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理解不应该被看作精神分析的必要目的
为什么理解不应该被看作精神分析的必要目的
译者:王婧 校对：张涛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普通会员，拉康派精神分析研习与实践者
节选自Fink《对抗理解：以拉康派的钥匙开展的评论与批评》
与神经症的精神分析工作的主要目标不是理解而是改变。与神经症的精神分析工作，以及与许多在目前心理治疗设置下被划分为边缘的病人的工作，都致力于使得他们说出对他们的心理经济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如果我们作为临床工作者不能引导他们自己说出这些，精神分析就是我们对他们说出了能够改变他们生活的话语。在最好的情况下，会有着相当大的给予和取得：我们根据彼此给出的线索工作，分析家或分析者最后说了一些对另一方者有严重影响的话，而这些话的意义和作者身份往往不完全清楚。
我们不需要通过影响分析者的理解或自我理解来改变他们体验世界、生活、关系和他们自己的冲动的方式。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一个分析者观察和检查他自己行为或幻想生活的方式，而是，举个例子，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男人几十年来对一个令他恶心的性行为的幻想——被迫对一个比他更大更强壮的家伙口交，这样这个幻想就不会在他发生性行为或自慰时的思想中占据核心，就不会在他的日常生活里折磨他，甚至消失再也不会回来。
我们的目标不是试图直接改变他对这个幻想的想法，这样他就能对自己说，“哦，这个令人讨厌的幻想又来了，但我必须意识到我有这个幻想是因为我对我小时候在我的邻居认识的一个男人的事情有独钟，所以我必须试着在它让我兴奋之前把它关掉。”从拉康主义的角度来看，精神分析工作的目标不是在分析者身上培养一个观察的自我（例如，拉康，1967-68），这样他就可以在这种困扰了他几十年，驱使他到吸毒和酒精成瘾的幻想中去有意识地去了解自己；目的不是让他自己把它情境化，有意识地淡化它的重要性，或者说服自己不要被它所激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揭开所有将它固定在原处的幼儿材料，以及从那以后被移植到它上面的所有东西，到达它的根源——包括把所有这些材料挖掘出来，并把它们带到谈话中。
把这些材料大声地告诉别人和理解幻想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理解有时会伴随着改变，但它不是改变的必要先决条件，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构成阻碍。在另一个人的陪伴下把事情诉诸语言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拉康（2001b，第139-40页）所说，
认为一个分析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分析者有意识地意识到了一些事情是错误的。事实上，成功的关键不是向意识的转移，而是向言语的转移，而这种言语必须有人听到。[1]
对于分析者来说，探索所有这些材料有时很可能是缓慢的、痛苦的和引起焦虑的，但当它完成时，幻想本身往往会完全消失。这发生在上述的分析工作三年后。考虑到他的强迫性口交幻想困扰了他大约25年，几乎导致他几次自杀，他的解脱是相当大的。
当然，在这三年里，我们讨论了无数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回忆那些分析者最初不愿讨论的令人尴尬和感到羞辱的记忆。在来找我之前，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心理治疗和分析上，与几个不同的从业者一起，他们可能更喜欢关注现在而不是探究过去，而那些困扰和压抑他的幻想一直持续到我们讨论他做过的梦的那天。
在梦里，他在洗澡。当我让他对洗澡进行自由联想时，他想起了一个童年时的场景。这个场景之前他从未对别人提起过，直到这次会谈这一刻之前他都一直在压抑着它。作为一个青春期前的男孩，他感到曾经在一次洗浴中被迫为一个比他大的男孩口交。这个男孩在他的想象中长达几十年地具有统治地位。他经常与我讨论到这个男孩，但这个场景之前从未进入过他的思维。
在那个时刻之前，这个分析者一直因为自己那么小的时候就想做那种事而认为自己是堕落的和有污点的（对于他过往的其他性行为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在会谈中突然想起童年洗澡场景，他认识到他是不想待在那儿的，也不想按照这个年长的强壮的男孩要求的那样做。尽管他一开始感到好奇，但是最终感到受了强迫并且身体上被迫做了这件事。一周后，他得意地报告说，与那个男孩发生的事情“一直是我性幻想的核心，现在则不是了。”到此为止。
