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敏丨明诗入《千家诗》及《送毛伯温》作者考
明诗入《千家诗》及《送毛伯温》作者考
张立敏
摘要：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四十年（1612）间，两首明代帝王诗收入《千家诗》中，编选者以极为特殊的方式处理了署名，在题目、作者位置署了题材类型、诗题简称。明诗入选，对《千家诗》的编辑体例是一个突破，引发增改《千家诗》的新走向，意义不同寻常。与最初进入《千家诗》系统的特殊署名方式有关，入选朱元璋的一首诗，在后世署名上出现种种不同，作者则有明太祖朱元璋、明世宗朱厚熜，题目则有《送杨文征南》《送毛伯温》《送杨文广征南》之说，这既是明代该诗作者论争的产物，又是借古喻今社会思潮在诗歌选编上的体现。
关键词：《千家诗》；明刻明抄；编纂体例；明太祖；明世宗
通行本《千家诗》卷二收录两首明朝律诗，以前人们据以断定《千家诗》的编纂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观点已经为人所摒弃。然而关于这两首诗何时收入，则少见论述。清人不解其意，说：“叠山选本，皆唐宋诗，末二首明诗，不知何年赘入。童蒙久颂，姑并存之。”有人推断这两首为清人王相所选[1]，至于为何只有两首明人七律，也是不得其解[2]。两首诗中，一首是《送毛伯温》：
该诗作者，清代通行本《千家诗》旧署明世宗，即朱厚熜（1507~1567）。由于启蒙读物《千家诗》的深远影响，“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刘鹗《老残游记》），这首诗一度妇孺皆知。然而这首诗，无论是题目还是作者署名，均有争议。依据现存明刻本、抄本，可以断定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四十年（1612）间，这两首明诗就出现在《千家诗》中，绝非王相所增入。这两首诗的出现，对《千家诗》的编辑体例是一个突破，引发增改《千家诗》的新走向，意义不同寻常。后世流传中，《送毛伯温》的署名，作者则有明太祖朱元璋、明世宗朱厚熜，题目则有《送杨文征南》《送毛伯温》《送杨文广征南》之说，涉及明代对于该诗作者的持久论争。这种复杂局面的出现，也与它最初进入《千家诗》系统的特殊署名方式有关。
一、明诗何时入选《千家诗》
今天我们见到的通行本《千家诗》定型于明清之际的王相之手。他在明代流行甚广、署名谢枋得编选的《增补重订千家诗》（即七言《千家诗》）基础上，编注唐代五言诗为《新镌五言千家诗》（绝句39首，律诗45首），后人将两书合刊，称《千家诗》。定型后的合刊本共有诗人122家226首，其中唐代65家，宋53家，明2家，年代不可考无名氏2家；杜甫25首，李白8首，逐渐成为清代流行最广的本子。其中，七言《千家诗》卷一为绝句，共94首，唐人33首，宋人61首，卷二为律诗，共48首，唐人25首，宋21首（其中，陈抟由五代入宋），明2首，即《送毛伯温》和朱权（1378~1448）《送天师》。那么，这两首诗是何时进入七言《千家诗》里呢？
七言《千家诗》在明代就十分盛行，宣德年间（1426～1435）宫内设学堂内书堂，把它作为太监必修教材。据《明宫史》卷二载：
自宣德年间创建，始命大学士陈山教授之，后以内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3]
七言《千家诗》在当时就叫作《千家诗》，又据《明宫史》卷五记载，明代内府刊本《百家姓》为10页，《大学》36页，《千家诗》44页[4]，可见七言《千家诗》部头不大。从时间上看，宫中教材七言《千家诗》中不可能有《送天师》《送毛伯温》。这也表明，《千家诗》的成书年代与这两首明诗毫无关联。考现存《千家诗》明代版本，国家图书馆存有两种，即彩绘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郑振铎原藏观成堂《新刻草字千家诗》。前者据说为明中叶内府抄本，署“宋名贤谢枋得注”，存卷二律诗36首，卷一存台北故宫博物院[5]。后者题李贽（1527~1602）手笔，未题编者，上卷七绝83首，下卷七律33首，篇目大致与通行本相同，次序多有不同，可见七言《千家诗》在明代有一个幅度不大的不断增订的过程；而两者均没有《送天师》《送毛伯温》[6]。题名李贽书写的《新刻草字千家诗》，日本尚有明隆庆四年（1570）的翻刻本，题名“卓吾李先生笔”，封面题《千家诗》，有牌记“庚午岁仲冬之月忠庆堂余熙宇梓”[7]。可见，在李贽生活的年代里，《送毛伯温》尚没有收入《千家诗》里，即使抄写者不是李贽（学界一般认为是假托李贽手笔，如沈津即是如此）。
（钟伯先生补订《千家诗选》，明抄本，越南国家图书馆藏1）
（钟伯先生补订《千家诗选》，明抄本，越南国家图书馆藏2）
