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阴谋》连载之七

长篇小说《城市阴谋》连载之七，本长篇已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由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王树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先生联袂推荐。

第四章   人生倘如初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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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阳是知道我妹妹这些事的。我们两个人无话不说。黄平阳这个虽然有些坏，可他还算真诚。他不像俞大为，聪明得要命，却总让人从不放心。那天我从我妹妹那儿回来后，黄平阳对我说，你妹妹这样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

黄平阳平时总是看不惯我的一脸沉重。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达不成一致的观点，可这并没有防碍我们之间的私人友谊。我一直把他划入另类或者新新人类，他却从来不承认。他抽烟，喝酒，还爱好赌博，喜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酒色财气全沾了，我也并没见他比我活得更为高兴。

黄平阳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学的专业是电脑。我们毕业时电脑还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热门产业，那时人们更看重金融与国际贸易之类，直接与经济挂钩，因此那一部分人后来迅速发家致富，在北京的郊区买了别墅，过的日子很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电影中那回事。黄平阳过去一直骂他们是暴发户，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吃香起来，于是在工作之外，他还偷偷地帮另外一家公司搞软件设计，挣些外快，日子尽管离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可早就超过了国内真正小康的标准。黄平阳说，一个人想过自己的生活，必须有足够的金钱作后盾。他举了许多的例子，最说明问题的是鲁迅先生的。黄平阳认为，鲁迅先生之所以敢这样或者那样批评人骂人，在黑暗的三十年代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天不怕地不怕，就在于他有钱过日子。如果鲁迅先生失了业，文章卖不出去，他就不会有今天那样的地位和那些激扬的篇什。

从心底说，我对黄平阳有时产生过一种崇拜的情绪。那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情绪。因为我们年龄相差无几，生活水平上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尽管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攻不破的，但我们仍然在心灵上不能平起平坐。我那时才想到了大学课堂上老师在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是多么高深的理论，只可惜我当时认为那些老掉了牙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新意而没有在乎它们。我一直认为自己进城后有着强烈的农民意识，在那些客户请我们吃饭时，看着三千五千块钱一餐的美食佳肴有时心痛得不能下箸。但在业余时间，其实我也和黄平阳一样，生活永远没有跨入那些白领阶层，却偏偏还看那些休闲杂志和报纸的花边消息，买名牌产品，穿名牌衣服，喝名牌饮料。

当我忧心肿肿地对他讲起我妹妹时，黄平阳说，如果你妹妹觉得她那种生活方式很好，你也不可能拉她回来，除非她受到打击，她自己便知道回头了。

我说，只怕那时已经晚了。这个世界的坏男人的确太多。

黄平阳冷了我一眼说，其实谁也比谁差不了多少。如果你有机会，我相信你也一样高尚不到哪里去。

我嗝了一下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妹妹根本不可能成为艺术家。

黄平阳说，那些在舞台和银幕上跳来跳去的姑娘们，又有几上能称得上艺术家呢？人家都只是为了挣一笔钱罢了。职业都只是谋生的手段，生活中的你怎么样过日子，你自己生活得怎样，是不是快乐，是不是满足，这才是最具体的东西。

既然在黄平阳那里找不到共鸣与安慰，我便回自己蜗居的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靠近医院，医院门前的救护车总是响过不停。一些人好了时有人笑，另外一些人死了时有人哭。我想，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只是一个哭哭笑笑的过程罢了。于是那一晚我破例主动地给王苑打了个电话。那时估计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王苑用含浑不清的声音说，你干嘛？我说我觉得活出一点意思来了。王苑骂了一声神经病便挂断的了电话。接着电话筒里响起了一大串杂乱无章的盲音。我心里乱糟糟的睡不着，于是吃了几片安眠药，看了一会有线电视。电视里我原来非常喜爱的那个歌星正在唱歌，她的脸上带着非常纯真的微笑。换以往，我肯定会继续看下去，可想到那位歌星最近陪一位走私的老板睡觉，便觉得有些恶心。想起那位老作家所讲的有关她的那些惊人的故事，我于是便啪地关掉了频道。屋子里马上笼罩了一股浓重的死亡气息。在这种气息之中，我开始在鼾声中呼呼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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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睡过头了。看了看表，今天赶班是赶不上了，反正我们程主任这些天忙着明年的升迁，不太在乎我们这些手下的人几点到厅里，再说办公室也没有什么其它的大事，我便想继续抓紧睡眠时间。这时电话响了，我想，肯定是王苑打来的，她一定为昨天的事道歉来了。我故意慢慢悠悠地抓起电话，懒洋洋地问了声喂，哪位？

里面一个高兴得跳起来的声音说，陈东东，过几天我到北京来请你们吃饭。

我说，你是谁呀你？

她说，我是秋燕，你听不出来了。

我说，是你呀，你怎么了你？

她说，我中奖了。

我说，不是开玩笑吧。

她说，谁给你开玩笑，真的。

我问她中了多少？在我的头脑里，中的奖也不会太大。因为女人总会几块钱的事而高兴得瞎叫嚷。没想到张秋燕一句话却让我的瞌睡虫全跑走了：陈东东，你知道么？我也有今天呀！我中了五百万！五百万，你懂么？

