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对神经症选择问题的贡献
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对神经症选择问题的贡献
弗洛伊德
译者：张弢
原文译自：Freud, S. (1913). The Disposition to Obsessional Neurosis, a Contrib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Choice of Neurosis. ，即弗洛伊德技术论文卷：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II (1911-1913): The Case of Schreber, Papers on Technique and Other Works, 311-326页
一个人为什么以及如何会导致神经症的问题,显然在精神分析应该提供的解决方案当中。但首先很有必要在另一个更窄的问题上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即,为什么这个或那个人必然因为一个特殊的神经症而生病，而不是其它。这就是“神经症选择”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多少？严格地说，就这个话题只能确定一个一般性的命题。这使我们想起把有关神经官能症的致病因素分为一个人带入他生活的东西和那些生活带给他的东西——本质的（原发性）和非本质的（偶然性）——通过它们的联合操作，就确立了致病因素的规律。因此，我在上面提及的一般命题主张，神经症选择的决定性基础完全是前一种，也就是说，它们是倾向本身，独立于具有致病性的经验。
我们去哪里寻找这些倾向的根源呢？我们已经意识到，有关的心理功能——首先是性功能，但也包括各种重要的自我功能——在达到正常成年人的独特状态之前，不得不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发展并不总是如此顺利地进行，以至于总功能需要通过有规律的渐进修正。当它的一部分依附于前一阶段的某个地方——一个被认为是“固着点”的结果，如果这个主体由于某种外部干扰而生病的话，该功能可能会退转到那个阶段。
因此，倾向是发展中的抑制。通过对其它疾病的一般病理学事实的类比，我们证实了这一观点。但什么因素能够带来这些发展中的干扰，精神分析的工作停在了这个问题之前:它将这个问题留给了生物学研究*。
*自从弗里斯的著作揭示了特定时期的生物学意义，人们就可以想象，发展的干扰可能可以追溯到发展的连续波动中的时间性变化。
几年前，在这些假设的帮助下，我们冒险着手研究神经症的选择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干扰来发现正常情况，这导致我们采用了一种非常奇异和出人意料的思路。精神神经症的主要表现形式——歇斯底里症、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妄想症、早发性痴呆——通常被列举出来的顺序，与这些疾病发生的年龄顺序相一致(尽管不是完全一致)。甚至在儿童早期就可以观察到歇斯底里症的疾病;强迫性神经症通常在儿童期第二阶段(6 - 8岁)出现首发症状;而另外两种精神神经症，我把它们归为“妄想痴呆”，直到青春期和成年期才出现。正是这些最后出现的紊乱最先表现出来，使我们能够探究导致神经症选择的倾向。它们二者的特点——狂妄自大,从客体世界的转向,增加了移情的困难——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客体选择建立起来的力比多发展阶段中寻找它们的倾向固着——这是在自体情欲阶段和自恋阶段。因此，这些很晚才出现的疾病形式，可以追溯到非常早期的抑制和固着。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歇斯底里症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倾向，这两种移情神经官能症在早期就产生症状，在力比多发展的后期才完全出现。但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发展的抑制呢？最重要的是，决定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和歇斯底里症倾向的阶段有什么不同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我早期发现这两种倾向的尝试——例如，从概念上讲，歇斯底里症可能是由婴儿时期的被动行为决定的，而强迫性神经症则是由婴儿时期的活跃行为决定的——很快就因不正确而被废弃了。
现在，我将再次立足于对个案的临床观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研究了一位女性患者，她的神经症遭遇了不寻常的变化。在一次创伤性经验之后，它开始成为一种明确的焦虑性歇斯底里症，并持续了几年。然而，有一天，它突然变成了一种最严重类型的强迫症。这种情况不可能只在一个方面变得有意义。一方面，它可能被看作是一份双语文件，并展示了一份完全相同的内容如何被两种神经症用不同的语言所表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准备接受这样的假设，即一个人在他的力比多发展过程中可能与生俱来地拥有不止一个弱点，那么它就有可能与我们的倾向来自发展抑制的理论完全相悖。我对自己说，我们没有权利不予理会后一种可能性；但我对于理解这个个案很有兴趣。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被迫发现情况与我所想象的大不相同。强迫性神经症不是对最初触发焦虑性歇斯底里症的创伤的进一步反应；它是对第二次经历的一种反应，第一次的经历已经被完全消除了。(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例外——尽管，这是真的，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的主张断言了神经症的选择是独立于经验的。)