（钟伯先生补订《千家诗选》，明抄本，越南国家图书馆藏3）
万历年间，出现了收入《送天师》《送毛伯温》的《千家诗》。哈佛大学图书馆今存《新刻解注和韵千家诗选》，又署名《新刻和韵注释千家诗选》，为万历文华轩刊本，题“临川汤海若校释”，应该是假托汤显祖（号海若，生卒年为1550~1616）的名字[8]。该书分上下两卷，以四季景象为序。上卷收七绝83首，其中“春景”39首，“夏景”诗15首，“秋景”诗19首，“冬景”诗10首；下卷七律，收“春景”15首，“夏景”5首，“秋景”10首，“冬景”6首，冬景诗之后，附“南征，毛伯温”“送行，赠天师”，计38首。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有七言《千家诗》抄本，题“钟伯先生补订”《千家诗选》，与文华轩刊本《千家诗》相比，除了没有注释、配图、和诗之外，篇目与编排方式相同，次序上只是七律“春景”部分有紧挨着四首诗（崔涂《旅怀》、韦应物《答李儋》、杜甫《曲江》二首）先后位置不同而已。
（《千家诗》，万历四十年刻本，京都大学藏-1）
（《千家诗》，万历四十年刻本，京都大学藏-2）
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新镌注释旁训和韵千家诗选》分上下卷，题“宋前贤谢叠山辑，闽书市郑云林梓”，“壬子岁孟春月吉郑云林梓”，当为万历四十年（1612）刻本。该本与万历文华轩刊本《新刻解注和韵千家诗选》选目相同，次序也大体一致，只有下卷七律“秋景”两首相邻的诗（即赵嘏《闻笛》《长安秋望》）前后互换[9]。与文华轩本相比，京都大学藏本也是按四季景象编次，只是没有用四季字样标明而已。
从诗歌选目、次序来看，这三种《千家诗》呈现出整体上惊人的一致性，选七绝83首，七律36首，并后面附录《送天师》《送毛伯温》2首，共121首。附录之外诗作均按诗中描绘景象的四季顺序排列。观成堂《新刻草字千家诗》仅抄录诗内容，没有题目与作者，最初应该是抄录者自己记诵之用，起初动机未必是刊刻成书。不过从选目上看，《新刻草字千家诗》抄录绝句83首，在选目、次序上与文华轩刊本《新刻解注和韵千家诗选》完全一致；七律方面，按照文华轩刊本诗歌四季的分类，只有属于“秋景”的诗比文华轩刊本少3首（程颢《游月陂》、李朴《中秋》、杜甫《新秋》），其余三个季节诗篇目、次序完全相同，这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千家诗》篇目和次序是稳定的。
（《新刻解注和韵千家诗选》文华轩明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1）
（《新刻解注和韵千家诗选》文华轩明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2）
（《新刻解注和韵千家诗选》文华轩明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3）
哈佛大学图书馆另藏一明刻本，署《新镌释和魁斗千家诗选》，二卷，谢枋得选、魏诚甫诠释、谷于峰释和，有牌记，刊“潭城罗少竹梓”。与文华轩本相比较，罗少竹刻本存在着以下情况：首先，就上卷来说，卷首《春日偶成》前有“春景”字样，第十三页《居洛初夏》无“夏景”字样，第十七页《题淮南寺》前没有“秋景”字样。第二十七页苏轼《冬景》诗前无“冬景”字样。其次，就下卷来说，有季节标志。卷首《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前有“春景”字样，第八页《江村》前有“夏景”字样，第十一页《偶成》前有“秋景”字样，第十六页《初冬》前有“冬景”。有两首明代帝王诗歌，署名为“南征，毛伯温”“送行，张天师”。卷一全，第二卷缺第六页。与文华轩刻本相比较，两者选目、次序完全一致，第六页所少的诗为《郊行纪事》《秋千》。虽然罗少竹刻本相对而言存在着不少问题，单从节令标志词来看不够严谨，然而在选目、次序上，显示出《千家诗》是一个成熟稳定的诗歌选本。
（《千家诗》卷二，明内府彩绘本，国家图书馆藏1）
（《千家诗》卷二，明内府彩绘本，国家图书馆藏2）
（《千家诗》卷二，明内府彩绘本，国家图书馆藏3）
（《千家诗》卷二，明内府彩绘本，国家图书馆藏4）
