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的读书人生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是中共党内“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典范。他的一生走过了一条由苦难到辉煌的道路，先后经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等不同时期。在漫长的救国之路中，徐特立先后前往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苏联学习或考察教育。他饱经忧患、不断求索，为真理而斗争，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徐特立学识渊博，却时刻以为不足，总是以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读书学习之中，并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最终成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
早在青年时期，徐特立就立志读书。经过再三思考，他决定“破产读书”，并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徐特立家境贫寒，读书之路自然也充满坎坷。他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祖母留下的几亩田地（一年可收20石谷）逐年变卖，专门用来读书，期以十年，把书读通。计划制定后，徐特立就不再顾忌周围人的眼光和议论，而是按照设想的计划逐步落实。他不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他都买了回来，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阅读。遇到疑难问题，他就自己找参考资料去摸索和解决。
徐特立白天教书，夜晚读书。他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来学习，就连走路、吃饭、睡觉也不忘学习。同时，他认为不切实际地贪多，既不能理解、消化，又不能记忆，读了等于不读。学习《说文》时，徐特立每天只学二三字，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就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以便熟记篆文写法。学习数学时，他常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者一个题目，然后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完一段路程、掌握这个知识点之后，他就停下来翻看下一题。学习心理学、伦理学时，他先把术语抄在小本子上，然后放在口袋里，方便随时阅读。
除了“定量”，徐特立读书还遵循另一条原则，即“有恒”。徐特立坚持执行“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到了第八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在初试3000多名考生中名列第19位，这使得他的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随之，各处学堂争相聘请，许多学生慕名求教，他的年薪也涨到了60串钱。后来，徐特立回忆说：“我从20岁到30岁，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又摆着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要我抉择。我终抉择了其中之一，结果证明做对了。”这一时期，凭着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徐特立博览经史子集等古籍，涉猎数理化史地等近代自然科学书籍，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5年春，28岁的徐特立离开家乡，考入宁乡速成师范学校开始新的学习。毕业之后，他受聘至周氏女塾任教，以国文教学为主，兼教地理、历史、数学、化学等课程。经过几年的了解和观察，他发现了教育上的不少问题，尤其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教育问题很多。1910年2月，在朱剑凡的资助下，徐特立前往上海参加江苏教育会主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徐特立由上海前往日本，考察日本小学教育。在日本期间，徐特立重点研读了日本教育学术研究会编写的《小学校事汇》《三十个优良小学校》等著作，同时还进行实地参观考察。经过外出考察，徐特立感受到教育科学的重要性，思想上有了明显变化。回国后，他撰文介绍上海、日本的小学办学经验，推动小学教育改革工作，他认为：“实践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越多越好。”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徐特立针对学生读书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毛病，提出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方法。他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抄书中精彩的地方。”他认为，用这种方法读书可以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还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的这种学习方法，读书期间做了好几网篮的读书笔记，包括听课、自学、摘抄的笔记，以及随感、日记等。
尽管声望和成就不断提高，徐特立却并未停下求知若渴的脚步。这时，他的教书所得已十分可观，“在湖南高等师范教课，一点钟可得银洋三元，在湖南一师是一点钟一元”。丰厚的收入并不能解决思想上的困惑，黑暗的中国该往哪里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为了让劳动人民的孩子读得起书，他将“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1919年以前，长沙一共有800个小学校，而这些学校的教员基本上都是徐特立在短期内一手培训出来的。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看到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徐特立认为“国家有前途、有办法，自己也觉得年轻了”。为了做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他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有朋友劝他不要“到外国去做扶拐棍的学生”，徐特立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
主意打定后，徐特立立刻开始行动。他在筹集齐旅费后，回乡与妻儿告别，于1919年7月离开长沙前往上海，等候轮船出国。同年9月，徐特立在“英文只会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离开祖国，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期间，他还到德国、比利时考察教育，直到1924年7月回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读书期间，徐特立刻苦钻研俄文、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回国后，徐特立长期领导教育工作。1934年10月，57岁的徐特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他依然不忘教育工作，抓住各种机会，教授战士们学习文化。行军时，徐特立要求战士们在背包上、草帽上、斗笠上写上字，边走边教边学，而且每天只教一两个字，要求战士们先学会念，然后会写会用。有些战士嫌每天学得太少，徐特立耐心地说道：“一天学会一个字，一年就会365个字；学会两个字，一年会730个字”，“只要坚持，用不了半年，不但可以写标语口号，还能写信”。
延安时期，徐特立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为了编辑出版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等教科书，他常常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反复核证。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校长期间，为了使读书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徐特立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思想。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同时，他还指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徐特立“三位一体”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一大批发明创造，有力地缓解了陕甘宁边区迫切的生产生活需要，也促进了困难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特立依然保持革命年代的工作劲头和学习状态，“每天坚持8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为了鞭策自己，72岁的徐特立还制定了一个20年的学习与工作计划。虽然学识深厚，但他总是和以前一样虚怀若谷、废寝忘食，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在繁忙工作之余，他还挤出时间学习中共党史、中国古代史、民族史，研究语言和逻辑学等，还写下许多教育论文，论述马列主义教育理论，阐明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在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徐特立总是以一种兢兢业业的态度学习，从不满足和停顿。毛泽东赞扬他“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中共中央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是诲人不倦”“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徐特立这种谦虚认真、勤勉好学、时不我待的读书精神，值得我辈永远学习。
（摘自2020年第12期《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