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手稿终回耶路撒冷
弗朗茨·卡夫卡
朗茨·卡夫卡(右)和挚友马克斯·布罗德
俞飞
8月7日，一批属于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未面世的手稿文献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展出，此举也结束了以色列和德国围绕卡夫卡遗产长达10多年的法律纠纷。在此之前，这些手稿已经在瑞士的保险柜里被保存了几十年。
卡夫卡生前曾立下遗嘱，委托友人马克斯·布罗德销毁其全部手稿，但是同为作家的布罗德并没有遵从卡夫卡的嘱托，而是将这些遗稿公开发表、出版。正是因为密友的“背信弃义”，卡夫卡才成为家喻户晓的小说家。
然而这些手稿却在颠簸之间引发了许多争议，这场“卡夫卡式”的跨国案件缠讼多年，终于尘埃落定。
被背叛的遗嘱
1924年6月3日，不敌贫困与肺结核的双重折磨，41岁的卡夫卡在维也纳基尔灵疗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
卡夫卡生前已经将自己九成的手稿销毁，他给挚友布罗德留下遗言：“我的最后请求是将我留下的全部作品——日记、手稿、信件、素描等全部烧毁。”
但是卡夫卡过世后不久，布罗德便将遗嘱抛诸脑后，开始张罗出版事宜。1925年出版《审判》，1926年出版《城堡》，1927年出版《美国》。此外，布罗德还对卡夫卡和卡夫卡作品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卡夫卡的论著。生前默默无闻的卡夫卡一举成为二十世纪的先锋作家，对当代文艺界影响深远。
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捷克作家昆德拉感叹：“没有布罗德，我们今天甚至不会知道卡夫卡的名字。他明白，要强使卡夫卡的作品被人接受，就必须打一场真正的持久的战争，让人接受一部作品，这就是说，介绍它，解释它。这对他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炮手的攻势尤为重要的是四部阐述性的大部头(请注意标题!)《卡夫卡传记》(1937年)，《卡夫卡的信仰与教导》(1946年)，《卡夫卡：指出道路的人》(1951年)，《卡夫卡作品中的失望与拯救》(1959年)。”
对于这个善意的背叛，布罗德曾这样为自己辩护：“如果他真想烧掉所有手稿，就应该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会那样做。”
1902年，卡夫卡和布罗德相识于查尔斯大学法学院。布罗德在一场演讲中称“尼采是骗子”而引起了卡夫卡的强烈反对，经历了“灵魂的碰撞”之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当时已经被认为是文学天才的布罗德，认定推崇卡夫卡才是自己人生的终极使命。
卡夫卡虽对写作有着强烈的欲望，但对写作的价值有着更为强烈的绝望。1910年，他向布罗德坦白：“我连一句愿意承认的句子也没写出，这些句子在我手中逐字瓦解。我看到了它们的内核，必须快点停下来。”
如果不是布罗德，卡夫卡很可能在死前就毁掉了他所有的作品。“我像一根棍子似地站在他身边，变着法的一次又一次地逼着他，强迫他。”作为知己，他了解卡夫卡的作品和它们的独特之处，深信总有一天好友会以“卡夫卡式”的形式被人们铭记。
布罗德选择了忠诚于文学作品，而不是作家。他没有听从卡夫卡的要求，烧毁他留下的所有手稿，而是将其保留下来，悉心整理、收编成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对这位朋友的帮助，哪怕违背这位朋友的意愿。”
1939年，布罗德在纳粹入侵之前逃离布拉格，破旧的行李箱中带着整捆卡夫卡的遗稿。《纽约时报》指出：“五分钟之后纳粹宣布封锁捷克国境。”流亡的布罗德“是带着一座图书馆的难民”，这座图书馆里，装着卡夫卡对未来极权主义恐怖的所有预见性恐惧。
身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布罗德来到犹太人的原乡耶路撒冷。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他将部分手稿转移到了苏黎世瑞士银行。
1968年，布罗德撒手人寰。他在1961年所立的遗嘱里写明：“要将它们交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图书馆、特拉维夫市图书馆或者一家公共档案馆。”
