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鞭折戟处，蒙古大汗蒙哥战死钓鱼城
蒙古攻宋，在忽必烈即位之前，其战略方针一直是企图控制长江游的四川，然后顺江而下，席卷江南。早在成吉思汗举兵南进之初，1210年金降将郭宝玉就献计说:“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力劝蒙古统治者锐意经略西南，利用当地各族潜在的军事力量，扫灭金朝，之后图宋，铁木真于是借用了西夏和和宋的力量几乎把金的领土压缩在了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利用西夏和金互相攻伐，金朝已经不成气候。
郭宝玉这种策略到了第二位大汗窝才得以实施，三路灭了金之后。蒙宋直接对峙，有着淮河和长江防线。这个时候，取蜀出峡，顺流东下，直取江左地区，顺流而攻入，南京和扬州，顺水路攻入临安。因此长江上游的四川才真正成为蒙古必取之地。窝阔台时期进行了三路攻宋路线，川陕、京湖和淮河三路攻宋，四川的首府成都，各地早收了蒙古劫掠遭受重创毁于一旦，四川本来是南宋三分之一的财政来源结果却成为了负担，本来京湖襄樊之地被攻破，两淮地区也有所推进，但是随着窝阔台的病死，蒙古又陷入了内斗之中，由于长子贵由还在西征返回途中，窝阔台的妃子脱列哥 乃马真称制，贵由夺得汗位，贵由在位不到两年就去世了，蒙古又陷入了内乱，在成吉思汗长子长孙拔都的帮助下，蒙哥得到了汗位，南宋经过这十年的休整，逐渐收复了襄樊地区，加固了防线，川蜀地区也加强了防守。
1251年，蒙哥即汗位。开始了继续攻打南宋。蒙哥针对“宋人监守蜀、荆、襄、鄂，两淮为北面藩蔽”的防御部署，“思出奇绕道西南，攻其腹背，且绕出江源上流，使失天堑之险”。1252年，即命忽必烈率军进占大理，迫降吐蕃，对四川构成大迁回形势。同时，又命巩吕等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汪德臣修益昌及利州城，屯田汉中，整军积粟，欲为取蜀之计”。准备南北夹击，夺取四川。 1256年，蒙古统治者召集御前会议决定灭宋大计。1257年九月出师。蒙哥采取臣下先取成都再图全蜀的建议，派纽磷率兵万人先行入川。又“募兵习水战”，准备渡江。至此，南宋朝廷的战略翼侧已完全处于蒙军威胁之下。
1258年二月，蒙哥决定亲率大军“由西蜀以入。同时派兵两路，一由忽必烈进攻鄂州，企图夺取长江中游重镇，又由塔察儿进击荆山，徉攻两淮，牵制淮海，以分兵力，牵制宋军西救四川。
这一以主力夺取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然后顺流东下，会师潭州，攻占临安的战略方针，对于缺乏大量渡江器材和江河作战经验的蒙古骑兵，无疑是有利的。
蒙哥攻宋
第一，实施这种深远迁回的战略，可以发挥骑兵迅猛轻捷的特长。
第二，在经济上，四川是南宋朝廷国库的重要支柱。按孝宗淳熙中南宋(四川除外)年收入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络计算，四川约占三分之一。可见四川是南宋支持战争的财富之地，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若为蒙军所占，将使南宋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第三，川滇是南宋朝廷骑兵的后备基地。为了对付金朝骑兵，南宋朝廷不得不装备一支自己的对应军队。江南马不堪上战场，战马只有取之于川滇。原北宋秦凤路氓州的宕昌寨，阶州的峰贴映镇，以及四川利州路的文州和云南的大理，都产强壮阔大、可备战阵的良马。南宋朝廷于有关地点设茶马司，以茶盐、袖绢向各该地区购马。
川秦马由利州沿嘉陵江转入长江出峡，滇马则由广西输送。夺取四川，虽然对蒙军有较大的战略利益，但是，除了南宋有长期的防御准备和当地军民坚决抵抗不沦外，四川的自然地理条件却是蒙军实现其战略意图的一大障碍。
四川
主要是夏季酷热，疾疫频繁。由于作战地区的东部盆地属于热带湿润气侯，最热的月份平均气温26-30 0度。每年夏季常有连晴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38℃。蒙哥攻钓鱼城正是七月，适逢久早高温，疾疫流行，非战斗减员增多，战斗力锐减。为此，蒙古统治者曾派畏兀儿人月举连赤海牙制曲药治疗疾疫。地形山高坡陡，林深草密，河溪交错，隘路难行，等等，均不利于蒙军大量使用骑兵的进攻作战。
