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首发】大型文献类丛书出版的优化路径探析——以《荆楚文库·文献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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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 湖北人民出版社
摘要 | 文章以《荆楚文库·文献编》为例,从书目遴选、版本择定、编纂体例和编辑培训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在大型文献类丛书出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实施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提高大型古籍整理出版活动的质量和效率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 大型文献;书目;底本;编纂体例;编辑培训;《荆楚文库》
文化典籍记载着中华民族的过往,镌刻着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对文献进行整理出版是把握国情、地情,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了解国家和地方的历史、文化,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历来重视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有盛世修典,传承文脉的深厚传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中华文化传承工程”将中华古籍、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列入计划,要求加强中华文化典籍的整理和出版[1]。近些年来,全国一些省、市纷纷编纂大型文献类丛书,如广东的《岭南文库》、湖南的《湖湘文库》、四川的《巴蜀全书》、江苏的《金陵全书》、新疆的《新疆全书》、湖北的《荆楚文库》等。大型文献类丛书的出版工程浩大,出版周期长,需要精当的筹谋和策划。如何提高大型文献类丛书的出版质量和效率,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荆楚文库》分为文献编、方志编和研究编,本文以《荆楚文库·文献编》为例,探讨大型文献类丛书出版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提高大型古籍整理出版活动的质量和效率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遴选拟定书目——磨刀不误砍柴工
编纂大型文库或丛书,犹如修建一座高楼大厦,必须先设计框架。书目就是大型丛书的框架,把书目编好了,就能事半功倍。这个书目就是一份选题目录,拟定书目实际上是做选题规划,是进行论证和安排出版的依据。书目质量的高低决定项目的成败。《荆楚文库·文献编》拟从先秦至民国的众多文献典籍中遴选出代表性著作,以传世文献为主,兼收出土文献和民间文献等。
1. 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家底
首先,根据《〈荆楚文库〉编纂出版方案》做好湖北文献的摸底工作。参与文库编撰的专家通过大量查阅各种文献资料,以及进行田野调查,到各地走访收集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了解文献的内容、学术成就、价值,以及作者的生平及其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其次,召开研讨会,广泛征求文化大家和目录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全面掌握湖北文献的种类、数量、保存状况以及收藏地点,达到“全方位搜集”湖北文献的编纂宗旨。
据摸底统计,从先秦至民国时期,荆楚先贤著作及外省人士反映荆楚历史文化的著作不下万种;各地图书馆和民间还收藏着一些不见于著录的珍稀刻本、稿本和抄本;此外,还有大量契约文书、宗谱等反映社会生活和历史风貌的地方文献和档案文献。
2. 确定文献取舍原则和收录标准
存世的湖北文献典籍可谓浩如烟海、灿若繁星,其文献价值自然是高下有别的,由于《荆楚文库·文献编》收录规模有限,哪些该选,怎么选,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专家们几经研讨,确定了选目原则:第一,以鄂籍人士的著述为主,寓鄂人士只收直接研究湖北或在湖北创作的著述,酌收外省人士研究湖北的著述或记录湖北重大事件的著述;第二,只收录哲学、社会科学类的著述和以传统著述方式写作的中医与传统学术研究著作;第三,文献要具有湖北地域特色或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学成就。选目原则突出了湖北文化的特色,厘定了作者范围、入选作品内容和必须具有的出版价值,为后续编制书目提供了标准,杜绝了随意性。
3. 编制拟定书目
编制书目实际上是通过规划来落实丛书的编辑设想,并为下一步编纂出版工作提供指导。在编制书目时,要尽可能提供完整丰富的信息,做到重点突出,纲举目张,保证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
在广泛收罗文献,深入听取学术界、出版界、图书馆界专家和学者意见的基础上,《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召开专门的选题论证会,经过遴选,数易其稿,编出了书目初稿。在此基础上,召开专家评审会,拟定出详目。详目包含书名、著者、版本、附注等信息,其中著者信息包括作者朝代、籍贯、人名及作品的著述方式。如《云笈七签》的著者信息为:宋安陆张君房撰,简短的文字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附注包含作者生平、主要经历、学术成就,以及作品的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馆藏情况和入选理由等重要信息。这份书目犹如地质勘探为矿产开采指明了矿产储量及开采价值一样,极大地方便了整理者和编辑的工作,提高了丛书的出版效率。
其后,《荆楚文库·文献编》陆续出版的图书都在这个书目范围内,完全符合收录标准。例如,地域人文精神是地域最大的软实力,文库重点收录了具有地域特色且有一定价值的文献,如《楚辞》《云笈七签》《袁宗道集笺校》等;对有学术价值的民间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了抢救和整理,如《秦简牍合集》《楚地出土战国简册》等,使《荆楚文库》拥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收录了在中医学等学科或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如《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万密斋医书》等,文库收录的中医学类著述近五十种,使传统中医学焕发出时代的生命力;文库还特别注重为本省经济工作服务,如收录了反映本省经济工作经验的大型企业史《汉冶萍公司志》《湖北全省实业志》等,以及对湖北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如《长江图说》《襄堤成案》《湖北安襄郧道水利集案》《荆州万城堤志·续志·图志》等,对湖北水利建设和交通发展规划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优选文献版本——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大型文献类丛书出版的意义在于留住文脉,惠泽后世,由于要打造成传世精品,故版本选择一定要慎重。出版家张元济等编纂《四部丛刊》,精选底本,涵芬楼而外,求诸海内外公私 50 多藏家,反复比较,择优付印。[2] 该丛书多年来深受文史工作者推崇,皆因版本选择优良之故。版本包括底本与校本。底本是校勘古籍时选定的一个主要版本,又叫工作本。选好底本后,还需选择具有代表性和校勘价值的若干种版本作为校本,用以校勘底本,纠正底本上字句篇章的错误,如文字的讹、脱、衍、倒等。
