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图馆藏《影北宋本伤寒论》作伪者考辨
游文仁 苏奕彰
杨守敬 影北宋本伤寒论【摘要】《影北宋本伤寒论》是杨守敬出使日本所获得的一部手抄本。杨氏虽认为是影宋本，但已被确认是剪贴伪造的，有学者甚至认定是杨氏所伪造，并且推断了影抄本由杨氏伪造后，借由柯逢时刊印，而后转卖给张钧衡的过程。然而，经由对于杨氏生平、原件面貌、流传经过、所据底本以及杨氏是否有伪造动机、其它伪造案例、伪造之底本等问题进行全面性的考证及探讨后，发现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此抄本由杨守敬所伪造，最有可能的伪造者为江户时期的日人。而柯氏所刊印者其实另有底本。至于张钧衡则应是于1913至1914年间从杨氏逃难于上海时购得此抄本。前言《伤寒论》是中国医学中最重要也是最接近临床实践的古代典籍之一。千余年来，《伤寒论》及其研究内涵已成为中国医学最主要的核心架构。《伤寒论》的版本因年代久远、传抄以及战乱等问题而多歧，自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刊行以后始趋于一致。然而北宋官方刊本仅有白文，不若金元时期成无己以经注论的《注解伤寒论》受到重视,终于亡佚而不得复见，是以追寻北宋刊本原貌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重点。在数种与北宋刊本相关的版本中，有一影写本的版本及真伪问题曾受到数位中日学者的重视，此影写本在书目上的名称是《伤寒论》，学者或称为《影北宋本伤寒论》、《影抄北宋版伤寒论》及《影抄北宋本伤寒论》等，本文依循杨守敬先生而名之为《影北宋本伤寒论》。根据《日本访书志》的记载，杨氏自称于日本书肆得到此“影写精致，俨然北宋旧刻”的影抄本，并且根据其版式行款，推断为影宋本。对此最早提出质疑的学者应是清末民初的缪荃孙，在其为藏书家张钧衡代撰的《适园藏书志》（1915)中指出了“杨惺吾推为北宋本，无确证也”。其次是日本的小曾户洋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小曾户氏发现了此本藏于台湾，进行实地考证后，并于1983年为文指出了此《影抄本》“与《留真谱》所收载的本书影印件是符合的”，而且依其版式行款、剪贴痕迹以及并无宋讳缺笔等，推断是根据明·赵开美的《仲景全书·翻刻宋板伤寒论》的影抄本所剪贴而来。接着提出论点的是日本的真柳诚先生，真柳氏在考察原件后，发现此抄本的底本为红叶山文库旧藏、现内阁文库所藏的明赵开美本《仲景全书》之明清间复刻本，而且根据“未见裱衬后之虫损”以及“裱衬为中国楮纸”，认为此抄本是“杨守敬在日本使人摹写，回到中国后制作的。”甚至怀疑杨氏“将此抄本为基础的写本转给柯逢时刻入《武昌医学馆丛书》后，为了把已无用的抄本让渡给张钧衡、张乃熊父子，才写了护叶的题记”，并曾提出“此题记收录于杨氏《日本访书志》”的论点。最后质疑的则是北京的钱超尘先生。钱氏未亲见原件，但依据真柳氏的见解以及《留真谱》、《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等文献的相关内容，以“杨守敬伪造《影抄北宋本伤寒论》揭秘”的标题为整个事件进行回顾并作出“所谓《影抄北宋本伤寒论》千真万确是杨守敬所伪造”的结论。诸位中日著名学者的论证看似铁证如山，好像无可批驳之处，然而对于拥有崇高学术地位以及知名度的杨守敬竟会作伪一事，又不免让人有些怀疑。于是本着地利之便，展开研究。在针对此抄本的流传状况、真实面貌、剪贴情形、所据底本、而伪造者是否为杨氏等主题进行多方面研究探讨后，逐渐厘清了一些问题，兹将研究结果陈述于下。关子杨守敬杨氏的生平，根据《杨惺吾先生年谱》以及《邻苏老人年谱》两书的内容摘要于下。杨守敬，字惺吾，别署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地理学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书法家以及刻书家。杨氏生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卒于民国四年（1915)，享年77岁。杨氏自同治元年（1862)应乡试中举人以后，曾多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但对于地理、金石与书法颇有研究，这一段时间辑刻了数本著作。光绪六年(1880)至十年（1884)应召为随员出使日本是杨氏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跨入版本目录以及藏书两个后来使其声名大噪的领域。返国后，从光绪十一年（1885)到三十四年（1908)担任教职并且著述、辑刻了众多书籍。宣统元年（1909)至二年，辞教职，但继续著述、辑刻。