再来说一下宋朝的部署，宋军在同蒙军的多年战争中，明确地认识到蒙古军队在实行迁迥战略时，其惯用的战术常常是从几方面割裂对方的防御部署，使之难于判明其主攻方向，然后以其优势的骑兵迅猛地插向对方的薄弱部位，实施决定性的突击。为了对付蒙军这一战术，嘉熙年中，名将孟琪在京湖任职期间，就创立和实行“藩篱三层”的防御体系。由于四川军事形势的日益危急，一二四二年，宋理宗不得不任命抵抗派余阶为四川宣谕使。余阶入蜀以前，曾到江陵拜访四川宣抚使孟珙，商议四川的防务，向他学习“藩篱三层”的防御布局。
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
孟珙认为京湖战区的长江防线过于漫长（从上游的秭归到中游的寿昌（今湖北鄂州）），既有渡口，又有关隘，处处防守等于处处无守，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守住荆襄一带 。
第一层设在川东的涪州（进重庆涪陵）、万州（今重庆万州），目的在于防止蒙古人先取四川，再出夔门以窥两湖地区。
第二层设在湘西北的鼎州（今湖南常德武陵区和鼎城区）、澧州（今湖南常德澧县）。这一层是要在第一层被突破的情况下，防止蒙军从鼎、澧二州进入湖南。当然，如果蒙军不攻打湖南，而是直接沿江东下，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整条京湖防线。
第三层则设在湘西南的辰（今湖南怀化市北部地区）、靖（今湖南怀化靖州县）及广西的桂州（今桂林）一带。
这一层防范的是蒙军做更大范围的迂回，从云南、广西进攻湖南的可能性。
三道防线
余阶本人，早年曾在名将赵葵幕中，同蒙军战于汁城、河阴、安丰，声名卓著。他的入川，也抱定了“我希望借我十年，我把四蜀夺回，还给朝廷的志向，四川的来源是，南宋在把川蜀之地分为四路，其间设四川制置使，设成都府路，改潼川府路，分利州路为利州东、西路。合称川中四路，得名四川。
余阶入蜀后，整顿吏治，遴选守令，诛除贪横，更新军政。他对四川的防御作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在设防思想上，逐渐形成了“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防御作战原则，不在线而在点，在嘉临江等三江的山地，依山筑垒，耕战结合，固守要点，控扼纵深，就可以抵消蒙古飘忽无定'的骑战长技，使之疲于奔命而无所得;而宋军则可以以逸待劳，出敌不意，积小胜为大胜，进而联合出动，击败敌军进攻。他的建议对于余阶在整个四川的防御部署上，自然是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二，因山设防，占点控面的防御体系。
余阶为了贯彻其防御作战的指导思想，提高固守重庆的效能，采取了濒水依山、控制交通要道的办法，修筑了多处山寨，其中有大获山(间州)、大良平(广安军)、运山(蓬州)、凌云山(嘉定府)、神臂山(沪州)、天生城(万州)、白帝城(夔州)、青居山(顺庆府)、云顶山(怀安军)等。之后，调金州兵入驻大获山，州兵入驻青居山，兴州兵入驻钓鱼山，“共备内水”(涪江以东)。利州兵入驻云顶山，“以备外水”(沱江以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枢纽、控扼河川山险堡寨的防御体系。溯嘉陵江可以上达利州剑门关，溯长江入沱江抵怀安军，入泯江抵嘉定府，下长江迄夔门，“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后来的作战过程证明，只有这种加大防御纵深的体系，才能增强防御的稳定性，起到阻止或延缓蒙军的多路突破，为自己长期坚守、大量消耗进攻之敌，适时调动兵力实施反击创造条件。这些山城后来沦陷，大多是由于主将叛降，真正被蒙军攻破的不多。
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
余阶这一系列大规模筑城，其目的说到底在于屏障重庆，蜀夔任职的李曾伯就曾经在《恭察宣谕援夔奏》中指出:控制夔门。一长期在荆湖、“东南头目在蜀，夔。”早在1240年，四川安抚制置使彭大雅就重视重庆的防务，修筑重庆城，书拗石“城渝（重庆）为蜀根本”筑此为国西门”，以示扼守夔渝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屏障夔渝，既在防守四川上具有重大作用，对捍卫东南也有其重要战略意义。