遗憾且讽刺的是：这一份遗嘱又一次遭到背叛。卡夫卡的手稿落在布罗德的秘书兼秘密情人爱斯特尔·霍菲手中，纷争从此开始……
卡夫卡式的讽刺
此后半个世纪，卡夫卡手稿的归属权争议不断。
1974年，以色列国家档案馆向法庭提起诉讼，请求法官宣告爱斯特尔·霍菲对布罗德的遗产继承无效。法官判决：爱斯特尔·霍菲继承遗产合法有效，对卡夫卡手稿享有一切相关权利。
1975年，霍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被捕，罪名是涉嫌向境外走私卡夫卡手稿，而没有将复印件事先留给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违反1955年以色列《档案法》的规定。此前她已经秘密将卡夫卡寄给布罗德的22封信件和10张明信片高价卖给德国。 1988年，通过国际拍卖行牵线，德国文学档案馆以200万美元购得长篇小说《审判》手稿，创下现代文学作品手稿最高拍卖纪录。霍菲私自处理作家手稿的消息登上国际新闻，招来诸多指责。美国犹太作家罗斯谴责：“这个结果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又一个苍白的卡夫卡式讽刺!”卡夫卡并不是德国人，而且他的三个妹妹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
德国《明镜周刊》爆料：因为法国总统未能亲自打来电话，霍菲一气之下，拒绝将《审判》手稿在法国展示。一位瑞士出版商也表示自己曾支付五位数的金钱，霍菲却食言，不愿交出布罗德的日记。
2007年，101岁的霍菲过世，遗嘱中写明其所持有的卡夫卡手稿由两个女儿伊娃和露丝继承。
2009年，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提起遗嘱异议之诉，要求伊娃和露丝交出卡夫卡所有手稿。法庭上，律师强调：“布罗德把卡夫卡的文稿留给霍菲，是让她作为遗嘱的执行者而非受益者。在她去世之后，文稿仍归布罗德所有。鉴于特拉维夫市图书馆从未声明过他们要争取这些财产，因此，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图书馆(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唯一曾被布罗德提到过的手稿受赠人。”
伊娃和露丝断然拒绝，并表示这些价值连城的珍贵手稿已经由布罗德赠与了她们的母亲。律师称：“把卡夫卡认定为以色列作家或者和以色列有某种关联的作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手稿在以色列无法得到其该有的尊重与保护。”
“以色列和卡夫卡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卡夫卡曾表示过想要居住在此的愿望，但以色列甚至没有一条街道以卡夫卡的名字命名来纪念他。卡夫卡的手稿是霍菲家族的私人财产，是布罗德合法赠与的财产。”伊娃和露丝称。律师描述，伊娃与卡夫卡手稿的关系“几乎是情比姐妹，强开她的保险箱无异于强奸”。
然而，在对卡夫卡手稿归属的裁决过程中，调查人员曾被允许进入爱斯特尔·霍菲在特拉维夫的公寓，以寻找更多文件。这一公寓内养有40只到100只猫，长期以来，公寓糟糕的环境引起了邻居与国际学术界的忧虑。当他们搜查公寓时，发现有些文件被猫“偷”走了，有些文件则放在废弃的冰箱里。
2010年，25位以色列教授发表请愿书。他们称遗稿为“布罗德档案”，“这是以色列的历史遗产，布罗德是作家和思想家，发表过犹太复国主义文章，因纳粹而逃离布拉格，人生最后30年皆在以色列居住”。请愿函一式两份，分别以希伯来语和德语发布。教授们呼吁以色列政府和法院尽快将这些档案收归国有。他们援引1952年以色列与联邦德国达成的赔偿协议，要求继承“二战”时期无主犹太文化资产，这自然包括卡夫卡的遗稿。
霍菲的两个女儿本已与德国文学档案馆达成协议，要将卡夫卡和布罗德的手稿打包卖给后者，其中包括布罗德的日记、卡夫卡的笔记本、卡夫卡和布罗德以及其他文学名流的通信，包括和奥德利著名文学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书信。
德国媒体宣称，以色列缺乏德语人才和保护文献的资源，又不肯花钱参加拍卖，更不必说卡夫卡和布罗德皆以德语写作。德国文学档案馆特意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德国更有条件保护卡夫卡的德语手稿!”以色列人十分气愤，痛斥：“德国人甚至不能保护卡夫卡的三个妹妹!”