宣统三年（1911)至民国二年(1913)，避难于上海，以卖字卖书为生，但仍继续著述。民国三年赴京为参政院议员，不久即谢世。综观杨氏一生，虽然在仕途上并不得志，但用其全力于学术研究、文献收藏与古书辑刻，尤其是将许多我国久佚的书籍再度自日本引入，嘉惠后人，为其最重大的贡献。杨氏的观海堂藏书于民国七年（1918)售归国家，一部份拨付松坡图书馆，1949年并入北平图书馆，即现今之中国国家图书馆；另一部份储于集灵囿，民国十五年（1926)拨归故宫博物院保存，最后移运于台北故宫的善本书库。《影抄本》原件考察《影抄本》制有缩微胶卷可供查阅，原件则经过馆方同意与支持，进行提阅，兹将原件的考察结果记录于下。原件1函4册，为手抄本。每册书皮封签题“宋本伤寒论”，书名下依分册题“序目一之二”、“三之四”、“五之七”、“八之十”。书根题“伤寒论”，并分别以“元”、“亨”、“利”、“贞”为册次。书皮大小为24.1cm X 16.8cm；半叶框大小为18.3 cm x 13.1cm。第4册有虫蛀，由书底面几乎贯穿整个第10卷。卷首首行顶格题“伤寒论卷第一”，第1行低四格题“汉 张仲景述 晋 王叔和撰次”。内容文字相当精致，笔法非常接近刻版文字。
《影抄本》有两个目录：第1作“伤寒论目录”，字迹不同于同页其它行，显系他人补写；第2目录则未命名。
目录一
目录二装帧：线装，全书除护叶外都有拖裱及衬纸。剪贴痕迹：第1个目录的每页第1行与最后1行有剪贴痕迹；第2个目录每页的第1行与最后2行有剪贴痕迹；卷1至卷10每页的第1行以及最后3行都有剪贴痕迹；每卷首页第1行下半段亦皆有剪贴痕迹。剪贴的功力不差，多数页面若不仔细观察，并不容易看出痕迹，而且打洞装订处亦有裱褙，所以拖裱的方法，以卷1至卷10为例，应为取与1叶(2页）内文同样大小的薄纸为拖裱纸，依序贴上每页从书脑到第1行间部份、第4至第10行、次页第1至第3行、书口部份、次页第4至第10行、再次页第1至第3行、次页第10行到书脑的部份。估算经过剪贴的页数达444页。虫蛀痕迹：至少有新旧两种虫蛀痕迹。旧痕已经裱补，有多处原本属于同一虫蛀贯穿的相邻页面痕迹，因剪贴之故，反而出现在同一页面上；新痕则未经修补。可见此抄本经写成后，曾经虫蛀，经裱补剪贴后成为旧痕,后再经虫蛀而成新痕，非如真柳氏所指“未见裱衬后之虫损”。版式：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白鱼尾。中间记卷第，下方记叶次。行款字数：每半叶10行，每行19字；注小字双行，每行亦19字。纸色：书皮色淡黄褐，护叶色淡黄褐，本文色淡黄褐，三者皆为日本纸。拖裱及衬纸色较白，为中国宣纸。藏印：护页钤有“杨守敬印”白文方印。本文首页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菦圃/收藏”朱文长方印、“飞青/阁藏/书印”白文方印等3印。卷1、3、8等卷首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印；卷2、4、7、10卷末钤有“吴兴张氏适园收藏图书”朱文长方印。
护叶有杨守敬手书题记：此影北宋本伤寒论，篇中多互见之文，以人命至重，古人不殚反复叮咛，意至深远。汉书艺文志是其前规，自金成无己作注解，将其重复者概删之，以后世遂无仲景完本。余乃于日本得此影抄，满拟归而刻之，奈其知者少，荏苒岁月，仍未遂苦心搜罗之愿。癸丑端午，邻苏老人题。
几个《影抄本》相关问题的考证《影抄本》书名考证《影抄本》书皮封签题为“宋本伤寒论”，学者或以为是为作伪而题的，然而在江户时期日本所刊行的单行本《伤寒论》却常见类似的命名法。究其原因，这些刊本皆源于赵本，所以多师法其在目录中所提的“翻刻宋板伤寒论”，如宽政九年（1797)浅野元甫翻刻本提为“校正宋板伤寒论”，弘化元年（1844)稻叶元熙翻刻本提为“新校宋板伤寒论”，安政三年(1856)堀川济未济翻刻本提为“翻刻宋版伤寒论”。而最早刊行的宽文八年（1668)冈嶋玄亭翻刻本则提为“宋板伤寒论”。《影抄本》本身并非刻本，所以在当时将之命为“宋本伤寒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是以就书名本身而言，似乎并不全然是因作伪而题的。《影抄本》的递藏历史考证杨守敬的观海堂藏书目前主要收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以及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然而《影抄本》目前所在处却为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针对此点，小曾户洋先生认为《影抄本》似乎比较早就离开了观海堂文库，但并不清楚经由何种途径而到达国家图书馆。是以我们作了以下的考证。依据《影抄本》以及《日本访书志》两书中杨守敬所作的题记，可以知道此《影抄本》得自于日本书肆。