经过这一番整顿，四川的战局便发生了变化。宋军在余珍的统率指挥下，先后多次打败蒙古军队。一二五二年，王坚收复了兴元。自宝庆以来，蜀地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三、钓鱼城要点防御的形势
在四川十余座山城中，起屏蔽重庆、具有支柱作用的是钓鱼城。钓鱼城的选点和修筑，并不始于余珍。一二四0年彭大雅修筑重庆城时，就命合州知州甘闰修筑钓鱼城。蒯后，被余阶延请于招贤馆的冉进、冉璞兄弟，又进言增固钓鱼城和防守诸事。认为修筑此城，“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于是，经余阶奏请，理宗诏冉琏权发遣合州，冉璞权通判州事，委以再修钓鱼城的重任。
钓鱼城
钓鱼城既险且要，从其地理位置看，已具备了防御要点的军事价值。最高点为海拔三百九十多公尺。四周悬崖拔地，山上桧柏葱笼。我们曾从镇西门向东登临，沿路步步陡绝，如登天梯。其间扁刀岭一段，两侧绝壁，其路宛若刀刃，仅容一人通行。登临绝顶，三江波涛，尽收眼底。嘉陵江在其东北汇合渠江西流，在其西南又汇合涪江折而东去。钓鱼城恰好是三江合流的砥柱，巍然耸峙，视界开阔。在钓鱼山筑城，确实可以上控嘉陵、涪、渠三江展开的广大扇形地区，阻止蒙军长驱直入，下屏战略要地重庆，是良好的筑垒地域。
钓鱼城位置
四、双方兵力及作战经过
一二五九年四月，蒙哥分三路入川:御营一路自六盘山经陇州、凤翔、宝鸡入大散关，走金牛道趋剑门关，沿嘉陵江直下，蒙哥一路，故伎重演，走其一二三一年的老路—米仓道，即从洋州经米仓关直取巴州。
米仓道
盖自兴元达巴州，不过五百里。达巴州，则合州以北，尽皆震动，而间州危难，在肘腋间矣”，可以予合州东面防御以严重威胁;李里叉一路，由鱼关入河州，取道进川。
蒙哥于十月初进占剑门关后，经过激战，先后占领苦竹隘、长宁山、鹅顶堡三处要隘，控制了川北的要点。十一月二十五日，进驻间州和溪口。这时，莫哥一路下巴州，顺渠工围攻礼义山不下，北上与蒙哥会师。塔察儿的偏师在攻掠至长江边之后，也西来会师。蒙哥巍于初战告捷，形势有利，便命令忽必烈的东师出发。十二月，运山、大良平的宋军守将相继投降。
这时，钓鱼城之战即将爆发，双方兵力大致如下:
蒙军兵力大约有五六万号称十万，当时宋军。川北、川西已经丧失。制置使蒲择之已成蒙军手下败将。余阶创筑的嘉陵江沿岸山寨丢失殆尽。钓鱼城孤岛悬江，兵力不多。
兵力对比，蒙军拥有绝对优势，在态势上蒙军也居于有利的地位。纽磷率先遣军入川后，至此已将成都、彭、汉、怀、绵等州荡平，威、茂诸州少数民族也已归附，川西在蒙军掌握中。他又受诏至涪，于蔺市造浮桥，“断流涪会，以阻江道”，驻军桥上，杜绝宋军入蜀援渝援合。就是这个纽磷，还奉命前攻思、播二州，扰乱对重庆等地粮响的供应。其部将石抹按只更在合江、涪江、清江各行军通道建浮桥二十多座，给蒙军提供了极大方便。在御营进驻钓鱼山前，宋降将杨大渊突袭合州，俘掠百姓)、万余人而去。李忽兰吉又出动战船，劫夺钓鱼城粮船四百艘，给钓鱼城造成人员、粮食各方面的困难。
蒙军虽然兵力占优势，态势有利，但是战场太大，战线太长，因而西师、东师之间难以达到协同，蜀首、淮尾之间并非无隙可乘。特别是川南夏季的酷热，将使来自蒙古草原、黄河流域的蒙军精疲力竭，百病丛生。宋军虽然处于劣势，但钓鱼城、重庆府各城军民，怀着保卫家乡的激情，坚壁清野，以老其师。并可利用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粉碎敌人的进攻。大部或局部地将其歼灭，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经过殊死的搏斗，钓鱼城军民终于固守坚城，取得了防御战的胜利。胜利的取得首先归功于钓鱼城军民具有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决心和行动。守将王坚是抗蒙晓将，与张汪一起，并肩战斗，十分注意砥砺士气，奋勇抗敌。一二五八年十二月廿九日，蒙军派降人晋国宝前往钓鱼城招降。王坚严词拒绝，晋国宝便离山复命。转年正月初四，王坚又派兵将晋国宝半途捉回，杀于阅武场，以教育广大军民，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行动。坚守要点的作战，一个异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具备与阵地共存亡，死守到底的决心。王坚将降人晋国宝公开正法，不仅显示了自己坚决抗蒙的意志，也激励了军民同仇敌汽、誓死一战的决心。这不仅对于这次防御作战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于后来的持久奋战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钓鱼城军民正是具有这种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思想，从而创造了战史上坚守抗敌共达三十六年的空前业绩。
