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康泽在南京办《中国日报》...

1933年6月，康泽在南京办《中国日报》，同时兼任复兴社宣传处长。康泽接到贺衷寒从南昌打来电报说，蒋介石要召见他，要他即日起程。

康泽赶到南昌，首先同贺衷寒见了面。贺衷寒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兼南昌行营政训处长，同时又是复兴社的书记。贺对康说:“老头子(指蒋介石)到抚州前方去了，让我们一起到抚州去见他。”

于是，康泽和贺衷寒一同乘车去抚州，同车去的还有邓文仪、梁干乔、邱开基。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梁干乔是宪兵司令部的政训处长，邱开基是蒋介石的侍卫队长。

五人到达抚州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在抚州江西省立第八中学的后院子里召见了他们。

蒋介石说:“我们今后进剿赤匪，要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决不能让后方发生空隙，使前方部队有后顾之忧。因此，我想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专门担负现固后方的责任。这支部队要负责组训民众，清剿散匪，恢复地方秩序，确保交通安全等等。你们按照我的意思，先去研究研究看。”

第二天，五人又同车回到南昌。随即由贺衷寒召集开会，共同研究蒋介石交代的任务，决定各人先拟订计划方案，共同研究讨论后，再由一个人负责整理综合，写成具体的计划方案，呈报蒋介石审阅。

五人前后共开会三次，结果是康泽、贺衷寒、梁干乔各自提出了拟订计划方案，邓文仪和邱开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大家讨论了三个方案以后，决定由贺衷寒负责整理呈报。后来，贺衷寒就把他的计划写成主文，把康泽的计划列为附录，对梁干乔的计划没有采用，呈报给蒋介石去批。

过了几天，康泽忽然觉得贺衷寒把他的计划列为附录，难以引起蒋介石的重视，自己岂不是不是白费力。于是，他又将所拟订的计划写了一份，单独送给蒋介石核阅。

几天后，贺衷寒对康泽说：“老头子批准了你的计划，把我的计划批驳了。”在康泽的计划上，蒋介石批的是“照办”。

康泽所拟的计划，名为“特务警察队计划大纲”，其主要内容是：

一、召集中央军校失业同学五百人，加以短期训练，作为特务警察队之骨干。

二、特务警察队设总队部于抚州，分设大队于崇仁、宜黄、南城、黎川、永丰、乐安各地。

三、各大队应于所在地区，分别构筑碉堡，训练民众，清剿“散匪”，开办中山小学，设立平民施诊所。一地区设施妥善后，再向另一地区继续前进。

四、特务警察队之行动，务须与正规军取得一致，随正规军之进展而进展。

五、特务警队之编制，以正式队员九人，预备队员六人，编为一个分队。每分队设分队长、分队副各一人，三个分队编为一个区队；三个区队编为一个中队；三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总队长之下，设参谋组、指导组、交通组、总务组。

六、特务警察队之武器、装备、被服、装具等项根据任务需要，请由军政部制备照发。

七、特务警察队之经费，另造预算，其人员之待遇，另案报核。

八、特务警察队之教育训练，应根据其任务特点，另订计划实施。

康泽由南昌回到南京，把《中国日报》社社长职务交给任觉五代理，接着又和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接头，研究如何召集失业同学。蒋介石随即发表康泽为中央军校驻暑期研究班主任。

康泽回南昌后，借南昌江西省立第二中学校址，挂出了“中央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的牌子，开始办公。调查处通过各省分处先后调来八百多人，共编为两个大队。以后，人员陆续增加，合计共有人员一千三百多人。于是，康泽又另外编成了第三大队，驻南昌郊外第五军烈士陵园附近。

8月1日，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正式开学，训练一个月期满，随后又参加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受训。

9月下旬，贺衷寒来到庐山，通知康泽去牯岭开会，另外还有邓文仪、萧赞育二人，开会的目的是为了推举别动队总队长。贺、邓、萧三人都是湖南同乡，事先串通一气，共同推举桂永清为总队长，推举康泽为总队政训处长，并叫康泽签字同意，以便联名呈报蒋介石。

当时，桂永清是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又是德国陆军大学毕业，资望比康泽高，贺衷寒等是想用桂永清来压倒康泽。结果康泽拒绝签字，闹得不欢而散。

会后当天晚上，蒋介石召见康泽。康泽把暑期研究班迁到庐山海会寺前后如何培训的经过，扼要地向蒋报告了一番，并请蒋决定总队长人选。蒋介石说:“别动队的总队长，就是你好。”

蒋说完，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派康泽为别动队少将总队长”的“中正手启”。从此，康泽便成了大特务头子。

特务警察队为什么忽然又改为别动队了呢？原来，别动队这个名称是在八月下旬才定的，最初是杨周熙提出来的。杨周熙曾参加过派赴欧洲的军事考察团，回国以后，把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意见书。

在这本书里，他向蒋介石献计，主张中国应当效法德国纳粹党的办法，组织党卫军，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他建议，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的党卫军应当定名为别动队。

蒋介石当时正在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杨周熙的这个意见书很欣赏，便把特务警察队改称为别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