此《影抄本》有藏书印5种，其中“杨守敬印”及“飞青阁藏书印”俱为杨守敬之印；“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是国家图书馆前身中央图书馆之印；“吴兴张氏适园收藏图书”是清末民初藏书家张钧衡(1872—1927，字石铭，号适园）之印，而“菦圃”则是其子张乃熊（1891—1942,字芹伯，又字菦圃）之印。由以上可以知《影抄本》辗转收藏的状况是由杨守敬到张氏，再到中央图书馆。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杨氏因所居住之武昌突然发生辛亥革命，动乱不安，所以紧急于13日举家出走，避难于上海，家中重要书籍皆未及携出，仅交付旧仆数人看守，所幸当时的民军都督黎元洪徇日人寺西秀武之请，出示保护其藏书，因而未受殃。民国元年（1912)杨氏将所藏图籍都搬运到上海，此时因时局未定，全家靠其卖书卖字过活，所以在上海生活相当窘困，所幸因其名气，求字者络绎不绝，只是因其年老体衰，无法负荷过多，所得仅能敷伙食。民国三年（1914)春，杨守敬应袁世凯之邀，入京为参政院议员，并且由政府出资，将其藏书运送到北京。民国四年（1915)元月无疾而逝，或云中风而逝，享年77岁。由于《影抄本》题记撰于1913年端午，而1914年春杨守敬即北上任职，不久即谢世。张钧衡世居吴兴（即浙江湖州市），与上海相距不远，而且着录此抄本的张氏《适园藏书志》1915年即已出版，所以可以推知张氏“适园”取得抄本的时间当在1913年中至1914年初，这一段杨氏于上海卖书的日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东南旧家藏书大量散出，为了保存国萃，国立中央图书馆蒋复璁馆长与港沪数位有识之士（如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徐鸿宝、叶恭绰等人），组成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中英庚款会及教育部的经费支持下，在上海、香港两地展开搜购工作（1940-1941),当时搜购的大宗之一就是张钧衡的“适园”藏书。张氏的藏书以宋、元本之多著称，其子乃熊搜求更勤，1941年12月，全部以70万元，售于中央图书馆。由此可以知道此抄本由“适园”转至中央图书馆正是这个时候。中央图书馆则自1996年起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影抄本》与《留真谱》书影之比较《留真谱》是由杨守敬从日本引进并加以补充出版的一部善本书影，其中亦收有《影抄本》首卷之书影。小曾户洋先生曾指出“题记中记有北宋复印件《伤寒论》与《留真谱》所收载的本书影印件是符合的”。钱超尘先生则依据此书影与所谓的北图本缩微胶还原书影进行比对，指出了两种版本的正文行数有别，而且书影可见有明显的移行痕迹，并发表于本刊。观其所附之图虽颇为模糊，但经查证确实是《留真谱》中的书影，只是并无法辨识出所谓的“移行痕迹”。
留真谱随后钱氏于《张仲景研究集成》一书当中又附了一幅可以看出“移行痕迹”的书影，并有如下的说明文字：“杨守敬《留真谱·影北宋本伤寒论》书影，原书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前已说明原件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此言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当属误植，而所附之图则实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书中《影抄本》原件的书影。何以杨守敬所出版的《留真谱》与《影抄本》原件的书影之间会有不同呢？原来清末民初的书影制作并不是如现代所惯用的影印或照相，而仍是使用影刻的方式，是以不见原件略见参差的框线以及藏书印记。钱氏有可能因小曾户氏所言，以为等同于《留真谱》中的书影而误用。《影抄本》的底本考证此抄本的2个目录，经与赵本比较，第一个是伤寒论目录。赵本首行为“仲景全书目录”，第2行为“翻刻宋板伤寒论”。此抄本则作“伤寒论目录”，只有1行，字迹不同于同页其他行，显系他人补写，而且每页的第1行与最后一行有剪贴痕迹，显然是逐页往前推移1行。
目录一第2个目录原抄本并未命名，小曾户洋先生名之为“处方目录”，相当于赵本的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目录，只是没有该目录的首两行文字“汗差棺墓总括歌”及“运气加临五图”，但《影抄本》每页都往前剪贴推移2行。
