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万美元谁来收……

近看央视4台介绍世界船王、爱国爱乡的包玉刚传奇故事，谈及他应邓小平之邀来到北京，在北京饭店竟没有容一家人安身之地。百般感慨之余，向有关部门提出愿捐赠一千万美元在首都盖建一幢高档饭店，唯一条件是要以其父包兆龙之名命名为“兆龙饭店”。于是一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在上层闹得不亦乐乎，一年多过去了，一千万美元的支票竟无人敢签收。此事传到邓小平耳中，他坦然地说：这笔钱就交给我接吧！

一则故事，令我想起了一件也是有关包玉刚的往事。1987年初我改行调入国家经委中国经济出版社不久，信心满满地策划了一套以海外十大华人企业家为对象的大型丛书“创业”的计划，并将包玉刚列为首选。这一策划得到社长齐向武及主管领导盛树仁副主任的支持，此后我相继走访中央外宣小组、统战部、港澳办、侨办以及宁波办征求意见，全部获得认可，特别是外贸部原常务副部长、宁波办顾问卢绪章应我的请求，亲自与包玉刚进行联系，得到了他的赞同。新闻出版署也原则上肯定了选题报告。

正当出书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际，卢绪章和宁波办给我送来一个佳音：包玉刚即将来京开会，同意与我们见面。我向齐向武、盛树仁作了汇报，提出请经委主任亲自出面宴请包玉刚的建议，获准后又通过宁波办将经委宴请的信息转达给包玉刚，他建议在他投资的兆龙饭店与经委领导共进早餐，他的家属也将一起出席。我将这一意想不到的答复报告给齐向武、盛树仁，并着手与齐向武拟定出席早餐的中方人员名单，眼看我加入出版业后的第一炮即将打响，心中的喜悦之情不言而喻。殊不知就在约定双方共餐的前一天，齐向武通知我说经委主任无意出席早餐。拒绝与包玉刚会晤进餐，表明了他的不支持态度，让积极支持这一活动的盛树仁感到左右为难，最后也决定不到场了。

经委两位大领导缺席，将我和齐向武放在火上烤，在贵宾面前个人失去信誉是小事，而丢了国家经委的脸面又怎么交代呢！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我左思右想，急中生智，临时决定施展我的联络能力，逐个打电话邀请卢绪章、庄炎林、柴泽民、高扬文四位我熟悉的“部级干部”前来赴宴。这样一来，以“民间”方式接待包玉刚，而档次和规格之高却已经超过经委一家了。

包玉刚和四位部级领导准时来到兆龙饭店，主宾双方见面热烈握手。包玉刚的时间安排得很紧，没有过多的寒暄，在就餐一开始就让我介绍出版计划。他听得很认真，边听边提了一些问题，最后表态说他乐意与我们合作，授权经济出版社独家出版他的传记。结束早餐我向包玉刚握手告辞时，他特地嘱我抽时间到他香港的寓所住一段时间，以便忙中偷闲对我讲述他的经历，并表示还可以把李嘉诚介绍给我。在这次会见后，我以出版社的名义向新闻出版署送交了第二份报告，汇报了我们所做的筹备工作，报告同时抄报给中央外宣小组等有关部门，一路绿灯地得到批复。然而当国家经委主任看到报告时，却皱起了眉头，随即对盛树仁副主任下达口头指示说：“我们党的政策和传统是禁止给任何人树碑立传，为什么要给一个海外华人资本家出版传记呢！”

一把手令下如山倒，何人还敢抗拒？一个策划、奔波数月的美好计划顿成泡影，我也成了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此后我再也没有勇气与包玉刚联系——叫我怎么对他交代呢？回顾从事出版工作以来，我欠了不少名人的债，而第一位就是包玉刚！1991年9月23日当从央视上听到船王逝世的消息时，我不禁潸然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