《荆楚文库》遴选书目已列出版本信息供参考,但整理者和编辑在择定版本时仍需斟酌。《荆楚文库·文献编》要求根据版本的时间早晚、篇帙全残、校勘精粗、品相好坏等多个角度全面审视,择优选出底本和校本。尽量选择善本、孤本,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方志办及其下属机构为湖北历代文献的主要收藏之地,但仍有些版本要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图书馆,甚至国外如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去寻找。为优选版本,参与《荆楚文库》编纂的出版单位不吝花费时间和资金,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熊廷弼集》时,就用到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台湾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版本[3]。
整理者要收集现存的各种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弄清版本源流,尽可能选用刊刻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错误最少、校刻最精、品相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在尊重底本原貌的基础上,对底本疑似有误的地方还要参阅校本,校本一般要准备多种;除此以外,还要广泛搜集相关资料,以更正底本中的错误。
以《本草纲目》的底本选定为例,《本草纲目》版本甚多,初刻及历代有影响的刻本大都是在南京、江西、杭州等地完成的,有金陵本、江西本,湖北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行过《本草纲目》,称湖北本。金陵本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胡承龙刻成于南京,是《本草纲目》最早的版本,遂定为底本。校本则选用明万历年间夏良心、张鼎思刊刻的江西本,清《四库全书》本,张绍棠味古斋本等多种版本。同时参校《神农本草经》《政和本草》《伤寒论》《千金方》等大量中医文献,并吸收近年来国内出版的金陵本《本草纲目》研究成果,如 2011 年刘衡如、刘山永新校注本,2013 年王庆国新校注本,改正部分讹误后出版。[4] 前言13
三、统一编纂体例——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大型文献类丛书容量大、品类繁、种数多,大多是分工整理,参与的人员众多,不对编纂体例做出规范,极易因“一个师傅一个法”而导致操作不统一,不仅会使后期编辑工作量大增,还容易造成质量问题。
参与《荆楚文库》编纂的出版单位多达13 家,整理者和编校人员众多,《荆楚文库·文献编》所收书目大多为古籍,为保证整理出版的有序开展,确保编纂标准的一致及校勘标点的统一、规范和准确,特制定《古籍编纂点校工作规定》《图书编辑体例规定》《民国旧籍的整理与编校规定》等有关制度,以明确编纂体例。
1. 用字要规范
《荆楚文库·文献编》的用字以国家文字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通用规范汉字表》《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为基准,并遵循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制定的有关用字规定。用字问题主要体现在异体字、误刻字、讳改字、新旧字形字等几个方面,编撰时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用字要相对统一;第二,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应改为通行字,但可能影响文意表达的应予保留,如人名、地名和某些书名中的异体字;第三,明显的版刻或书写错字,如未末、日曰、己已巳、汨汩、灸炙、睢雎、戊戌戍等,依文意直接修改;第四,避讳(君讳、圣讳及家讳)用他字者,一般不改,个别影响理解文意(如人名、地名、官名、书名等)的可改,但须于首处予以说明。
有些文献有其特殊之处,如中医药典籍中习惯用音同之字代替原字,如“癫”与“颠”、“流”与“硫”、“消”与“硝”等,在《本草纲目》卷十一中“此物见水即消,又能消化诸物,故谓之消”[4]601,如“消”改为“硝”,则文意不通,故予以保留。
民国旧籍的用语用字习惯,与今天规范的现代汉语有一定差别,为尊重历史文献的原貌,保留其时代特征,在整理中不做改动,如他(她、它),绍介(介绍),澈底(彻底),底(的、地)等。
2. 标点要统一
古典文献的底本往往没有标点,《荆楚文库·文献编》为适应现代人的阅读习惯,采取点校整理方式出版,整理者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施以句读,标点不同,对文意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
点校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文献类丛书的整理质量。整理者在点校时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一律采用粗线条句读法,即对可长读也可短读的句子取长读法。第二,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应根据文章的大意适当分段,宜粗不宜细,并力求段落分明,眉目清晰。第三,使用现行通用标点符号,如书名号用《》,书名号中的书名号用〈〉;引文用“ ”,引文中的引文用' ’;其他逗号、顿号、分号、句号、问号、感叹号等的用法,均依常例。第四,除民国文献外,一般不使用破折号、专名号、省略号、连接号,正文中也不使用间隔号;少用或慎用分号,改为逗号;古籍诗句尽量少用问号和感叹号,诗句中若有“何”“谁”之类的疑问词,如非疑问句,应酌情施以逗号或句号。
民国文献多为繁体竖排新式标点,《荆楚文库·文献编》收录时均改为繁体横排,其标点除明显有悖现行规则者,一律不做改动。
3. 辅文不能缺
除了对正文进行标点、分段、校勘等整理工作外,《荆楚文库·文献编》还需整理者提供以下几种辅文。一是前言。每种图书均由编著者或点校者撰写一则前言,3000~5000 字,简述原作者生平(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科第、师从、仕履、主要著述等,并注明主要传记来源)、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底本、校本和其他需向读者交代的内容。二是校记。对古籍的整理原则上只校不注,即只据底本与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标点校勘,但对于底本文字的讹、脱、衍、倒,整理者要作正、补、删、乙,在校改文字的右上角标注校改序码,在卷末注明相应的校记。三是附录。整理者辑录的散佚文字或年谱等附加文字(包括从他书选录的年谱、墓志、行状等),作为“附录”,放在正文之后。