目录二卷1至卷10的情形则全部相同,每卷首页第3-7行以及最后3行都有剪贴痕迹，等于是削去赵本每卷第3-5行的“宋林亿校正”、“明赵开美校刻”、“沈琳仝校”这3行后依序前移，其余诸页的最后3行都有剪贴痕迹；每卷首页第1行下半段的剪贴痕迹则是削去“仲景全书卷x”等字。总计经过剪贴的页数达444页，而且所有都剪贴在宣纸上。小曾户氏依据“卷题目录”、“处方目录”以及“本文”的剪贴情形，判定《影抄本》显然是根据赵本进行剪贴的。真柳氏则更进一步认为是取底本为与内阁文库藏本相同的日本写本进行剪贴。经详细比对中国中医科学院藏本（影印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台北故宫博院藏本（微片还原件）、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影印本,燎原出版社，1988）以及1856年堀川济根据由多纪元昕影摹自《内阁本》并经多纪元坚校点之本所覆刻之《翻刻宋版伤寒论》后，我们认同真柳氏的看法。《内阁本》在许多地方的阙文、墨点或是脱墨，《影抄本》皆忠于原貌呈现，可见《影抄本》的底本正是《内阁本》。以赵本稀如星凤，而且其他《伤寒论》单行本缪误较多的情况下，若非后来发生的剪贴情况，此《影抄本》绝对具有不凡的价值。《影抄本》与《医馆本》关系考证1912年柯逢时主办的武昌医学馆曾刊印《伤寒论》，其所据底本为何，曾引起中日学者的讨论。提出“《医馆本》源于《影抄本》”之观点始于马继兴先生，真柳诚与钱超尘先生继之。马氏提出“1912年柯逢时氏刊《武昌医学馆丛书》（8种）时，即据上述日抄本《伤寒论》(按，即《影抄本》）内容，仍仿宋版形式重加写刻印行（惟书口为黑口，并将其上的'卷x’改为'论x’）”，立论的主要依据是两者的行格、字数相同，而且每卷卷首都没有“宋林亿校正”、“明赵开美校刻”、“沈琳仝校”这3行，并未见到有其它两书内容比对的研究结果。真柳氏的意见如前述，但不知其所据为何。钱氏则有“武昌医馆翻刻影抄北宋本《伤寒论》考”，然而其内容所比对的竟是《医馆本》与赵本，所以对于卷末所提出的“武昌医馆本是柯继文依照杨守敬提供的《影抄本》翻刻的，不是据赵开美翻刻的”此一结论，自然是有待商榷的。进行相关版本研究时，详细比对医籍内容的差异是不可或缺的部份，《影抄本》因收藏于台北的国家图书馆，且至今尚未出版，这应是马氏与钱氏不易取得复本，是以无法与《医馆本》进行比对的重要原因。其实，从前面的研究可知《影抄本》与赵本（《内阁本》）极为相近，这表示从钱氏“赵开美本与武昌医馆本不同”的研究结果，似乎也可推论出“《影抄本》与《医馆本》不同”。为了使研究较为周延，并希望能进一步了解《医馆本》的底本为何，我们进行了版本文字比对以及文献资料两方面的研究。在版本文字比对研究方面，除了比对《医馆本》与《影抄本》间的异同，也与其它各种可能的版本，如故宫本、中科本、内阁本、堀川济本，同时进行比对。我们发现《医馆本》与各种版本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些差异，但从具有特殊性的卷9《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十枣汤方服法中“右三味各异捣筛科”透露出了其底本与故宫本及中科本不同，是属于《内阁本》系列。而从卷4《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小目“伤寒十余日……与大柴胡汤”条下的“七味”、卷5《辨阳明病脉证并治》（208条）小承气方的“大黄四两酒洗”、卷7《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六》小目“下利腹胀满身疼痛”条中的“四逆汤三味”等，则可知在内阁本系列中，最接近于堀川济本。不过，从卷1《辨脉法》第12条“脉紧者，如转索无常”、卷2《辨痉湿暍第四》第9条“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卷7《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第十四》第1条“伤寒阴易之为病”可发现柯氏似乎曾以与《故宫本》相关之版本进行对校。其次在文献资料研究，有书札及题记两个部份。在书札部份，《艺风堂友朋书札》有柯逢时寄缪筌孙书19则，谈及许多刊刻医籍之事，其中有第11及19两则提及了《伤寒论》的刊刻。两则书信皆未提及书写年份，但考第11书提及《本草衍义》已影刻（出版于1910年）一事，故此信的年代当不晚于该年；又文中曾提陆心源藏书已为日人收买之事(1906年），则知此信不早于该年。第19书因提及为曾世荣《活幼心书》重刻作跋一事，因该书出版于1910年，故此信亦不晚1910年。两封书信与《医馆本》的出版年1912年十分接近，所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内容摘录如下：第11书：“医馆拟刻善本医籍，已将元刊《本草衍义》影刻，可与《大观》合印。（陆刻不甚佳。）又将仲景诸书，依赵开美本景刻。”第19书：“此外《伤寒》、《金匮》及《仁斋直指》诸书（此间仅有明赵氏本，《伤寒》只有倭刻、元本，《金匮玉函经》有康熙陈氏刻本。）如有善本，可以借校，亦求费神代及。”