《千家诗》的这种稳定性也在明彩绘抄本中得到证明。该抄本由于历史原因分藏海峡两岸，卷二七律藏国家图书馆，卷一七绝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比较而言，卷一抄录比较粗疏。首先，卷一开篇用“春景”字样标出描写春季景象的绝句，而此后则不标季节；卷二则注明“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字样。其次，在内容上，卷一存在着没有题目、作者、两首诗诗句连缀错误现象，卷二不存在这种现象。其三，卷一篇目比文华轩本少；卷二除了没有收入两首明诗外，篇目、次序完全与文华轩本相同。通过与文华轩本《千家诗》卷一比较，不难发现卷一出现错误的原因。到第十页“春景”第26首诗韦应物《滁州西涧》为止，篇目次序完全与万历文华轩本相同，紧接着第十二页曹豳的《春暮》，没有题目、作者，是文华轩本的第30首诗，王安石《北山》、徐元杰《湖上》、王驾《春晴》的缺少应该是页面散失所致。“夏景”部分，第六首诗戴复古《初夏游张园》后两句抄成原本应该在第十二首的王安石《题湖阴先生壁》后两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而页码连贯，可见抄写者的粗心。而“夏景”部分所缺少的诗依次为黄庭坚《题鄂州南楼书事》、高骈《山亭夏日》、范成大《田家》、翁卷《山村即事》、雷震《村晚》、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可见抄写者页面翻多了，直接将戴复古《初夏游张园》前两句与《书湖阴先生壁》后两句接在一起。这种粗疏也体现在“冬景”诗篇中，冬景开篇是张继的《枫桥夜泊》，却没有题目与作者，可见抄写者的随意，而该诗是文华轩本的第三首。除此而外，“冬景”篇目次序与文华轩本相同。可见缺少的苏轼《冬景》、杜耒《寒夜》以及《枫桥夜泊》诗题、题目，系粗疏或者不愿意所致。因为抄录目的不是为了出版，毕竟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原本没有一定规矩。从这个意义上说，卷一存在的问题无可厚非。但是与卷一相比较，卷二则严谨认真。这表明抄录者的态度转向，由不经意到认真细致。
即使是这样一个比较私人化的抄本，经过分析之后不难看出，在篇目和次序上，明彩绘抄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四季景象诗与文华轩本高度一致。
如果以署名李贽抄《新刻草字千家诗》作为参照的话，该本所没有的诗篇，即两首明诗《送天师》《送毛伯温》，以及程颢《游月陂》、李朴《中秋》、杜甫《新秋》，最早在隆庆四年（1570）之后，最迟在万历四十年（1612）前，就被收入《千家诗》系列，在万历年间固定下来，体现在哈佛大学藏文华轩刻本、哈佛大学藏罗少竹刻本、京都大学藏万历刻本、越南国家图书馆抄本中。这证明两首明诗绝非清初王相所加，也说明《千家诗》的篇目一度有所增加，虽然幅度不大，但并不存在删去的情况。
（《千家诗》卷一，明内府彩绘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
（《千家诗》卷一，明内府彩绘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2）
（《千家诗》卷一，明内府彩绘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3）
二、明诗入选引发的体例矛盾与开拓意义
万历年间的《千家诗》虽然收入了两首明诗，然而在署名方式上，却出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之处。文华轩刻本题目位置署“南征”，作者位置署“毛伯温”，“南征”下注释“太祖命毛公征云南，赠行”；朱权《送天师》则题目位置署“送行”，作者位置署“赠天师”。京都大学图书馆藏万历本、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罗少竹刻本处理方法相同，只是没有题注。“南征”与“毛伯温”的署名方法，按照一般的理解，应该前者是题目，后者是作者。朱权《送天师》的署名则警告读者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明明该署名作者的地方出现的却是诗题《赠天师》。如果说选编者对于所选的诗歌不了解，恐怕是匪夷所思。体例上的诡异又为人接受，这在今天才是真正的悬疑。一种可能是选编者在四季分类之外，想加入一种新的分类，“南征”“送行”是类目，而《毛伯温》《赠天师》是题目，因为作者是帝王，所以没有署作者名讳，表示尊敬。从注释来看，文华轩刻本《千家诗》题注表明，注释者知道诗的作者是明太祖朱元璋，这是一首朱元璋赠给毛伯温的诗；京都大学藏万历四十年刻本“总释”中有“太祖命伯温征云南”，表明注释者明了该诗本事（尽管这种解释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在当时的语境下，无论是选编者还是注释者、书商，在刊刻书籍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做有失妥当。因为书籍的目的是服务当下的读者，而各种“新刻”“新镌”字样版本的出现，表明为了满足读者需求，书籍编纂、出版者努力精益求精。这表明这种处理方式是得到当时人们认可的。
