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隐喻的冠状病毒
作为隐喻的冠状病毒
译者：武亦文（精神分析实践者）
1978年， Susan Sontag 出版了《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正如其书名所述，该书邀请读者将疾病视为隐喻—即能够产生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东西。它通过一些附着于肺结核和癌症上的意象和幻想，来说明这两种疾病。例如，在有效的医学疗法出现之前的十九世纪，肺结核被认为是 “对生命的一种隐伏的、无情的盗窃”。不过，在二十世纪，肺结核被攻克之后，癌症迅速取代了它，扮演了一种等待着袭击受害者的神秘疾病的角色。今天人们可以看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态度延续了同样的传统，同样的隐喻性思考的路线，这一点从病毒被加载的种种含义中可以明显看出，比如 "公敌"、"外来入侵者"、"自然的恶"等。毫无疑问，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一个神话!
Sontag 以自己作为癌症患者的经验为基础，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即疾病的去神话化，她在她的书中开门见山道：”我的观点是，疾病不是一个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实的方式——最健康的患病方式—是一种对隐喻思维的最纯粹的抵抗。”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作为隐喻的疾病与作为客观过程的疾病之间是否有可辨别的区别。譬如说，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将真实的疾病与附加在疾病上的假的意义区分开来？ Kojin Karatani 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建议我们反过来质疑现代医学对疾病的处理方式，而这种方式本身就是神话：”问题不在于用疾病作为隐喻，就像桑塔格所说的那样，相反，问题在于现代医学的认识论体制，它把疾病客观化为纯粹的疾病。” 在Karatani看来，疾病独立于个体的意识而存在，它可以在个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伤害或损害身体，这样的想法是现代医学权力/知识的一种建构。由于它将疾病视为一种外在的代理人(agent)，不是与自身合作的，而是与自身对立的代理人，因此西医一直是象征性的——作为一种症状学系统(在事实真相的表象下)。如果我们今天把冠状病毒看作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么，这是因为 "我们已经彻底适应了 "这种思维形式。
跳回到十九世纪，1882年3月24日，德国细菌学家 Robert Koch 宣布他发现了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原因。现在我们听起来像是一个常识，但在当时，这一发现被认为是划时代的。结核病被认为与某些性格类型（敏感、细腻、易激动）和家族群集(family cluster)有关，直至结核杆菌的识别。Koch表明，肺结核来源于单一的微生物代理人(agent)。这种被Rene Dubos称为 "特定病因学说 “的生物医学模型，至今仍是最受认可的对疾病的科学解释。然而，正如Dubos 所言，尽管 “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定病因学说一直是医学研究中最具建设性的力量，它所带来的理论成就和实践成就构成了现代医学的大部分内容……但很少有案例能对疾病的因果关系提供完整的解释说明。” 他以Koch的发现为例，问道，如果病因是一种特定的杆菌，为什么已经感染了这种病菌（当时欧洲几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被感染了），而且体内可能还携带着这种病菌的人，却没有出现和临床病人一样的症状？几十年后，这个问题对于新型冠状病毒仍然有效。我们已经把它显微镜下的微观形象蚀刻在脑海里，对它的 “个性” 特征也了如指掌（喜欢塑料表面和金属表面，喜欢凉爽的天气，不喜欢阳光、光线和潮湿等等），但我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感染者没有症状，而有些人却病入膏肓。但我们还是坚持要坚持老一套的病菌理论——但为什么？
Karatani会说， Foucault可能也会同意这个说法，疾病的现代病因学建构只是理解疾病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当然——但它们被实证科学排除、限制和抑制了。以希波克拉底为例。根据他的医学观，Karatani 总结道：”疾病并不追溯到具体或局部的原因，而是被认为是一种扰动，这种扰动位于调节身心工作的各种内部因素之间的平衡状态中。此外，治愈疾病的不是医生，而是病人的自然治愈力。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东方医学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并没有遵循希波克拉底或其他健康和身心平衡的整体性方法，而是几乎无意识地将疾病客观化，将其视为一种来自外部攻击的伤害（就像我们看待UFO，恐怖分子和其他 “他者”一样）。那么，是什么解释了我们对神话化的偏爱？对Karatani来说，这在于西方医学的 “神学和形而上学的” 价值。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固定一个单一的、原始的原因的想法，本身就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细菌作为疾病的原因的概念吸收了基督教符号学系统，它诱导我们把细菌想象成 “一种看不见的、无所不在的邪恶的形态……作为一种原罪”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谈论疾病时使用宗教典故。我们与抑郁症 “斗争”。我们以癌症 “受害者” 的身份与癌症 “战斗” 。我们向冠状病毒 “发动战争"。所有这些隐喻都让人联想到人类与撒旦的古老战争。因此，如果我们像Sontag 相信我们所做的那样，将疾病作为隐喻来言说，这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因为我们（有点太舒服地）嵌入于西方医学话语的认识论统治。只要我们不对其科学客观主义进行历史化，我们就无法从用撒旦式隐喻来限定(circumscribe)疾病的习惯性强迫中解脱。
总而言之，疾病总是已经是一个隐喻。这让它作为权力/知识空间中的一种话语结构而存在。在医学的视线下，用福柯的一句话来说，我们对疾病的对象化、重构和外化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语义之外设想疾病，即在我们的梦、幻想和投射的范畴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病毒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它主要是为了熄灭人们对完美健康的追求。相信一旦我们摆脱了这种流行病，更好的日子就会到来，相信当我们重新回到健康的自己时，生活会变得很美好，这是推动我们与病毒 "战争 “的根本希望。的确，每一次新的病毒出现，我们对永生的欲望都会重新被唤醒，并获得延迟的满足。然而，正如Dubos所展示的那样，只要人类仍试图走在微生物的前面，这种 "健康的海市蜃楼 “就会疾病缠身。就像我们与死亡的永恒斗争——一场我们无法取胜的斗争——我们与疾病的斗争也注定要不断循环往复，真正的成功并不存在，直到有一天我们学会接受我们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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