称“我”、诗必写“我”——在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下,他们的个体意识都极为强烈。

  影片中唯一以“我们”作诗、以群众面对观众的,是2014年12月26日北京朝阳门地下通道100多名跪着的农民工:

  我们来自村 屯 坳 组 

  我们聪明的 笨拙的 

  我们胆怯的 懦弱的……

  如今

  我们跪着 对面是高大明亮的门窗

  我们跪在地下通道 举着一块硬纸牌

  上面笨拙地写着‘给我们血汗钱’

  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

  散沙如何聚在一起?靠农会、工会?首先要靠觉醒的自己,要靠独立、自由的“1”的主体意识的苏醒、生长、强大。每一个“1”顶天立地,“1+1+1”的“我们”才不会沦为空泛无脸的群像,才不会人民模糊而“人民的儿子”倒高大清晰。

  观影后,斯敏说:“对观影者来说,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的诗篇。”年喜说:“有一个个我,才有我们。”这些,可以回答:为什么是《我的诗篇》而不叫《我们的诗篇》?

  若不把片尾曲《退着回到故乡》作为影片的结尾,那么影片就是在孩子降生的啼哭声中,在乌鸟鸟亲自剪断母婴脐带的画面中结束的。这是否预示着“我”的新生,《我的诗篇》还有续篇?

  相信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的诗篇》不是电影,她是我的诗篇,也是你的诗篇,她是你我平凡的生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具有非凡诗意的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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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简介

  

  冯旭红,陕西丹凤桃花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全国先进个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国土班班长。现就职于丹凤县国土资源局,业余进行散文、杂文、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在中国国土资源报、南方周末、杂文报、西安晚报、绿风、延安文学、大地文学、新华副刊等发表作品上百篇数十万字,获第二届中华宝石文学新人奖,作品多次获全国大奖、入选多种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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