德国专家、曾任乌珀塔尔大学卡夫卡研究所所长的汉斯—格尔德·科赫认为，布罗德早先的“赠与遗嘱”是明确无误的，但他后来还立有一个遗嘱，将卡夫卡遗作的处理权完全交给霍菲，因此以色列所引的老遗嘱没有说服力。以色列的独立专家、以色列国家档案馆专家以及特拉维夫法院在1974年曾确认卡夫卡手稿属于私人财产。
2010年7月，以色列法官不顾被告坚拒，下令强行打开特拉维夫和瑞士苏黎世的10个银行保险箱，清查手稿。
2011年12月，此案再度于特拉维夫家事法庭进入审理程序，德国文学档案馆和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以“无主财产监管人”的身份，分别呈递了诉状。前者要求将遗稿运往德国，后者则寻求正式充公。
“卡夫卡”回归犹太人之乡耶路撒冷
德国方面认为，卡夫卡和布罗德均属于德语文化圈，且布罗德留有遗嘱，同意将手稿售往德国。德语作家的作品理应由德国方面收藏整理研究，而且以色列方面德语专家奇缺。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学术总监沙马伊声称，布罗德是卡夫卡的终身好友，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包括卡夫卡手稿在内的布罗德遗产必须留在以色列，这些遗稿属于犹太文化财富，“以色列与犹太文化之间有着强烈而明确的联系”。至于卡夫卡和布罗德是不是用德语写作，这并不重要，因为流散的犹太人曾使用过许多种不同的语言，语言问题不能减损他们与犹太文化之间的天然纽带。
德国文学档案馆进一步表示，布、霍二人在世时，均无意向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捐赠手稿，因为以色列国家图书馆那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国家图书馆’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呢?”
以色列《国土报》解释，国家图书馆的确是2008年才正式出现的，但从19世纪末它就“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在布罗德活着的时候，它是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图书馆。该报再次斥责德国人不要忘记历史：“到底谁该为卡夫卡手稿流落异乡负责?卡夫卡的三个妹妹难道不是死在了集中营吗?”
2010年，以色列最高法院采纳了布罗德的遗嘱作为依据宣判：“布罗德指出，卡夫卡的文学遗产应该归属一家犹太图书馆，他不希望这些遗产被出售。”
2015年，伊娃提起上诉，在卡夫卡手稿属于私人财产还是国宝的法律地位不明情况下，以色列政府不得强制执行。当日上诉即被驳回。伊娃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再遭驳回。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案终于告一段落。
众所周知，卡夫卡在布拉格长大，是一个讲德语的犹太人。1914年，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和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应该静静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满足于我能呼吸。”卡夫卡虽然非常清楚自己的犹太特性，但并没有把它融入到作品当中。
在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看来，卡夫卡虽然对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不安，但他却是一位典型的犹太作家。
今年年初，瑞士银行最终同意将存于其保险柜中的卡夫卡文件移交以色列。几周之前，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高级官员在瑞银集团苏黎世总部打开了保险柜，并将里面的材料带回耶路撒冷。这些文件包括卡夫卡的小说《乡村婚礼筹备》的三个不同版本的草稿、一个他练习希伯来语的笔记本、旅行日记、信件以及一本至今尚未出版的思想小册子。
卡夫卡的作品具有广阔的世界主义视野和一种近乎于超越性形而上学沉思的提升品质。卡夫卡不仅仅是德语作家，也不是狭义上的犹太作家，他属于全人类。
责编：高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