很遗憾，由于常见的原因，我不能详述这则个案历史，我必须限定自己做以下描述。直到生病，她一直是一个幸福的几乎完全满意的妻子。她想要孩子，其动机是出于对自己愿望的幼稚的痴迷。当她得知她唯一的爱人——她的丈夫——不可能使她有孩子时，她病倒了。她对这个挫折所表现出的焦虑性歇斯底里，与她自己很快就明白的那种对诱惑的幻想的否定是一致的，那坚定地植入想要孩子的愿望就是在这种幻想中表达出来的。她现在竭尽全力阻止她的丈夫猜测她是由于他令她失望而病倒的。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断言，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无意识中都有一种工具，可以用来解释别人无意识的话语。没有任何坦白或者来自她那一方的解释，她的丈夫明白他妻子的焦虑意味着什么；他感觉受到了伤害，却没有表现出来，在举动中他神经过敏的反应是——第一次——与她性交失败。之后，他立刻开始了一段旅程。他的妻子认为他已经永久丧失了性能力，并在他预期返回的前一天产生了她的第一个强迫性症状。
她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内容是对严格认真的清洗和清洁的强迫，以及对严重伤害的极度有力的保护措施，她认为其他人有理由害怕她——也就是说，对她自己的肛欲和施虐冲动的反向形成。她的性需要在她的生殖器生命由于唯一一个对她可能会有任何疑问的男人的阳痿而失去了它的全部价值之后，不得不以这些形成来表达。
这是我制定的一个小而新的理论片段的起点。当然,在表面上它只是基于这一项观察;实际上它汇集了大量的早期印象,尽管对它们的理解只是通过这个最近的经验实现的。我告诉自己,我的力比多功能发展的原理图要求在其中有一个额外的插入。首先,我只区分了自体情欲阶段,在这个阶段,主体的组成本能每一个都以自己的名义在身体中寻求欲望的满足,然后将所有的组成本能结合起来选择一个客体,在代表生殖的生殖器的首要地位的支配下。如我们所知,对妄想痴呆的分析需要在它们之间插入一个自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个客体的选择已经发生,但这个客体与主体自身的自我一致。现在我们看到，在最终形成抵达之前需要插入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组成本能已经聚集在一起来选择一个客体，而这个客体已经是与主体自身形成的对比无关的东西，但生殖区域的首要地位尚未确立。相反,支配这种性生活前生殖组织的组成本能是一种肛欲和施虐欲。
我知道任何这样的假设一开始听起来都很奇怪。只有发现它们与我们以前的知识之间的关系，我们才会熟悉它们；最后，它们的命运往往被看作是微小的、可预见的创新。因此，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来讨论“前生殖性组织”。
(a) 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学中，敌意和肛欲冲动所扮演的特殊作用已经引起了许多观察者的注意，最近欧内斯特·琼斯（1913）特别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这直接来自我们的假设，如果我们假设在神经官能症中所讨论的组成本能再次取代了生殖器本能的表现，那么，生殖器本能的先行者正处于发展过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部分案件历史是符合的，这是我迄今为止保留下来的。病人的性生活始于她童年时被打压的幻想。在它们被抑制之后，一段及其漫长的潜伏期开始了，期间，这个女孩经历了一段道德高尚的成长期，没有任何女性性情感的觉醒。她的婚姻，发生在早年，开启了一段正常的性生活。这段时间，她是一个快乐的妻子，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她的第一次巨大挫折导致了歇斯底里神经官能症。当这之后，她的生殖器生命失去了所有价值，她的性生活，如我所说，回到了婴儿期的施虐阶段。
我们不难确定，这个强迫性神经症案例与那些较常见的病症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后者在早期就开始发病，然后以一种或多或少令人吃惊的方式逐渐恶化，形成一个慢性过程。在其它情况下，一旦具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倾向的性组织建立起来，就永远无法完全克服;在我们的个案中，它一开始就被发展的更高阶段所取代，进而被后者的退转重新激活。
(b) 如果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假设同生物学的思想联系起来，我们绝不能忘记，由生殖功能所引起的男女之间的对立在前生殖的客体选择阶段还不能出现。我们在它的位置上找到了带有主动目的和被动目的的趋势之间的对立——这个对立后来与两性之间的对立稳固相连。活动是由控制的一般本能提供的，当我们发现它是为性功能服务时，我们称之为施虐;甚至在完全成熟的正常性生活中，它也有重要的辅助服务。被动的趋势由肛欲来满足，其性感地带对应于旧的、未分化的泄殖腔。这种在组织的前生殖器阶段的肛欲的强调，在性功能的下一阶段，即生殖器的首要地位抵达时，会在男性中留下一个显著的同性恋倾向。这种最后一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方式，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力比多投注的重塑，为分析研究带来了最有趣的问题。