第11书提及依赵开美本影刻仲景诸书，考赵氏所刊刻之仲景相关著作只有《仲景全书》一部，此书中包含了《伤寒论》、《金匮玉函要略》、《伤寒类证》及《批注伤寒论》等4部，而柯氏武昌医学馆只出版《伤寒论》，其它3种均未见相关的刊刻记载，所以可知此处所说的“仲景诸书”必然包含了《伤寒论》一书。文中所说的“赵开美本”究竟所指为何呢？我们认为必然不会是杨氏号称源于北宋本的《影抄本》，而可能是赵开美原刻本或是日本安政三年覆刊明万历间赵开美本，亦即堀川济本。第19书提及了《伤寒》有明赵氏本、倭刻、元本等数种，明赵氏本指的当是赵开美本，但倭刻及元本所指为何呢？考柯氏先后刊刻的《伤寒》书籍包括了《伤寒论》、《伤寒总病论》（1912)、《伤寒补亡论》（1911)及《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1912)等4种，《伤寒总病论》、《伤寒补亡论》及《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未见和刻之记载，此处的倭刻，当指堀川济本，或是其它和刻本《伤寒论》（如前述的冈嶋玄亭翻刻本、浅野元甫翻刻本、稻叶元熙翻刻本）。另考元代并无《伤寒论》的刊刻记载，所以所谓的“元本”指的应是元朝曹仲立刊刻的《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柯氏即据此重刊。在题记部分，《影抄本》中有杨氏的题记（1913年端午），感叹“余乃于日本得此影抄，满拟归而刻之，奈其知者少，荏苒岁月，仍未遂苦心搜罗之愿。”而《医馆本》刊行于1912年12月。柯杨两人因同为鄂人，而且皆好古书收藏而相知甚深。杨氏自东瀛搜得不少佳本，是以柯氏刊刻医籍时，两人间有紧密的互动。武昌医学馆所出版的第一部书籍《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的刊刻校定工作，即是由杨氏所主持进行的，所以该书有杨氏的校并跋。此书现今仍被认为是质量俱佳的重要善本。柯氏的其余医书，杨氏亦多有提供善本参考，或是协助校对之处。所以若《医馆本》真源自《影抄本》，则杨氏当不至于有所感叹。钱超尘先生曾认为《医馆本》因翻刻《影抄本》，而非赵本，是以无序言、底本来源说明、刊刻缘起等文献资料。我们认为这样的理由颇为牵强，考柯氏刻书确实多写有序跋，如《经史证类大观本草》(1904)、《活幼心书》（1910)、《本草衍义》（1910)、《小儿卫生总微论方》（1910)、《伤寒补亡论》(1911)，但是在1912年出版的《伤寒论》、《伤寒总病论》及《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等书也都未见柯氏序跋。在细究其原因时，我们发现《伤寒补亡论》的跋写于辛亥年的3月3日（阴历），8月19日在柯氏所居处的武昌即发生了反清革命，世局动荡不安，再加上1912年柯氏即病故，所以这或许才是诸书未见柯氏序跋之因！到目前为止，仍未解答一个问题：何以《医馆本》会与《影抄本》一样，没有“宋林亿校正”、“明赵开美校刻”、“沈琳仝校”3行呢？目前未见相关的文献资料可以解答，但是基于柯杨间的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柯氏在搜求善本时应该见过《影抄本》，所以只能猜想也许是出自于崇古之情，而效仿其形式吧。综合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医馆本》的底本应是堀川济本，而对校本则包括了与《故宫本》同版的赵本，甚至是《影抄本》。4.6《影抄本》题记与《日本访书志》题记比较《影抄本》护叶手书题记撰于癸丑端午（1913)，真柳氏曾认为此题后来被记收录于《日本访书志》“伤寒论十卷”条下。其实两题记不仅书写年代不同，文字亦相差甚多。《日本访书志》刊于光绪辛丑年（1901)，两者至少相差12年。前已摘录《影抄本》题记，兹将《日本访书志》相关题记摘录于下，以便读者比较。“影北宋本。伤寒一书，后人多所更乱，而所据者，大抵以成无己注本为集矢，不知成氏本亦非叔和所编真面目，盖叔和于每证治法相同者，不嫌复载，成氏则但载其初见者，以后则云见某证中，以省烦然。然医道至密，古人不惮反复叮咛，意自有在，今省去之，反开学苟简之弊，然自成氏批注后，林亿校进本遂微，箸录家亦皆以成氏本为叔和原书，寃矣！余在日本，初得其国宽文刊本，见其与成氏注解本不同，而刻手草率，误字甚多；厥后得其翻刻明赵清常仲景全书本，而后知成氏本果非叔和原书。然开篇题名下即着明赵开美校刻、沈琳仝校字样，是已非宋本旧式;最后于书肆得此影写本，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首题伤寒论卷第一，次行题汉张仲景述，王叔和撰次,再下行低三格辨脉法第一、平脉法第二，又下行低二格辨脉第一，再下顶格问曰云云，乃知赵氏本根源于宋刻，但为题校刊姓名遂移其行第（清常收藏名家，亦为流俗所染）。此本影写精致，俨然北宋旧刻，唯第五一卷、第六上半卷、第八、九、十三卷摹写稍弱，纸质亦新，当又是后来补写也。窃怪日本着录家皆以赵开美本为最古，而此本尚存其国，未见甄异,余乃无意得之，归后屡劝人重刻，竟无应者。念此书为医家本经，日本翻刻赵本，其板已毁，恐他日仍归湮灭，故特录其经进官阶于左，以审世之存心济世者”。