从编排方式上看，原来的《千家诗》以季节为序；从内容上看，《送天师》有“霜落芝城柳影疏”句，《赠毛伯温》有“腰横秋水雁翎刀”，后者写于八月，它们都应该列入“秋景”中，却排列在“冬景”之后，可见编选者打破了原来的编选次序，想以新的编次方式，即侧重诗歌反映的社会内容来改变《千家诗》，类目“南征”“送行”的出现即是这种意图的体现。如果这种推断不错的话，理应有更多的诗作加入到《千家诗》中来。然而，万历朝一个时间段内，这种以两首帝王诗殿后的局面却没有改变，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编次顺序的解释之外，《千家诗》内容的连贯性解读或许是一个考虑维度。
从诗歌内容上看，七律“冬景”共六首，即刘克庄《冬景》（又题《初冬》）、杜甫《冬至》、林逋《梅花》、韩愈《自咏》、王中《干戈》、杜荀鹤《时世行》。韩愈《自咏》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写大臣遭遇贬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委婉地道出诗人一心为国却遭贬谪的愤激，表达了为国除弊的决心，但也显示出大臣遭到排斥；王中《干戈》云：“干戈未定欲何之，一事无成两鬓丝。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鹡鸰音断人千里，乌鹊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时。”写出了战乱不断、身世凄凉、郁郁不得志、在社会中无所依托等复杂愁绪，以及对太平盛世的向往。杜荀鹤《时世行》又作《山中寡妇》《时世行赠田妇》。诗通过描写一位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寡妇饱受战乱赋役之苦，反映了唐末战乱频仍、赋税沉重、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表现出诗人对民瘼的关心。在人们看来，人才得不到重视、国家动荡不安、民生凋敝，似乎存着某种必然联系，这个逻辑链条的终端，通常是渴望君王平乱，再现和平盛世。总体上看，从《自咏》到《时世行》，在内容上恰巧展示了一幅大臣弃之不用，国家衰败，民生凋敝景象。帝王诗《赠毛伯温》则是一首奋发向上的诗篇，编选者将它选入，或许是隐晦地表达了对于君王平乱、实现和平的期盼，《赠天师》则是一首和平祥瑞的诗篇。编选者本想增加新的七律类目，但是鉴于这两首诗与前面几首诗在内容上呈现出的某一引人遐思的连贯性，他便果断地终止了增加新诗的举措。这种打破四季分类的处理，在万历朝被认为是合理的，在以后的时光里，为人采纳。
明代诗的编入，虽然只是两首，但是却改变了《千家诗》编选格局。在这种编选意图的驱动下，标明诗歌次序的“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字样逐渐从《千家诗》中消失。在随后的《千家诗》修订增加中，七绝一共增加11首（王建《宫词》、夏竦《廷试》、杜常《咏华清宫》、李白《清平调词》、杜牧《江南春》、高蟾《上高侍郎》、李白《客中行》、贾岛《三月晦日送春》、韩愈《题榴花》、杜牧《泊秦淮》、钱起《归雁》），七律增加10首（贾岛《早朝大明宫》、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岑参《和贾舍人早朝》、沈佺期《侍宴》、崔颢《黄鹤楼》、杜甫《秋兴》四首、陈抟《归隐》）。虽然大体上人们依据四季为序编排诗选，但是已经有意识地注重社会活动实质，而有时为了内容的需要对原来的时间顺序故意改变。这表现在增入新诗作的时候，并非按照原来的季节顺序增加，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上卷七绝中属于“秋景”最后一首的晁说之《打球图》（第19首）被列入原本属于“春景”的位置，成为通行本第一卷七绝的第10首。诗中四季景象编次观念打破之后，一些反映古人社会生活场景而又无法用节令来分类的名篇佳作进入了《千家诗》，如王建《宫词》（“金殿当头紫阁重”）、李白《客中词》（“兰陵美酒郁金香”）。如此一来，总体而言，《千家诗》以诗歌中景象的季节分类为顺序编排，同时又融入了古代士人生活的各个场景，扩大了所反映社会生活的范围，更容易引起人们共鸣，客观上成为一部反映古人四季生活场景的诗歌类百科全书，有助于它的推广流行。
三、《送毛伯温》作者与题目问题