这个分析者是否意识到他一直以来因为参与了这项童年的性活动而把自己和其他人都看作罪大恶极的罪犯，或者仅仅是想把自己看作一个罪犯，而不是接受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实？他是否意识到，他更愿意在这种情形中而不是早期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把自己看作一个罪犯，并且把他的罪恶感从后者转移到前者？在我看来，他是否意识到这些事情、或者他是否把我们在这个特殊的童年场景中的工作与我们以前在其他童年场景中的工作联系起来都不是很重要。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及它是如何改变的，都是很好的，只要它不妨碍改变本身。理解本身不应被视为目的，因为它可以起到抵抗的作用。在这个分析者的例子中，重要的是他不再被过去的事情所困扰，他觉得自己肩上的重担被举起来了；而且，他为承担这个重担而花费的精力突然被证明可以用于其他的活动。
分析者很少能够不经历因不得不极度详细地讨论性幻想而产生的大量不适和尴尬而到达这种新的力比多的位置——有时要一次又一次——直到能促进变化的解释（正如我们会看到的，并不需要提供意义）尘埃落定下来。但是为了前进的发生，在让他们说出必须说的所有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使他们免于承担的也就只有这么多的不适和尴尬了。因为只有把这一切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带来持久的变化。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分析者可以在没有充分探索这些形成性的童年事件和幻想的情况下取得进步，因为那样我们将对我们的分析者造成根本的伤害。
以拉康为导向的与神经症的工作——让我再次强调，我在这里不是在谈论与精神病的工作（我认为，一种不同的方法是后者所必需的；见Fink，2007，第10章）——不是提供意义，而是将无法言喻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它是关于说出那些对分析者而言一直看起来无法表达（例如，参见Lacan，1971-72），无法想象的，不可接受的，和/或无法想象的东西。这是关于说出分析者总是不愿意承认的话；这是关于说出那些她所希望根本不存在的想法和感觉。
无论是对于分析家还是分析者而言说出所有这些都不等于理解它们。首先必须说出来。理解——如果它真的会到来的话——可以等待。分析不需要提供意义：因为意义是自我重新凝结在周围的那些东西，自我利用意义来构建一个关于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故事。一句话，意义服务于合理化的目的，使无意识远离。分析家对意义和理解的强调常常导致分析者变得非常善于从心理学上解释她的行为，但却很少或根本没有促进分析者的改变，使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去感受或行动的彻底的改变。
分析家的一部分工作是分解意义，通过表明理解总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把很多东西都遗漏了、远远不能解释一切来消解理解。正如禅师的工作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前提的：启蒙不是源于理解，而是一种存在状态。精神分析家认识到，分析者对理解的追寻是现代科学主体对通过知识掌握自然和自我的错误探索的一部分（见Lacan，1988a，第1章）。相比之下，分析包括提醒分析者——尽管不是十分明确——他们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精神健康的一部分是放弃对掌握的痴迷。
我们的目标是探索无意识，尽可能多地将无意识带到言语中，让分析者听到自己大声说出自己所思想、感受、愿望的一切不可想象、不可接受的事情。然而，这不允许分析者设法以某种方式掌握自己的无意识；不允许他们相信分析能够顺从自己的愿望，即完全控制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从不做他没有计划做的事，也从不说他以后可能后悔说的话。虽然精神分析的目的显然是在自我和无意识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由此使自我不再排斥和压抑那么多东西，但它绝不会试图使无意识成为自我主人的奴隶！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每一次会谈结束时总结会谈期间所做的工作，强调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有意义的联系。我们在那里是为了晃动意义和提醒分析者——尽管没有用许多的词——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们被往往是相互竞争和矛盾的声音或话语所占据。