日本访书志
日本访书志真柳氏另又怀疑杨氏“将此抄本为基础的写本转给柯逢时刻入《武昌医学馆丛书》后，为了把已无用的抄本让渡给张钧衡、张乃熊父子，才写了护叶的题记”，然而《医馆本》出版于1912年，早于张氏父子取得此书之时，藏书大家如张氏者，焉有不知之理，而且前已说明《医馆本》其实另有所本，所以真柳氏的怀疑其实是多余的。《影抄本》拖裱纸为中国纸考证《影抄本》的拖裱纸确实为中国宣纸，这是不是可以作为其在中国进行剪贴的铁证呢？其实并不尽然，因为中国纸数百年即是中日贸易的重要项目之一。仅以《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一书所记载为例，从1650年开始到1831年为止，即约有607船次将中国纸输入日本，而且愈到后期，船次愈多，单一船只的运载量亦逐渐增多。……尽管文献中并未说明纸的种类，但以宣纸盛行于明清的情况而言，显然也应是出口的重要纸种。日本进口如此大量的中国纸，加上宣纸纸性柔韧，本来就是拖裱常用的纸，所以如果因《影抄本》的拖裱纸为中国宣纸就认定作伪地便是在中国，那显然是不具说服力的。《影抄本》是否由杨氏伪造之探讨作为像杨守敬这样的版本学家，居然未能识破伪造，反而误认为是北宋复印件，小曾户洋先生因而表示不得不怀疑杨氏的识别能力。真柳诚先生及钱超尘先生则坚信杨氏即是伪造的主使者，而且是“在日本以赵开美本请人进行摹写，然后在中国将其剪贴伪造而成。”然而，“怀疑识别能力”与“坚信伪造作假”两者的层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仅涉及作学问的严谨度以及自身学力的深浅等问题，后者则关系着许多人认为比生命还重要的名誉问题，所以要做出这么严重的指控，态度必然要非常的审慎而严肃，而且证据也必须要非常的充分而直接才行。笔者就所掌握的资料条缕于下,读者当有所公评。首先在识别能力方面，素以版本目录及藏书名闻于世的杨守敬，有可能辨识不出伪本而被蒙骗吗？答案是肯定的，杨氏在《日本访书志》的“缘起”及“自序”中提到了：“余生僻陬，家尠藏书，目录之学，素无渊源，庚辰东来日本，念欧阳公百篇尚存之语，颇有搜罗放佚之志，茫然无津涯，未知佚而存者为何本。”“旋交其国医森立之，见所著《经籍访古志》，遂按录索之。”另外，在森立之《清客笔话》双方笔谈的记录中，杨氏曾自言“仆以前专心金石文字，于经史未用功，近日始颇有意学之，然年已四十有三，两鬓已白，恐终无成耳，然贵邦可与谈学问者，公之外，尚有几人，当访之，公髦而好学，我辈愧汗，仆若得留此，当常往来求教，公以为孺子可教否？”显示出杨氏因家贫而且甚少藏书，对于目录及版本之学并不熟悉，在出使日本后，才从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开始学起，而且在不甚熟捻的状况下，短短4年内搜箩几十万卷书，可以想见若出现版本审定上的失误是必然会发生的。对于此事，日本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亦有所评论:“杨氏初无鉴识之明，时为森立之等所误，然日久渐明，遂悟森等之伪言，多所驳斥。日本访书志、留真谱中时有失考之处，在当时似为不得已”。杨氏在初时因繁忙且不谙版本目录学而失考，到了民国二年为《影抄本》题记时，已经是75岁的耄耋之年了，此时无法再敏锐的鉴识出真伪，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再者，《影抄本》微卷及还原本因为只有黑白两色，对比明显，所以剪贴的痕迹相当清楚。但是如果检视原件，框线的参差其实也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这或许可部份解释杨氏何以失考的原因。其次，就造伪作假部分,我们以为应从几个层面加以考虑:第一是有无伪造的动机;第二是有无其它伪造的案例;第三是有无伪造的底本;第四是伪造的时间地点;第五是伪造技巧的考虑。伪造的动机。作伪的动机不外乎为名或为利，杨氏在与黄萼书中曾提到：“学问一事，敬以前皆毫未闻，自来此因纵览数万卷书，始知此中门径，所刻书二十余部，又为日本访书志廿余卷，若明年无他故，此身必当有五百年之称，惜未得与仁兄朝夕相见，同此乐也。弟现在所藏书已几十万卷，其中秘本，亦几万卷，就中有宋板藏书，可以相并，其它皆不足言也。自幸此身有此奇遇，故一切富贵功名，皆漠不关怀，计明年之冬，当返国赴黄冈任，他日必邀仁兄一赏奇也”。杨氏对于自己的这一趟惊奇之旅,能够搜得如此众多的古籍秘本，自豪与满足之情溢于言表，由“此身必当有五百年之称”一言，可以理解杨氏已深知自己将名留青史，这一点与我们今日对他的评断是一致的。杨氏自归国后即陆续受聘至黄冈、黄州及武昌等地的府学及书院担任教授及总教长，并且又代人校书、刻书，生活安定，不虞匮乏。在这样的状况下，伪造的动机是较薄弱的。