增入《千家诗》的两首明诗中，朱权《赠天师》没有歧义，《送毛伯温》却是一首充满争议的诗歌。仅从《千家诗》署名上看，在万历朝中，大多数人以为作者是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在署名上，编纂者对于帝王诗篇做了特殊处理。但是后世，尤其是明亡后，随着语境变化，历史情境时过境迁，编纂者觉得再也清楚不过的意图，已经不为人所理解。而原来特殊的署名落款方式因为不符合《千家诗》体例而为人们所摒弃，于是人们给这两首诗加上了作者署名。如通行的刻本锦章书局刻《千家诗》，在《送天师》题目下署名“宁献王”，即朱权；“毛伯温”补充上了题目全称《赠毛伯温》，署名明世宗。乾隆年间，署名一般是明太祖，翟灏在《通俗编》卷七记载：
宋刘后村克庄有《分门纂类唐宋千家诗选》，所录惟近体，而趣尚显易，本为初学设也。今村塾所谓《千家诗》者，上集七言绝八十余首，下集七言律四十余首，大半在后村选中，盖据其本增删之耳，故诗仅数十家，而仍以千家为名。下集缀明祖《送杨文广征南》之作，可知其增删之者，乃是明人。[10]
（《千家诗》，锦章书局清刻本）
而据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七：
宋刘后村有《分门纂类唐宋千家诗选》，所录惟近体，而趣尚显易，本为初学设也。今村塾所谓《千家诗》，上集七言绝八十三首，下集七言律三十九首，大半在后村选中，盖据其本而增删之，故诗仅数十家，而仍以千家为名。下集忽有明太祖《送杨文广征南》之作，又或作《赠毛伯温南征》，实不可解，可知增删者出明人之手也。[11]
二人所见《千家诗》署名为明太祖朱元璋，题目一度署名《赠毛伯温南征》或《送杨文广征南》。究竟作者是明太祖朱元璋还是明世宗朱厚熜，赠送对象是毛伯温还是杨文广？
明陈全之（1512~1580）《蓬窗日录》卷七《诗谈》记载了明太祖一首诗：
（明太祖）命杨文都督南征，诗云：“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吕虔刀。雷鸣甲胄乾坤静，风动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终有种，穴中蝼蚁竟何逃。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听百劳。”气象雄豪，音律和畅。[12]
这首诗是杨文南征时所写，据明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十六记载[13]：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以左军左都督杨文为征南将军，韩观、宋成为左右副将军，刘真为参将，帅师讨龙州。
据《明史》，洪武二十八年（1395），“秋八月丁卯，都督杨文为征南将军，指挥韩观、都督佥事宋晟副之，讨龙州土官赵宗寿”[14]。《秘阁元龟政要》记述道：
以杨文为征南将军，佩印充总兵，广西都指挥使韩观为左副将军，右军都督佥事宋晟为右副将军，刘真为参政，率京卫精壮马步军三万人，期至广西，会集各处诸军，以讨龙州赵宗寿及奉议等州叛蛮。赐文等及从征指挥以下钞锭有差，又御制诗一首，持赐文曰：“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悬春水吕虔刀。马鸣甲胄乾坤静，风动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终有动，穴中蝼蚁岂能逃。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庆百劳。”师将伐龙州及广西诸蛮，修撰丁显上疏切谏，不听。
看来，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在杨文南征前，写诗相赠，拟题目的话，题目应该是《送杨文征南》。《千家诗》中的《送毛伯温》与这首诗相比较，虽然字句有改动，但是整体上看是一首诗的改动。毛伯温为明世宗朝人，曾任兵部尚书。据《明史》，嘉靖十七年（1538）年“兵部尚书毛伯温参赞军务，讨安南莫登庸”[15]。因而，明太祖不可能给毛伯温赠诗。从这个意义上看，万历朝盛行的《千家诗》似乎给人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将不同时代的人捏合在一起，出现明太祖激励百余年后将领的历史叙事。
其实，明朝也有人以为这首诗是明世宗赠毛伯温的诗。据明佚名《安南奏议》：
《御制送毛伯温南征诗》：“大将征夷胆气豪，腰悬秋水雁翎刀。风吹金皷山河动，雷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莫能逃。太平颁诏回辕日，亲与将军脱战袍。”[16]
从字句上看，《千家诗》中《送毛伯温》与这首《御制送毛伯温南征诗》最为相近。可见，在流传过程中，明太祖送杨文的诗有诸多版本，呈现出字句上的差异。也有一种可能，将它选入《千家诗》的编纂者认为它是明世宗的赠诗，所以只写了“毛伯温”字样，而作者避讳不书。但是刊刻者与注释者却不这样理解，注出明太祖字样，这也显得有些蹊跷。更蹊跷的是，还有小说将作者说成宋哲宗。
