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吉普赛人——绍兴堕民与绍剧
……可是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
不幸的自然的儿子！
在破烂的篷帐里，
还做着苦楚的梦，
就在荒野中也逃不了不幸，
到处有命定的情欲，
那就抵抗不了命运。
这是一首普希金写于1824年的长篇叙事诗《茨冈》中的结尾，茨冈是俄语吉普赛人的音译，长诗开创了描写吉普赛人特别是吉普赛女性形象之先河。此后不久，法国文艺史上诞生了两部传世杰作：其一是1831年1月14日首次出版的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小说问世后曾多次改编为电影、动画片、戏剧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同名电影《巴黎圣母院》。其二是法国作曲家比才于1874秋创作的歌剧《卡门》，它是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比才死后，由美国女高音格拉汀·法拉主演的有声电影和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无声电影，更是扩大了歌剧的名声。
三部名著的主角都是善良、豪爽、奔放而富有神秘魅力的吉普赛女郎，而她们又都以悲剧结束人生，为一代代世人留下不可忘怀的记忆。吉普赛人的内心有着特有的一种浪漫的向往和天生的特质。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而是以大篷车为家和交通工具，以卖艺为生，在一个个城市间游荡，逐渐成为世界闻名的流浪民族。他们辛苦逡巡，浪迹四方，艰难营生，对生活毫无要求和梦幻。他们与乞丐、小偷混在一起，躲不开处处被驱逐和嫌恶的命运，也世世代代活在生育、乞讨、再生育的恶性循环中。
由吉普赛人联想到地球的另一端——浙东特别是绍兴的堕民，两者同样是一群对生活没有梦想的乱哄哄流民。他们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所不同的是吉普赛人是一个流浪民族，而绍兴堕民并非一个民族，且定居在一个固定地方。
关于堕民，在沈国安兄的文中已有所陈述，无需赘言。而绍兴周氏兄弟的两篇文章更是言简意赅，值得重温：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猥谈》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乃榜其门曰“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所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况且看他们的职业，分明还有“教坊”或“乐户”的余痕，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还有一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则岳飞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然而秦桧，严嵩……的后人呢？……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翻这样的陈年账。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这解放就在雍正年间罢，也就不定。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的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民国22年7月3日
——鲁迅《我谈“堕民”》
小时候买玩具，最普通的是烂泥菩萨，一种戴纱帽的是官，还有一种女的是老嫚，即是堕民的妇女。堕民俗称堕贫，是绍属特有的被差别待遇的阶级，据说起于明初，规定不准应考试，不准与平人通婚，这禁令在前清雍正时已经取消，民国元年再度声明，可是一般生活大概还是没有更变。他们聚族而居，在郡城的中心部份，总称三埭街，男的专业做吹手，做戏，以炒豆麦糖(俗称堕贫糖)换取鸡毛破布烂铁，钓田鸡似乎也是他们的事，因为儿歌中有满天月亮一颗星，田鸡来亨钓堕贫之语，虽系反话亦是一证。俗谚又云，人生路不熟，看见堕贫叫阿叔，这种经验却是许多人都有过的。有一次往木栅山送长辈的葬，船抵埠后有好些山路，我同几个本家少年不愿坐山轿，便自走去，走了好久看看情形不对，山窝里又无处问路，好容易才遇到对面来的一个人，正挑着换破布的担子，由同行叔辈中年长的出头去请教，才知道再下去要到坡塘了，谢谢他的指点赶紧回转，才及时走到坟头(这里所说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情形如何却不知道了)。
1950年2月1日
——周作人《堕民的生活》
更可贵的一篇文章是郑公盾（前《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科普出版社总编辑）于1948年、1985年写就的《浙东堕民采访记》长篇文章，在“两上绍兴”两节中详尽地记叙了堕民的来龙去脉、足迹所及、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等。
堕民又称“怯邻户”，在绍兴亦称“丐户”或“乐户”。被视为“贱民”的堕民，历来备受歧视与奴役。他们不得入四民(即士、农、工、商)之列，不许与一般平民通婚，亦不许应科举，多任婚丧喜庆杂役等事。绍兴堕民虽与一般平民毗邻相处，然习俗殊异，地位低下，一直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度日。早在南宋成为堕民时即为人所轻，元、明、清时被列入“丐籍”；其所从事之职业，均被贬称为“贱业”；平民视堕民为“贱人”，堕民之举止行动，一概侮之为“贱相”。