钓鱼城所以能够不怕久困长围，又是与它利用天然的地理形胜构筑的坚固城堡密切联系的，一二五四年，王坚曾征调“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之民，计户口八万，丁十七万，以完其城”。它已是一座拥有十数万人的山城，能够大量屯兵储物，再加之且耕且战，军民有着相当的生存能力。在城堡构筑上，它既能打能藏，又便于机动兵力。由于视界开阔，敌人动静了若指掌，反之，城内情况则蒙军难以观察。
从蒙哥进攻钓鱼城直至阵亡，就可看出蒙军在钓鱼城下的窘迫和无能为力。一二五九年二月初二，蒙哥率军从钓鱼城东面渡过渠江鸡爪滩，扎御营于石子山。初三，战斗开始。初七，蒙军突破一字城。初九，攻镇西门。三月间，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城坚难摧，未能取胜，士气顿减。四月，大雨二十日，又乍晴转热。二十二日，蒙军攻护国门。二十四日，夜登外城，袭击宋军，仍未能破城。五月，气温渐高。大约就在这时疫病开始流行。
当合州被围的战报送达杭州后，三月中南宋朝廷便任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接着，向士璧、吕文德先后驰赴涪州，断蒙军浮桥。六月初三，吕文德兵入重庆。
在重庆与合州之间的嘉陵江畔的三曹山，是宋军锁江的水步军防守地段。五月，重庆宋军溯水援合州，同蒙军战于三曹山西。六月，吕文德率战船千余，再战于三曹山东。七月，大战于黑石峡东。蒙哥亲自立马东山督战，史天泽指挥蒙军，三战三捷，追至重庆才回师。
蒙军虽然在水战中获胜，而钓鱼城却使驰骋欧亚的蒙古铁骑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七月初，久早，高温。酷暑难熬，疫病作祟。战将损折，汪德臣战死。蒙哥曾召集作战会议，讨论进止。由于部分将领拒绝作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决心继续攻城。蒙军建筑了望台于钓鱼城西门外，以便窥探宋军情况。当登台的蒙军士兵爬竿时，宋军发袍，巨石纷飞，台摧人亡。恰在附近的蒙哥也负重伤。这时，宋军把准备好的鲜鱼二尾及燕饼百数抛掷出来，“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这种讽刺式的战斗插曲，是长自己斗志、灭敌人威风的精神武器，使蒙军失去攻城信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初九，蒙军被迫撤走，留下三千人继续围城外，其余南攻重庆。二十一日，蒙哥死于重庆北温泉。蒙哥既死，诸王莫哥派人前往鄂州告讣。由塔儿台护枢，蒙军大部北撤而去，只留下郑温率兵四千，围攻钓鱼山。
钓鱼城战场沉寂，鄂州一带却紧张了起来。一二五八年十一月中旬，忽必烈接蒙哥出发诏旨后，从开平即日南进。先后经今河北、山东、河南各地，于一二五九年八月三十，进抵长江北岸。九月初一，接到钓鱼城讣告。忽必烈于震悼之余，率军三路渡江，进围鄂州。一卜一月中，忽必烈获悉阿里不哥夺取汗位的阴谋。闰十一月初二，答应贾似道的议和请求，签订密约，匆匆北归。
一二五九年冬，钓鱼城之战宣告结束了。但是，它在战史上的意义却不可低估。明人邹智指出:“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历史事实确实如此。蒙哥一死，全局震动。入川蒙军撤离战场，忽必烈北上争夺汗位。兄弟阅墙，内江迭起。最后，忽必烈登上了君临北中国的宝座，蒙古历史这一新的篇章不能不说是钓鱼城之战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南宋朝廷又苟延了二十年的寿命，这也不能不说与钓鱼城之战的胜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