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放390名囚犯回家过年，与其约定次年问斩，最后来了多少人？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动乱不已的分裂时期，在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的同时，也催生出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九合诸侯的管仲，就将他的学说编录为《管子》，其中智慧的光芒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把“法治”的观念理论视为治国理政的要义，深受后世的传颂和认同，被誉为“天可汗”的李世民就对法治和人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思考。

根据相关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还一众死囚临死前回家过年的愿望，居然同意释放这批死囚，并约定次年再来问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共计390名囚犯被释放回家后，最后又有多少人愿意返回呢？

一、视察牢狱，大发慈悲

与如今死刑犯在被处决前需要复核类似，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同样有着类似的制度。只不过，在封建王朝中，对天下子民掌握着最终生杀予夺大权的人，只会是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由刑部判决的死囚经皇帝御览确认无误后，就会被押赴刑场，秋后处决。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恰逢新春佳节临近，唐太宗李世民按惯例复核由刑部报上来的死囚名单，一经确认无误，这些死囚的命运就注定了。而这天日理万机的唐太宗在浏览死囚名单后，突然心血来潮，决定亲自前往天牢视察，“慰问”即将赴死的死囚们。

来到大牢后，唐太宗听到了铺天盖地的哀嚎声。虽说这些死囚都是死有余辜的作奸犯科之徒，但在死亡面前，他们大都惊恐万分，不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当看到皇帝驾临后，他们更是抓住时机，向唐太宗哭诉自己的悔意，希望唐太宗高抬贵手，饶他们一命。

唐太宗虽有不忍，但还是向死囚们表示，他们罪有应得，判处死刑实属“以法诛罪”，不可能罔顾法纪。一些死囚则辩解称法理之外还有人情，如今临近新年，希望唐太宗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回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片刻，这样就“死而不怨”。

唐太宗似乎是被这番说辞打动了，下令释放这批死囚回家过年，并约定次年再来问斩。然而，这道命令却引起了随行大臣们异口同声的反对，认为释放死囚无异于放虎归山，而且这批死囚多达390人，一旦脱逃，很难将他们再抓回来。

然而，唐太宗却显得“一意孤行”，没有理会大臣们的反对，坚持下令释放了这批死囚。向来公正严明的唐太宗为何会对一批死囚大发慈悲，这让大臣们很是不解。那么，这批死里逃生的死囚会心甘情愿地回来吗？

二、全数归来，发生奇迹

这批死囚离开牢狱后，大臣们都忧心忡忡，认为他们一定会借此机会逃之夭夭，甚至会给民众带来更大的伤害。然而，一切都似乎显得那么的风平浪静。很快，眼看唐太宗与死囚约定好的时间就要到了，这批死囚却竟然真的陆续回来了。

经过再次清点，人们惊奇地发现被唐太宗李世民放走回家过年的那390名囚犯，最后竟然一个都不少地回来了，心甘情愿地接受来年的死刑问斩，人们都对此惊奇不已，而唐太宗李世民却似乎早已料到，并不意外。

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唐太宗并没有像之前与死囚们约好的那样，把他们进行处决，而是下令免除掉他们的死罪，释放他们回家。大臣们对事情的发展困惑不解，询问唐太宗其中的缘由。

唐太宗李世民解释说，这批犯下死罪的囚犯的确是死有余辜，但是他们也都是大唐的子民，应当给予最起码的人情关怀，放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而他们能够遵守约定回来赴死，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既然已经知罪，就可以酌情宽免了。

而如果这批被法外开恩的死囚没有遵守约定，对自己的统治已经充满信心的唐太宗也有自信，可以把没有遵守约定的死囚捉拿归案，而不会动摇社会秩序。

对于李世民而言，这批死囚到底去向何方、能不能如期返回这都并不重要，自己愿意大发慈悲释放他们，就已经彰显出了大唐皇帝的仁慈了。而当这些死囚如期返回时，自己也不妨再做一次好人，客观上也塑造了一段“法治”取得如此成功的佳话。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沉浸在自己功德中的李世民，关于这件事情的另外一种解读似乎更能说明事情的原委。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就十分反对李世民“纵囚”的做法。

三、纵囚非议，鞭辟入里

欧阳修在自己的一篇文章《纵囚论》中，系统性地对李世民的做法进行了谴责与批判，认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唐太宗的做法是为了求取一个宽仁的名声，而去而复返的死囚们正是抓住了李世民的心理，才敢于遵守约定，最终被无罪释放。

欧阳修认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犯下死罪的囚犯更是一些罪大恶极的小人，能够视死如归地遵守约定返回，就连一般的君子都未必做得到，何况是这些死有余辜的罪犯，因此根本是一件违反常理的事情。

而针对世人称赞正是因为李世民的宽宏大量，才让这些死囚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变成好人的的说法，欧阳修也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论证这些死囚们的心理活动，怎么能确定他们是因为悔改，而不是因为看准了李世民的心理而投机取巧呢？

也就是说，由于无法确认死囚们的想法，单方面认为这是李世民教化的作用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欧阳修还一针见血地提出，只有当李世民按照法规处死了这批死囚，来年再释放一批死囚，如果他们也还能如期返回，才能说明这的确是李世民的恩德所致。

当然，欧阳修也鞭辟入里地总结说，这种事情绝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否则用来约束民众的法律就失去了权威和生命力了。关于人情和法律，欧阳修认为“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的法律才是治国理政的良策。

小结：

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手段，理应以此为主进行贯彻，许多异想天开的做法或许更为兼顾到了人情，却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李世民释放囚犯回家检验法治这一招不可谓不高明，但是其中的漏洞也的确如欧阳修所说，容易被坏人利用。

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的做法未必尽善尽美，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作为唐朝乃至于我国古代数一数二的好皇帝，李世民的功绩还是不容抹杀的。他这种兼顾人情的做法或许不值得效仿，但是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想法还是存在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法外不外乎人情，如何兼顾法律与人情，让看似冷冰冰的法律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认可，这其中恐怕免不得对人情的考量。让法律在人们眼中既是公平正义的守护神，又不乏温情脉脉的关爱与体谅，或许才是法治社会的终极目标吧。

参考资料：《管子》、《资治通鉴》、《纵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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