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木斋捐建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
1928年10月17日下午3点，建设一新的天津南开大学图书新馆举行开馆典礼。新馆题额为“木斋图书馆”，这是以捐资建设人、72岁津门名绅卢木斋的名字命名的。
兴实业，捐资教育办新学
1905年，为推行新政忙得热火朝天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派一批直隶官绅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被任命为领队的，就是时任直隶学务监督的卢木斋。在临行前告别时，袁世凯语重心长地嘱咐：“君此次东行，亦研究彼邦学校之所以兴与吾国教育所以不振之故。”言下之意，是让考察团注意从如何办教育的角度，对中日两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中国教学不振的原因，从而借鉴日本兴学的成功经验。卢木斋毫无讳言地告诉袁世凯，“以科举为取士正途，是中国教育不振的根本原因，这是不用出国考察就能知晓的道理。”他指出科举取士的方式“萃全国聪明才知之士，悉囿于帖括无用之学，穷困老死而不悔，颠沛流离而不语”，认为“国家若不更张学制，虽日言兴学，尤背道而驰。”很快，便有了袁世凯和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会衔联名奏请废科举一事。卢木斋在晚清官场毕竟人微言轻，在他发表见解之前，废科举的呼声早已甚嚣尘上，清政府欲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意向也渐趋明朗，所以很难说他关于科举的看法能左右袁世凯向清廷进言的意向。但这事至少说明，他是当时认得清形势、有眼光，并对文化教育有一定见地的官员。
办教育、兴文化，离不开图书馆的建设，这是卢木斋从青少年时期就蕴藏胸中的观点。1856年，卢木斋出生于湖北光化县老河口一户塾师家庭，家境清贫。少年时代的他无钱买书，却又喜好读书。他常到镇上的一家书肆去找书看，靠替老板整理书籍、查阅资料获得阅读各种书籍的便利。感恩书肆老板给了他这样的穷书生博览群书的机会，他暗暗发誓：将来一旦得意，一定开办图书馆，让有志读书的人有自由读书的地方。1906年，有赴日考察教育资历的卢木斋被提拔为直隶提学使。1909年，他又赴任奉天提学使。在清末，提学使是各省主管学务的教育行政长官，属正三品。在两省提学使任上，卢木斋有了实现宏愿的契机，先后修建天津、保定、奉天图书馆，既圆了他帮助读书人的梦想，也成就了他这一时期最为闪亮的功名。这期间，他对图书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有了更加清晰坚定的认识。
辛亥革命后，卢木斋辞去官职，来到天津。根据他儿子卢毅仁的说法，辞官的理由有二：一是对政府不满意，二是对民国出现的一些人物不以为然。他一边兴办实业，在天津、山海关、秦皇岛、海口、北京等地广置地产，投资开滦煤矿，启新、济安自来水厂，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等新兴产业；一边将实业经营所得用于兴办学校、图书馆，满足自己的文化教育情怀。此时的卢木斋已经无心仕途，他参加实业投资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办教育、兴文化积攒钱财。卢毅仁这样分析卢木斋努力发家致富的心态：“他早想到教育事业是个消费机构，必须有经济基础才能长期地维持下去，从任县令时即开始节约积累一些资金，后又经营房产与投资实业，以其利润作为教育基金。”
重基础，建设南开图书馆
卢木斋和南开学校很有渊源。他和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是好友，当年他向袁世凯直陈科举制度弊病时，时任学部侍郎的严修也在场，并对他的言论很是赞许。卢严两人同时也是儿女亲家，严修的五女儿严智娴嫁给了卢木斋的儿子卢南生。从南开学校早期创办起，卢木斋就动用公私力量给予多次资助。1906年，南开学校的第一座建筑物东楼（今南开中学伯苓楼，校史馆所在地）开工建设，时任直隶提学使的卢便不吝拿出重金，捐赠了部分建设款项。1925年10月，南开学校大礼堂举行建校21周年庆祝会，卢木斋出席，张伯苓专门面向全场来宾提及此事，说:“卢老先生为与本校历史很有关系的一人，他在前清时曾作直隶及奉天两省教育行政长官，对于教育界，贡献颇多。本校起建第一所校舍（东楼）时，曾承卢先生慨助万金，充建筑费，所以是与本校历史很有关系的一人。”张伯苓的这一番感慨非常公允，最起码肯定了卢木斋对南开学校建设发展的功劳。
1923年南开大学迁往八里台新址后，考虑到学生人数增多，原思源堂内的图书馆已不能满足师生阅读需要，学校管理层产生了引资修建一座新图书馆的想法。1927年2月21日，经严修从中游说撮合，已在平津实业界博得大名的卢木斋来到南开学校，面见张伯苓，正式决定向南开大学捐款10万元作为新图书馆的建设基金。张伯苓随即陪同卢木斋勘察了院址。款项到位后，修建工作立即启动。兴奋之中，张伯苓将新图书馆建设作为南开学校的品牌项目，频频向来津考察学者引荐。同年3月31日，在国际生物学领域享有盛誉，创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生物系的美国教授祁天锡，从北京经天津时，到南开与张伯苓话别。张伯苓高兴地告诉祁，南开大学科学馆的对面要建一个二层楼的图书馆，捐款者是卢木斋先生，设计者是关颂声，水泥已经买好，很快就会破土动工了。