伪造的案例。倘若杨氏真的要为名利伪造古籍，想必不应只从己身不甚熟悉的中医书籍下手，也就是说应可找到其它的伪造案例才是。检阅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自清末以来，确实有数位知名学者，如柯逢时、胡适、叶昌炽、叶德辉、余嘉锡、陈垣、王晋江等人,对杨守敬有过批评。其中柯逢时主要是批评与杨氏洽谈刻书时的不快，指出了“惺吾作事，无一能爽快者”；胡适主要是针对杨氏研究郦道元《水经注》所提出的学术论点提出评击；余嘉锡、陈垣及王晋江主要是针对杨氏对版本判定或是题要批注的疏误提出指正；叶昌炽则是批评杨氏嗜利诡谲。唯一指陈杨氏所收之书籍有伪作的则只有叶德辉一人，其在《书林清话·日本宋刻书不可据》条云：“杨从遵义黎纯斋星使庶昌为随员，曾代其刻《古逸丛书》，内如《太平寰宇记补阙》六卷，实出伪撰。”在此叶氏也不是指控杨氏造假，而是讥评杨氏的版本鉴别能力不佳，以珷玞为美玉。不过，《太平寰宇记补阙》一书，已由余嘉锡证实并非伪本（详见《四库提要辨证》出版记及卷七该书条下），而且东京大学亦藏有黎庶昌与杨守敬致函日本国史馆，请求出借该书影刻，经同意破格出借之公函史料，可见其实是叶氏本身误判。所以，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其它作伪的案例。相反的，杨氏对于驳斥造伪，以保持古籍或古代碑帖原貌的坚持，却是有迹可循的。例如，杨氏研究《水经注》数十年，做出戴东原诈据永乐大典其实抄袭赵诚夫本冒为己作的重大结论，受到王国维、罗振玉以及孟森等著名学者的认同。又如珍贵的北宋《醴泉铭》拓本，先前拥有者将其中的断缺半字以他本补上，顾子山得到此拓本后，又重装而去其所补之字，成一方空格。杨氏对于补入断缺字的作法并不认同，然而也认为顾氏只须写下记录，以示不欺即可，实不应将所补之字再挖除，以致使碑帖再次受损。再如杨氏出使日本所主持刊印的《古逸丛书》，因坚持保持古书原貌影刻，以致书成之后，见者无不惊为精绝。是以前述之柯逢时，虽然认为杨氏做事不爽快，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刻本无不精绝过人者，盖其所长即其所短也”。可见杨氏实有保持古文物原貌之心。伪造的底本。杨氏曾在《日本访书志》中题记：“伤寒一书…得翻刻明赵清常《仲景全书》本……最后于书肆中得此影写本。”钱超尘先生认为所谓的“翻刻明赵清常《仲景全书》本”，指的即是赵开美原刻本，认为是“守敬出使日本寻到赵开美本，请日本书手摹写…回国后加以剪贴推移造假。由于抄写者是日本书手，所以书法、字型与赵本有异”。首先，稀如星凤的赵本，即便是《影抄本》，在当时都是价值非凡的，杨氏果真得之，当着录于目录之中，然而检视各种相关书志目录均不见踪迹，只在《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有“《伤寒论》十卷，汉张机撰。日本刊本。原本明赵开美校。四册。”以及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下册有“安政本，观-636,院503，并有杨氏藏书印。”可知杨氏所确定拥有的是安政三年的堀川济本，此本源于丹波元坚摹印枫山秘府的赵开美原刻本，钱氏也曾指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堀川济本是最逼真赵开美《伤寒论》旧貌之本”。前曾述堀川济本之书名题为“翻刻宋版伤寒论”，杨氏更清楚的辨明其实际来源，其实是合宜的。所以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杨氏拥有可作伪的底本。不过，因为杨氏与修史馆编修副长官严谷修私交甚厚，而收藏《内阁本》的枫山文库正归属于修史馆管辖，杨氏似乎是有机会接触到内阁本的，只是若依黎庶昌及杨氏因辑刻《古逸丛书》欲借善本，而与修史馆总裁三条实美的公函往来来看，枫山文库之书一向是“例不许外出”的，所以外人欲借抄，应非易事。其次，关于书法与字型，前面曾提到内阁本是赵氏原刻本的影刻本，而影抄本则是内阁本的影写本，所以字迹其实是非常相近的，钱氏未亲见影抄本并进行比对，是以有所误解。伪造的时间地点。杨氏于光绪六年四月到日本以后即开始收藏书籍，到光绪七年二月，已有3万余卷。光绪八年春间，开始主持《古逸丛书》的编辑刊刻，自谓“日与刻工磋磨善恶，又应接日本文学士，夜则校书，刻无宁晷，日人诧为万夫之禀，且上新闻报中”。光绪九年，藏书已几十万卷。光绪十年，《古逸丛书》刻成，是年五月返国。杨氏自日本返国后，从光绪十一年到三十三年，一直在湖北担任教职，并从事考证、著述以及辑刻的工作。杨氏一生的著述甚多，编着、刊行或他人整理而成的，总计至少60余种，其中包括了杨氏用心最深，费时数十年，至1957年才出版的巨著《水经注疏》。杨氏繁忙如此，如果还有时间及心思可以造伪，也真算是奇事一桩了。