可以认为，通过否认有任何性生活的前生殖组织，坚持性生活与生殖器和生殖功能相一致，并从之开始，能够避免这方面的所有困难和并发症。然后，考虑到分析研究的明显发现，可以断言，神经症患者在性压抑的过程中被迫通过其它非性本能来表达性倾向，从而通过补偿的方式使后者性化。但这一论点将我们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它将把我们放在精神分析之前的位置，意味着放弃精神分析给我们的关于健康、倒错和神经症之间关系的理解。精神分析的立与破取决于对性组成本能、性感地带和外延的识别，从而使“性功能”的概念成为可能，而不是狭隘的“生殖器功能”。此外，对儿童正常发展的观察本身就足以使我们拒绝任何这种诱惑。
(c) 在性格发展领域,我们必然会遇到我们在神经系统中发现的同样的本能力量。但两者之间明显的理论区别是由单一事实所导致的,即压抑的失败和被压抑物的返回——这是神经症机制所特有的——在性格的形成中是缺失的。在后者中,压抑要么不付诸行动,要么顺利实现它的目标,即用反向形成和升华取代被压抑物。因此,性格的形成过程比神经症的形成过程更模糊,更不易分析。
但是，正是在性格发展领域，我们遇到了一个与我们所描述的个案相类似的好例子——一个证实，也就是说，出现了前生殖施虐肛欲的性组织。众所周知，在女性失去了生殖器功能后，她们的性格往往会发生一种特殊的变化，这也是人们经常抱怨的一个事实。她们变得好争吵、无理取闹、盛气凌人、心胸狭窄、吝啬抠门;也就是说，她们表现出典型的施虐和肛欲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她们早期的女性气质时期并不具备。古往今来，喜剧作家和讽刺作家都对这个“魔鬼撒旦”横加谩骂，迷人的姑娘、亲爱的妻子和温柔的母亲都摇身一变变成了“魔鬼撒旦”。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性格的改变对应着性生活退转到前生殖施虐和肛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因此，它似乎不仅是生殖器期的前身，而且往往是其继承者，在生殖器完成其功能后终止。
这样的性格变化和强迫症之间的比较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两种情况下，退转的工作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前者中，我们发现完全的退转是在压抑（或抑制）之后顺利发生的；在神经症中，有冲突，有防止退转发生的努力，有对抗退转的反向形成，也有对立双方妥协产生的症状形成，以及将精神活动分裂成一些可以被意识接受的活动和其它无意识的活动。
(d) 我们关于前生殖性组织的假设有两个方面是不完整的。首先，它没有考虑到其它组成本能的行为，在这方面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和讨论，它满足于强调施虐和肛欲的显著的首要地位。特别是，我们经常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在强迫性神经症的机制中，求知的本能实际上可以取代施虐。事实上，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由控制本能升华而来的分支——升华为一种智力的东西，在怀疑形式中它的否认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图景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假设中的第二个差距更重要得多。正如我们所知，只有当自我的发展阶段（即固着发生的阶段）和力比多的发展阶段都被考虑在内时，神经症的发展倾向才是完整的。但我们的假设只与后者有关，因此不包括我们应该要求的所有知识。目前，我们对自我本能的发展阶段知之甚少；据我所知，只有一种尝试——费伦齐(1913)提出的极有希望的尝试——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适应症，我认为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中，应该包括一个由自我发展而来的力比多发展的时间顺序上的超越，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太草率了。这种性早熟将不得不在自我本能的影响下选择一个客体，而此时性本能还没有形成最后的形态，因此将在前生殖性组织的阶段留下一个固着。如果我们认为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必须发展出一种超级道德，以保护他们爱的客体免受隐藏在其后的敌意，我们将倾向于把这种自我发展的性早熟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人性的典型特征，并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出道德起源的能力：按照发展的顺序，仇恨是爱的先驱。这也许是斯特克（1911）的一个断言的意思，当时我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即是仇恨而不是爱是人类之间的主要情感关系。
(e) 从所述可知，歇斯底里症与力比多发展的最后时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后者的特征是生殖器的首要地位和生殖功能的引入。在歇斯底里神经官能症中，这种获得受到压抑，不涉及退转到前生殖阶段。由于我们对自我发展的无知，在确定倾向方面的差距在这里甚至比强迫性神经症更明显。
另一方面，也不难证明在歇斯底里症中也会出现另一种退转到早期水平的情况。正如我们所知，女孩的性行为是由男性器官（阴蒂）支配和引导的，通常表现得像男孩的性行为。这种男性的性行为必须在青春期通过最后一波阴道的发育来消除，——这是一个源自泄殖腔的器官——它必须被提升为占主导地位的性感带。现在，非常普遍的是在歇斯底里神经官能症中，这这种被压抑的男性性行为会被重新激活，然后，导致自我协调本能的防御斗争指向它。但在我看来，现在讨论歇斯底里症倾向的问题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