当然，我能想到我的神经症分析者所经历的许多危机情况的例子，在这些情况下，我绝对不想在他们早已经波涛汹涌的生活的海岸上制造更多的波浪。我显然不是在说我们应该在每一次会谈上都设法使每一个神经症分析者都打破现状；然而，大多数时候，当工作进展迅速的时候，我发现没有必要总结或把所有的线索都拉在一起。我与前面提到的分析者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了他对梦的联想，包括他回忆童年和大男孩洗澡时的情景，当他对梦中用脚擦掉并看着它顺着排水沟流下去的淋浴间地板上的一些东西发表看法时我结束了会谈；他说“如同所有的东西都顺着排水沟流走了，不只是消失了，比消失了还好，下面干净得闪闪发光。”
我认为一切不言自明，分析者的愿望是这样的场景从来没有发生过，他的童年不曾犯下性探索和知识的罪行。他的感觉是一切都流走了，那么为什么不让它流走呢？我在那里结束了会谈（那就是我做的，实践变动时长会谈），不做任何解释，那就是恰好发生的：一切都流走了。
这样做——以一种适合如此难以释怀的人的方式，即使淋浴地板上的东西是白色的不是棕色的——它搅动了东西并产生了新的材料。在我们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情况下，分析者在随后的会谈中提出的一个话题是，他待在家里假装生病不去学校始于孩提时的某个时刻。当我问起他什么时候开始逃学的更多细节时，发现就在同时他觉得自己被迫和这个他偶尔会在学校见到的大男孩发生了性关系。在那之前，分析者一直是个优等生，但后来却成了一个差劲的学生，最终辍学，很多年后取得了普通高中同等学历证书，在大学里苦苦挣扎，从没能读完。
他与学校关系的突然变化似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童年的性经历；他几十年来未能完成学士学位，使他在职业上受到明显阻碍。即使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也常常想逃离工作，假装生病，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在分析中，他对学术工作的态度开始改变，但仍然充满了焦虑。在我们讨论了淋浴场景之后，情况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他不再害怕去上班，也不再投入大量的精力去思考如何避开和免于工作。
我在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中发现分析者迟早会报告他有了更多的精力，或者，在回应我关于工作的问题时，回答说感觉不舒服或假装生病待在家里的状态在一段时间以前就结束了，而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当前的例子下，分析者声称不知道什么时候或为什么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甚至对这些问题都不感兴趣。似乎在我看来，那些想说他一定理解了某些东西（关于他的过去或他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某种联系）的人有责任澄清这种理解可能包括什么，如果分析者自己对此无话可说的话。我建议分析者不必知道、不必像我刚刚在这里描述的那样阐述这些为什么发生或发生在何时，如果我假设他不愿意在学校见到大男孩并开始寻找不去学校的理由是正确的。对分析者来说，为了让他更好、让他停止破坏生活和事业，他没有必要知道。[2]
[1]在另一种情况下，拉康（2006a，第254-55页）将言语化（或诉诸文字或话语）与萨特的“有意识的实现”（良心的质感）区分开来，后者意味着对某事的突然实现，对某事的突然认知（主观内）。拉康指出，正如我们在安娜o的案例中所看到的，意识的觉醒并不是症状消失的必要条件。必要的是强迫诉诸话语，以一种别人能理解的语言，即使在说话人在催眠状态中。安娜o，当她把她的故事告诉约瑟夫布洛伊尔时，必须用对话者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述。通过对另一个人大声地将之象征化，她的症状消失了，未涉及任何意识的实现、任何有意识的理解——确实，丝毫没有任何意识。
[2]我也不需要知道他的改变到底为何发生。对我来说，怀疑淋浴场景本身和讨论了淋浴场景的梦之后在会谈中立刻提出的话题之间具有一种可能的关联，以及询问他是何时开始逃学的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