王世贞（1526~1590）在《弇山堂别集》卷二十记载：
《交事纪闻》（案：作者张岳，1492~1553）纪世宗御制送毛伯温南征诗：“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悬秋水雁翎刀。风吹金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莫能逃。太平颁诏回辕日，亲与将军脱战袍。”《损斋备忘录》则太祖送总兵杨文征蛮诗也，雁翎刀曰吕虔刀，末云：“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庆百劳。”《备忘录》作于弘治(1488~1505)中，《交事纪闻》之附会，不言可知，然太祖制集无之。又见宋时一小说云是哲宗送大将征夷，则其来久矣。然哲宗事亦不足信，盖野人之谈，三变矣。[17]
诗《送毛伯温》在当时也很流行，作者是谁存在着争议。虽然字句上有差别，可是他认为这不影响它们是一首诗。他经眼的两本书中，《交事纪闻》认为作者是明世宗，《损斋备忘录》则认为是明太祖。就他而言，虽然他没有在明太祖集中看到此诗，可是从时间上看，后者属于弘治朝，年代要早，故而他相信作者是明太祖。其实，为何前代诗作会扣在当代人头上？这是个别现象吗？明人朱孟震（1534~1593）[18]《河上楮谈》卷二《纪事差误》对这种现象做了反思：
事有出于前古，而好异者引以传诸当今。曩毛尚书征安南，相传世皇赠以诗云“大将征南胆气豪，腰悬秋水吕虔刀”，然不知为高皇送杨文诗也。麻苗乱时，有“锦鳞个个密如针”之诗，不知为滇中夷酋作也。赵风子乱时，有“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之句，不知为元末韩林儿语也，第以混沌易大宋耳。近有作《道听录》者，指黄巢《咏菊》、元梁王《晓行》之作，以为高皇。宋人讥高宗养鸽诗，载叶子奇《草木子》，而以为武宗北狩，书非异闻，时非久远，尚谬妄若此，况远且僻者哉。[19]
在朱孟震看来，诗歌作者张冠李戴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是常见的书，相隔时代并不久远，也会出现这种错误。他列举了五种明显错误的例子，透过这种现象，他提出一个解释，“事有出于前古，而好异者引以传诸当今”。在他看来，是猎奇心驱动，其实这里面，还应该有一种借古讽今的潜在意识。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张冠李戴其实是隐含着一种修辞策略，是借古喻今表达的需要。像明太祖赠杨文的诗被附会为明世宗写给毛伯温，就是这种“好异者引以传诸当今”产物。王世贞所说的“又见宋时一小说”，竟然说这首诗“是哲宗送大将征夷，则其来久矣”。在小说中，之所以将明太祖的诗附会为宋哲宗的诗，也含有这种言说策略在内。“宋时一小说”，应该是说反映宋代社会生活的小说，不应该是宋人写的小说，否则的话，王世贞至少能断定作者并非明朝帝王。
其实在王世贞前近百年，就有人有意识搜集整理朱元璋散遗诗篇。黄瑜（1426—1497）《双槐岁钞》卷一《御制逸诗》：
太祖高皇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雄浑如玄化自然。尝谓侍臣曰：“我起草野，未尝师授，然读书成文，涣然理顺，岂非天生耶！”见于御制文集者，可概见已。今得逸诗二首，赐都督杨文云：“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悬秋水吕虔刀。马鸣甲胄乾坤肃，风动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终有种，穴中蝼蚁更何逃。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庆百劳。”赐善世法师文彬凤阳行云……声律醇正，音响清越，真所谓昭回之光，下饰万物，虽工于唐者，万不逮也。[20]
其中就有这首被《千家诗》收录的《送毛伯温》。
明代，在猎奇心和借古喻今言说策略影响下，“好异者引以传诸当今”，朱元璋《送杨文南征》被附会为朱厚熜《赠毛伯温》，而又有小说附会为宋哲宗送将领杨文广，还出现了明太祖送杨文广南征的附会；当然，杨文与杨文广的一字之差或许也是引发错误的一个原因。如整理本朱元璋《明太祖文集》卷二十《赐都督佥事杨文广征南》：“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悬秋水吕虔刀。雷鸣甲胄乾坤静，风动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真有种，穴中蝼蚁竟何逃。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听伯劳。”[21]题目不是《赐都督佥事杨文征南》。