杨氏曾在《日本访书志·自序》云：“光绪庚辰之夏……赴日充当随员，于其书肆颇得旧本……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久之得廿余册，拟归后与同人互相考证，为之提要。暨归赴黄冈教官任，同好者绝无其人，此稿遂束高阁。而远方妮古之士，尝以书来索观其目，因检旧稿涂乙不易辨，时守敬又就馆省垣，原书多藏黄州，未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画清晰者，付书手录之，厘为十六卷…辛丑四月”。由此序可知，《日本访书志》之初稿成于在日本之时，归国后即束之高阁，至光绪二十五年以后因同好者要求，才先将字画清晰者整理出版。因书中对于影抄本的版式行款已有详细描述，则剪贴伪造的工作似应在日本。伪造的技巧。影抄本的剪贴痕迹几乎涵盖全书,聪明如杨守敬者，若真要进行伪造，应会知道只要请书手重新誊写，既可免除这样繁复的剪贴工作，同时又可不露痕迹。根据以上诸点，除非未来能发现更直接有力的证据，否则我们认为是无法下“杨氏伪造影抄本”这样的断语的。然而至于影抄者及伪造者是何人呢？伪造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内阁本》原深藏于秘府中不为人所知，丹波晓湖在嘉永四年（1851)意外发现并加以影摹，其副本或相关传本因此流传下来，所以影抄者应与丹波晓湖密切相关，或许是其本人，或许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至于何人加以剪贴又为何要剪贴呢？考江户时期的《伤寒论》刊本如《和训伤寒论》(1839)及《订字标注伤寒论》(1848版）首卷首叶的版式皆作第一行为“伤寒论”，第二行为“汉张仲景著 晋王叔和撰次”，第三行为“辨脉法第一”，与《影抄本》非常相似。另外《新校宋板伤寒论》（1844)的首卷首叶第一行为“伤寒论卷第一”，第二行为“汉张仲景述 晋王叔和撰次”，第三行为“宋林亿校正”，第四行为“辨脉法第一”，亦仅较《影抄本》多出一行。这显示出江户时期的日人颇有复古之心，以致常有这样的作法，所以极有可能便是影抄本的伪造者。然而说“伪造”似乎太过沉重，或许应如小曾户洋所言的“纯属为了复原吧”。5.结语（略）参考文献[1] 张钧衡 适园藏书志 台北 广文书局 1968[2] 小曾户洋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留真谱》所载《影北宋本伤寒论》的考证 朱勉生 译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83[3] 真柳诚 台湾访书志II国家图书馆（台北）所藏之医药古典籍医理之属 汉方之临床 2007[4] 钱超尘 宋本《伤寒论》刊行后流传演变简史 王庆国 仲景学术研究 学苑出版社 2003[5] 吴天任 杨惺吾先生年谱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74[6] 杨守敬 邻苏老人年谱 谢承仁 杨守敬集 第1册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8[7] 赵飞鹏 观海堂藏书研究 台北 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1991[8] 钱超尘 梁永宣 《伤寒论》日本内阁本与中国北图本互勘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 2004[9] 钱超尘 温长路 张仲景研究集成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4[10] 马继兴 中医文献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11] 钱超尘 20世纪四本《伤寒论》所据底本揭秘 河南中医 2006[12] 缪荃孙 艺风堂友朋书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13] 永积洋子 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 东京 创文社 1988[14] 森立之 清客笔话 谢承仁 杨守敬集 第13册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15] 叶德辉 书林清话 李沫 长泽规矩也 校补 台北 世界书局 1961[16 ]王宝平 黎庶昌东瀛访书史料二则 文献 2004[17] 杨先梅 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刘信芳 校注 巴蜀书社 1996[18] 真柳诚 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 黄克武 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