四、重视编辑培训——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大型文献类丛书出版规模大,耗时长,往往需要数年之功,对编校质量要求又高,编辑人才是保证工作顺利完成的基本前提。《荆楚文库》作为精品出版项目,同时也是人才培养工程。针对文库出版的高要求和湖北古籍出版人才不充足的现状,《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非常重视对参与文库编纂项目的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及校对人员进行培训,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编纂业务培训。
1. 邀请专家传授古籍编校工作经验
大型文献类丛书编纂不仅要求编辑专业功底深,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等方面的知识,业务精通,还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敬业态度。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多次邀请出版业内古籍整理专家授课,传授古籍编校工作经验,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岳麓书社原社长、《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夏剑钦等。专家们传授古籍编辑的经验,分享古籍编纂的心得体会,提出在版本选择、点校等方面的诸多建议;鼓励大家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全心投入,精耕细作,打造精品。培训提升了编辑做好古籍整理的信心,提高了编校能力,对做好文库编纂工作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2. 针对文库编纂的各种规范进行培训
为确保编纂工作有序进行,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制定了《古籍编纂点校工作规定》《图书编辑体例规定》《〈荆楚文库·文献编〉古籍整理类内文版式规范》等一系列规范,包含文献整理常见问题、点校问题,以及编辑体例、排版规范、封面设计等各方面的内容。
如《图书编辑体例规定》中有对于开本、书脊、版式、字体字号的规定,标题、引文的排版方式,文献中文章、诗、词、曲的排版方式,标点符号、数字的用法,以及参考文献著录、注释、内容提要、前言、CIP 数据、版权页、出版说明、多分册图书分册序号的标示、书芯内容次序等二十项规定。其中对纯文字类图书的版式还有正文字号、书眉、页码、辑封等多项规定。书芯内容次序的规定也很具体,依次为标识页、扉页、署名页、《文库》出版说明、辑封(合刊类有)、前言、凡例(部分有凡例或编辑说明)、目录、原书序(古籍新编类有)、正文(含附录)、版权页(在版编目、条码)、白页等。
这些规范是编校的标准,编校人员只有熟练掌握这些规范,才能保证编校工作的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另外,文库出版时间长达数年,编校人员新老更迭不可避免,各出版单位不断积极引进专业对口的新人加入编校队伍,定期对新进人员进行指导性培训,能让他们快速进入工作状态,保证文库按计划有序出版。
3. 对审稿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讲解
文库的文献种类多,涉及面广,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文库专家定期对发现的具体问题及时进行释疑解惑,使参与这项工作的编校人员受到了极好的锻炼,编校能力不断提高,对做好文库后续的编纂工作,保证编校质量大有裨益。
大型文献类丛书出版是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工作极其繁琐浩大,涉面广、细节多,本文只是千虑之一得。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打造传世精品,提高出版效率,让优秀典籍文献的精髓超越时空,惠及后世,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 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EB/OL]. (2017-05-08)[2021-03-08]. http://www.cssn.cn/zhx/zx_zxrd/201705/t20170508_3 510389.shtml.
[2]袁红梅. 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以古籍 丛书编纂为例[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5):99-103.
[3] 熊廷弼. 熊廷弼集[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9: 前 言4.
[4]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9.
Title : An Analysis of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Large-Scale Literature Series Publication——Taking Jingchu Library (Literature Series) as an Example
Author : HUANG Xiaoyan
Author Affiliation : Hu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bstract : Taking Jingchu Library (Literature Seri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ublishing process of large-scale literature series and the ways to optimize their implementation from four aspects: bibliography selection, edition selection, codifying style and editor training, with a view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large-scale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 large-scale literature; bibliography; copy; codifying style; editor training; Jingchu Library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