堕民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等省，浙江堕民则以绍兴一带最多。绍兴城内堕民，原住蕺山山麓、昌安附近寨下，后移居三埭街，即永福街、唐皇街、学士街，此三条街前、中、后并列，与南北向的通衢大道呈“Ｅ”字形，合称“三埭街”，又称“堕民街”。据绍兴县立民众教育馆40年代统计，三埭街约有堕民3000余人，绍兴全县共有堕民3万余人。
对于堕民起源，众说纷纭。据说南宋时，中原为赵宋王朝根本无法控制地区，故将俘获叛军遣送临安(今杭州)以东之后方，史称堕民“远徙浙东”。而实际上从流传的逸史载，自越王勾践到明永乐皇帝朱棣，共有九种说法，然而据堕民自述、史籍记载以及民俗学者考证，多以为堕民起源于南宋。对此明代徐渭、沈德符以及明末清初顾炎武均有著述。
正如鲁迅所云，堕民的职业都是旧时的“贱业，其中如：做饴糖， 扎“阁富”，挑换糖担，制作加工家禽毛和猪毛、旧棕、破布、旧棉花胎，抬轿，理发，配猪种，抲田鸡，贴“年签”与跳“灶王”，做老嫚（喜娘）和吹鼓手，以及从事开叫子店、棕丝店、麻袋店、打锡店、裁衣戏具店、草鞋店、理发店以及卖锡拗、竹柯、古董等商业活动。再有更普遍的就是演戏。
一如吉普赛人多从业于流动马戏团和娱乐场那样，绍兴堕民以演戏为业者甚众，所演多为“绍兴大班戏”(后称“绍剧”)。
民国初年绍城堕民所组织戏班多至百余，执戏业者占全数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名角以下不止五六千人，戏班有高调、乱弹、文武班、水陆之分。戏本多由口授，每班各有主管人，戏子前额剃光，使人一望而知，名角多采包银制。在抗战以前还有数十班，但战后仅剩十数家。堕民家庭出身而负盛名的演员有小花脸王茂源、小生阿林、老生彭云生(艺名筱昌顺)、花旦林玉麟以及以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著名于世的章宗义(艺名六龄童)、章宗信（艺名七龄童）等等 。章宗义在其回忆录《取经路上五十年》里也提到：1924年，我出生在绍兴学士街一户商人家里。祖上是元末蒙古族的后裔。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把驻在南方的元朝蒙古军队集中在一起居住，世世代代只当吹唱道士、吹鼓手、喜娘或傧相……
演戏的职业之一是唱清音，在三埭街上挂着的同春台唱班、荣华堂、余庆堂等牌子的，就是唱清音的乐户，他们不化装，坐着唱戏。遇士大夫家喜庆、嫁娶或寿辰之日每为捧场清唱。在三埭街一带操唱清音者，有十五六个班，每班约八至十二人，由主人指定，但必为双数。他们大抵是唱了一出绍兴戏折子后，再唱一出徽调(平剧)，相间而唱，每日约唱七八出。在清光绪年间，清音最有名的是荣华堂，每次工资竟达八元以上。在结婚大礼时吹唱者披上戏衣，跟着迎娶的彩轿沿途游行以壮行色。
流行于浙江绍兴、宁波一带的绍剧，以“三五七”、“二凡”为主要声腔，表演以武戏见长，风格粗犷、朴实。二凡”唱腔的特点是高亢激越，紧拉慢唱，且它的拖腔不受乐曲限制，演员可以根据剧情需要尽情发挥，与西秦腔相似。据传这是由于南明潞王朱常芳、鲁王朱以海等把乐工带入浙东（另有一说是李自成将西秦腔带到安徽，在后来的演出过程中与“三五七”融合，最后由徽州商人带入浙江），使西秦腔与余姚腔融合，逐步形成一种激越昂扬的新腔，称为“调腔”。调腔初为吹唱道士班和堂名班等坐唱形式，一人兼唱多行脚色，并以大锣、大鼓、铙钹伴奏。搬上舞台后，称“绍兴高调班”。明末清初，昆腔盛行，继而乱弹传入，高调班纷纷兼唱昆腔和乱弹，形成三合班。清乾隆年间（1723～1735年）开始盛行。
咸丰、同治年间，高腔和昆腔逐渐失去观众支持，特别在农村，乱弹备受欢迎，于是艺人改唱乱弹为主，称绍兴乱弹班。清末民初，绍兴乱弹班开始进入上海。受京班（京剧戏班）影响，化妆及舞台陈设均有改善，舞台开始设置软、硬布景和聚光灯，化妆趋向细致。到20世纪20年代，演员多习文弃武，文武班开始了合流。20世纪30年代，女旦登台，戏装、头饰日益鲜丽精巧，扮相逐渐规范。20世纪30至40年代，从其他剧种引进置景技巧，盛行机关布景。
抗战期间，绍剧面临极度困难，戏班只剩下同春班一枝独秀。虽然戏班减少，但演员名流却辈出，吴昌顺以及老生七龄童、十三龄童，武生六龄童，旦角筱玲珑、章艳秋等一大批名艺人名动当时。
建国后，绍兴乱弹正式定名为绍剧，开始按剧情进行舞台美术设计。当时有同春、同兴、新民等九个民间职业剧团。后经登记、合并，数量虽稍有减少，但由于招收新学员办了数期培训班，培养了接班人，使绍剧得到较大的发展。1956年改同春绍剧团为浙江绍剧团。1965年有专业绍剧团六个。“文化大革命”中绍剧受到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又得到复苏。
20世纪60年代，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把这一地方剧种推到顶峰。1961年，浙江绍剧团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剧进京演出，先后在北京吉祥戏剧院、天桥剧院等地演出，天天座无虚席，轰动京城。
同年10月10日，由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当时观看演出后，曾为该剧题写诗词而声名大振。该剧又被天马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拍摄成电影，并于1963年5月获第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在72个国家和地区放映。绍剧悟空戏也因此饮誉海内外，成了浙江绍剧团的里程式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