我不但懂了，而且也为她高兴得睡不着了。我说，好事呀，好事呀！

张秋燕说，陈东东，这回，我要让俞大为在我面前弯下腰去。不信你看着！

我抽了一口冷气。因为她的声音好像带有了一种咬牙切齿的意味。

我避开了这个问题说，你知道朱妍的消息么？

张秋燕说，还记得她呀，那个傻丫头，估计已结婚了吧。我们好久都没有联系了。

我说啊，然后放下了电话，沉浸在张秋燕的喜悦里。下午到了办公室，正好在楼道里碰见了吴会计，她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说，你怎么了呀，小陈，你怎么人家了？

我说，我什么怎么人家了？

吴会计说，你不知道么？王苑的妈妈说她病在床上，几天都没有起来了。

我说，是吗？

吴会计说，什么是不是的，你肯定是把人家那个了。

我说，吴会计，你不要瞎说。

吴会计哈哈大笑着说，你看你，小陈，我开个玩笑罢了。

我说，大姐，这样的玩笑让我害怕，你还是少开一些好。

吴会计说，胆小的人，办不了大事。不信你看。

我心里想，难道像程主任那样胆大得可以和你睡觉的人，才办得了大事吗？但我没有说出来，便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一天到晚乱糟糟的，和我的心情一样。我一进去，副主任老王便说，来了，来了！

我说什么事这么高兴呀？

坐在老王身边的刘淑倩说，你不知道么，最近股市又涨起来了，老王高兴得晚上要请大家吃饭呢。

我说，难怪王主任今天脸上满面红光。心里却想，如果不是股市上来了，我上午没上班，老王不批死我才怪呢。坐下来后，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同学张秋燕中大奖的事，不然，办公室非羡慕得翻天不可。

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地过来的，过得让我如此孤单与无聊。于是我总跑到隔壁去看我们厅里年龄最小的女孩张楠上网，询问一些她从网上得到的有关消息。她在信息处工作，每天得到的信息非常多。那些消息，要是让我们办公室的人知道了，都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因此，每次在宣布一些新的新闻后，张楠都要叮嘱我说，陈东东，你千万别说出去了，要是说出去，他们知道了还以为我怎么着了呢。

我说，我可不希望还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张楠说，没想到你这人平时话不多，说出来一句，还挺逗的。

我说，老了老了，比不上你们年轻人了。张楠捂住了嘴笑。

在她笑时我想，有一天我要是真的自杀了，我一定要在网上发这样的一条消息：一个无所谓的人死了，可能与你们无关，也可能与你们有关，因为他在你们身边生活过，曾经也爱过你们，还恨过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可是他觉得老像你们这样过没什么意思，于是先走一步，等着你们呢。

这天晚上我到王府井大街散了步，我看到幸福的人们都在幸福地生活着，而不幸的人们却重复着同样的不幸，于是我觉得幸福离我是非常遥远的，因此我又慢慢地走了回来。中间几次出租车停在我的身边，我都友好地朝他们笑了笑。在公主坟，我看到城乡贸易中心和翠微大厦在夜的灯光中跳舞，我想活着到底是梦呢还是真实？这个念头突然说不清楚起来，我只觉得我又像我们镇那边森林里的一匹孤独的狼了。我真的想对着大街吼叫，可想到自己快三十岁了，这种行为已经不是这个年龄的人所拥有的了，于是我把这种吼叫抑在了心里带了回来。

隔壁的留守女士又在弹钢琴，这次没有嘈杂，倒是听起来有些忧伤。我不太懂音乐，特别是那些拖着长长尾巴的外国人的名字老是记不清楚，因此我说不上那些曲子的名字。可是我觉得它们却像是从我的胸腔里发出来的，就像我幼时躺在故乡小镇上的山坡上，听到那些鸟叫与虫鸣一样。我知道一种音乐的背后，常常与一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因此，我对隔壁的那个留守女士张雯雯，忽然产生了同情的意味。做一个女人，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不知道她过得幸福不幸福，但我却同情那个整天夜里只知道喝酒和弹钢琴的女人。她的丈夫我只见过一次，那时我刚毕业，住在大集体宿舍里，没有分到现在这样的独单，他丈夫到我们宿舍里找一个人。那个人出去了，他丈夫在那里坐了一阵，闷着头抽了一会烟，然后走了。我们宿舍的那个人回来后，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他说，啊，他快出国了，想找我帮忙换一些美钞。除此我们都不知道太多的东西。因为北京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往往我们坐在对面的办公桌，却不知道对方的爱好是什么，不知道对方的爱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不知道那些鬼里鬼怪的同事，下了班后倒底到哪里去了。除了工作上的事，没人问这个；除了那些出了名的人外，北京没有人关心别人的私生活。因此，在好长的时间里，大家只是看到我在白天的笑脸，却根本没有谁想到，这个带着笑的人，其实一直是想自杀的。

城市处处布满了莫测的阴谋。每一根钢筋架和每一堆水泥灰下，都埋藏着一个不知什么人的种种梦想。这些带了危险的梦想，让一个个的阴谋在大众中无限地扩散，最后演绎成了种种千奇百怪的故事。只要你生活在这个城市中，你就是某个故事中的或多或少的一环，谁也逃脱不了命运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