在明代的这种社会风尚中，有人在《千家诗》中增入了两首帝王诗篇，其选入者，或者相信这首诗的作者是明世宗，但是给《千家诗》作注的人，却注明明太祖字样。如此一来，出现了明太祖给后世将领写诗激励士气的篇章。在《千家诗》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明太祖《送毛伯温》《送杨文广南征》与明世宗《送毛伯温》的复杂情形。虽然诗的作者为九五之尊，赠行对象身份显要，都督将军、兵部尚书，涉及事件，为边疆重事、国家大事，而涉及“书非异闻，时非久远”，然而却“谬妄若此”。
如此看来，《千家诗》中《赠毛伯温》诗作者应该署名朱元璋，诗题署名《送杨文南征》，至于诗词句，因为也是朱元璋诗流传过程中的不同版本体现，不能说错，鉴于流传的广泛，没有必要再做改动。
当前，有人注意到了《送毛伯温》作者署名、文字异同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依据某些《千家诗》版本，以为作者是明世宗“恐不甚正确”，似乎作者应该是明太祖[22]。鉴于文献记载上的混乱，有人推测是明世宗抄写前人诗篇给毛伯温，“或许是随手写来,不免有的字、句与原诗有别，也许是张岳与毛伯温多次接触时，毛伯温的幕僚们传写、传说有误，于是张岳记一个样子，又有另外的流传和《千家诗》所载。”提出作者可能不是朱元璋[23]。前者以偏概全，后者的推断于文献无证。
万历年间，两首明诗在《千家诗》中的出现，本身就蕴含着编纂者的社会认识与对盛世的期待，他借流传甚广的《千家诗》表达自己意图。这两首诗进入《千家诗》体系，打破了《千家诗》原有的编纂体例，拓展了《千家诗》内容的呈现空间，为世人所接受。此后不久，七言《千家诗》增加七绝11篇，律诗10篇，出现了七言《千家诗》的定本，影响了王相五言《千家诗》的编选方式。帝王诗的署名方式，在当时是可取的，可是在后世变得不可理解。明太祖与毛伯温的不同时代并置，是当时人们对于该诗争议的产物，也是时代风气所致。如果排除了认知错误的话，《千家诗》的这种处理应该还有借古喻今的因素在内。后世在解决这个矛盾时，或者从作者角度考虑，将万历本上的“毛伯温”改为《送杨文南征》，出现《送杨文南征》《赠毛伯温南征》并存现象；或者认定《送毛伯温》的作者是明世宗，从而将万历本中明太祖赠诗的介绍删去，补上“明世宗”字样，这就是清后期《千家诗》署名明世宗的原因。
表一《千家诗》卷一篇目次序[24]
表二《千家诗》卷二篇目次序
[1]谢枋得：《千家诗》卷二，王相注，锦章书局刻本，中国书店1995年影印本，第74页。
[2]如罗尔纲认为七言《千家诗》经过王相增删，明诗为王相所加。见罗尔纲《四季诗·跋》，《罗尔纲全集》第1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215页。
[3]汤霖、姚枫：《千家诗评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页。
[4]刘若愚：《明宫史》，《明宫史金鳌退食笔记》合刊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5]刘若愚：《明宫史》，《明宫史金鳌退食笔记》合刊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6]杨讷《何来“太子读本”——读〈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北大史学》2008年第13期）以为该本不是内府抄本。据杨讷所述，国图彩绘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经王重民鉴定为明抄本。
[7]因为这两种本子没有这两首明诗，戴勤《千家诗琐话》（《学林漫录》第3辑）据以推测《千家诗》成书年代，以为明中期，上溯到谢枋得时代，可能就有《千家诗》。
[8]沈津：《日本刻〈新刻草字千家诗〉》，氏著《书林物语》，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沈津以为该本没有明诗两首是因为散佚了，则是一种误判。
[9]沈津：《日本刻〈新刻草字千家诗〉》，氏著《书林物语》，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10]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长安秋望》作者署名“刘后村”。