卢木斋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精打细算，并深谙工程建设之术。他自幼对八股文和骈体文不感兴趣，却喜欢研究数学。因有数学特长，曾被直隶总督李鸿章特聘为天津武备学堂的算学总教习，任职长达一年半之久。退出官场经营实业后，卢木斋将计算天赋挥洒自如，全数用在了成本控制上。他眼光独到，1910年，他看准天津水陆码头的地利优势，用较低的价格，购进大量盐碱荒地，在这些地块上盖房子用于出租或出售，因此暴富。卢木斋在地产投资上的判断力，从卢毅仁的下述回忆中有所体现：“先父自把家属接到天津后，曾先后买了一些荒地。那时天津只有城的周围有四条马路比较热闹，此外只有大胡同一条街有些商店，其他地方都是开洼荒地，地价非常便宜。他想天津这地方将来必然是个水陆码头，市面必然会繁荣，地价必然会上升，所以就买了一些。后来果然如此。”他在房地产生意上的精明，不仅是宏观的，更是微观的，他的侄孙女刘行宜说：“卢木斋深谙土木建筑工程，并且不辞劳苦，常亲赴工地现场督造，作到工精料省，造价极低。”
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时的卢木斋，虽然已年界71岁高龄，但仍然保持着事必躬亲的风范，多次抵达建筑工地督促指点。他的弟弟卢弼在《伯兄木斋蠲建图书馆记》一文中，用“亲督瓦石，冒暑指挥”形象描述了卢木斋亲自监工，顶着烈日督造图书馆时的奔忙景象。1927年秋，新图书馆主体框架建成。进度过半、尚且木桩环绕的馆舍外观和前总统曹锟在英租界摩西路刚刚落成的豪宅一起，同时登上天津《北洋画报》的版面，轰动天津城。转年秋天，工程完工。
木斋图书馆
1928年10月17日，是南开学校24周年校庆日。当天下午3点，盛大的新图书馆启用仪式隆重举行，卢木斋出席并亲手将新图书馆的钥匙交到张伯苓手中。天津特别市市长崔廷献亲临现场剪彩并致辞，五六百位中外来宾参观了这座占地920平方公尺的丁字形建筑。才艺表演和1000多名南开师生的欢声笑语将活动现场的气氛点燃。虽然卢木斋只作了简短致辞，但他显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根据他人对现场情景的口述，做了这样的记录：“先生（指卢木斋）年已望八，挈其公子宣举，微尚吐辞，缤 诸生千数百人聆言欢忭，观光五六百人和之，呈艺显能，太合乐舞，甚盛举也。”一边是“众星捧月”般的敬重，一边是载歌载舞式的狂欢，好一幕庄重、盛大、热闹的历史性场景。
除了斥资10万建成图书馆，卢木斋还将他毕生所藏的10万余卷图书捐了出来。木斋图书馆建成后，一举成为天津规模最大、设施服务最完备的图书馆，以美观、坚固、实用闻名。卢木斋的义举也让他获得了“吾国私人蠲建图书馆之第一人”的头衔，广受赞誉。国民政府明令嘉奖，教育部特别为他颁发奖状，其中称“卢木斋捐资建筑私立南开大学图书馆，房舍合计银十万元，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特授予一等奖状，此证”。1934年，著名诗人柳亚子到天津，参观完木斋图书馆后，感慨中赋赞美诗一首：“百城南西足论功，堂构巍峨缔造雄。十两黄金书万轴，教人长忆木斋翁。”柳亚子见多识广，能作如此评论也说明卢木斋和他捐建的图书馆确实不同凡响。
卢木斋、张伯苓在木斋图书馆落成典礼上（左起第11人为卢木斋，第16人为张伯苓）
木斋图书馆建成后，卢木斋和南开学校的实际管理者张伯苓之间却因为价值观不同产生了嫌隙。结合刘行宜的分析，卢、张两人关系不睦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卢木斋并不真正佩服张伯苓。卢木斋认为一校之长首先应该是个大学者，而在他心中，张伯苓善于交际，但不会做学问。国学基础相对较差的张伯苓很难得到饱学之士卢木斋的赏识。二是木斋图书馆馆长的人选问题。卢木斋想让张伯苓礼聘一位知识渊博的耆学宿儒担任馆长，虽然张伯苓规定聘请图书管理员时要注意将懂西文与中文的人才合理搭配，避免有所偏向，但张伯苓安排的馆长毕竟还是未能让卢木斋如愿。三是卢木斋的许多儿女未能得到南开毕业证。张伯苓治校严格，功课不及格的学生，无论家庭背景多硬，都难以升级或顺利毕业。卢木斋有几个儿子在南开上学，因为学习不勤奋，均未获得毕业证。刘行宜说：“卢木斋在慨叹自己儿子不争气之余，也'殃及池鱼’，对张伯苓不满起来。”卢木斋本来想继续捐赠大宗款项支持南开发展，用以设置奖学金、助学金、留学金等的计划，终因他对张伯苓有看法而搁浅。
也许对卢木斋本人而言，相对于外界的赞誉，他真正在乎的只是南开的这座新图书馆满足了他心中将书提供给爱书之人的愿望。木斋图书馆打破封闭的界限，可以面向校外人士借阅书籍。图书馆开辟对社会开放的阅览室，无论是南开的学生，还是普通市民，只要有人介绍或持有证件，都可以享受为期两周、借阅3册图书的权利。这在当时是开先河的，社会舆论用“该图书馆一经开放，其嘉惠津埠人士当不浅”客观评论了这一举措的功绩。受此鼓舞，在天津木斋图书馆之后，卢木斋又捐资兴建了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1937年7月29日，天津木斋图书馆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声中，和秀山堂等南开大学的主体建筑一同化为废墟。
作者单位：天津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