[11]翟灏：《通俗编》卷七《文学》，颜春峰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85页。
[12]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七《千家诗》，陈铁民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8页。
[13]陈全之：《蓬窗日录》，顾静标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校注者说，据陆辑《古今说海》卷一三六，这一条记载出自《损斋备忘录》。立敏案：《损斋备忘录》据王世贞所言，成书于弘治年间，当为记载明太祖诗的最早出处。
[14]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3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847页。
[15]张廷玉：《明史》卷三《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3页。
[16]张廷玉：《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页。
[17]佚名：《安南奏议》，明邓士龙辑《国朝典故》本，徐大龄、王天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3页。
[18]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七《史乘考误》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7页。
[19]侯荣川：《明朝朱之蕃、朱孟震、潘之恒生卒年考》，《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20]朱孟震：《河上楮谈》卷二《纪事差误》，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6页。
[21]黄瑜：《双槐岁钞》卷一《御制逸诗》，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页。
[22]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二十，胡士萼点校，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455页。
[23]杨仲揆：《关于明太祖的诗、文、话》，载《文史趣谈》，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185页。作者没有叙述依据的版本，但是万历文华轩刻本题注说明该诗是明太祖派杨文广南征之作，据作者叙述，他所见的《千家诗》应该属于文华轩刻本系统。
[24]苏兴：《〈千家诗〉载明世宗〈送毛伯温〉与〈全明诗〉收朱元璋〈赐都督金事杨文广征南〉的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2期。
[25]通行本篇目据张立敏《千家诗》（中华书局2016年修订版）。该版以锦章书局本为底本，在汲取前人研究基础上，更正了《千家诗》不少题目、作者署名错误。越南抄本没有标上下卷，为了方便，这里按上下卷处理。实际上七绝、七律都是按四季景色分类，所以也相当于分卷。明彩绘抄本《明解增和千家诗注》卷一藏国家图书馆，卷二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没有标明四季节令的用“（）”标出，如郑云林本“（春景）”。
[26]曹豳《春暮》明彩绘抄本少题目、作者，页码十、十二承接，少第十一页。
[27]明彩绘抄本夏景诗没有标明“夏景”。夏景第六首，戴复古《初夏游张园》后两句“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后接夏景第12首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后两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而页码连贯。
[28]罗少竹本卷二缺一页，与现存明代刻本、抄本相比较，所缺诗为《郊行纪事》《秋千》。
注：本文发表于《晋阳学刊》2021年第1期，此据作
注：本文发表于《晋阳学刊》2021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立敏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