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彩华（北京大学）
不是田园牧歌般的美景，也不是被诗人们所歌颂的乡愁的承载之物，而是十二岁那年，脊背弯下去收割稻谷的感觉。头顶烈日，天地像一个闷热的大蒸炉，炙烤着身在其中的我。被割断的稻叶散发出浓烈的青草味，直冲鼻端；脊背弯成九十度，右手一把把抓起稻叶，左手挥着镰刀。脊背弯得久了，再直起来时便针扎一般疼痛。当时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就是“天气怎么这么热”和 “什么时候才能收割完啊。”与我相反，我妈巴不得太阳来得再猛烈些，再炙人些，因为炽热的太阳才能把打谷场上的稻粒烘得干燥发烫，散发出稻粒的清香；我爸巴不得能一直收割下去，因为“一直有得割，就一直有得赚，多好。”
当我向我的爷爷、我的爸爸提起“土地”时，他们又会想起什么呢？想起了关于土地的艰辛、困难、苦难，想起他们流过的汗水，想起时代变迁中土地的变迁，想起了土地上的爱与亲情。
1982年开春的某天早晨，我爷爷、二十五伯父、十四伯父等壮年劳力聚集在土屋厅堂中，或坐或站，将目光聚焦到当时的生产队长、十一伯父身上。分田到户的春风终于吹进了这个处于广西中部腹地的小村庄中。爷爷打着赤足，脚上一层厚而硬的胼胝，糊着一层半干未干的泥巴。时年51岁的他已经在生产队中度过了30余年的劳动生涯，没有想到竟会等到生产队解散、分田返户的这一天，也不知道往后的光景怎么变化，只是大家终于不用在一个锅里搅稀稠了。凭借着小学六年级的学历，爷爷当上了村长，兼任会计。他坐在一张书桌前，摊开了记录本。按照当时田地总面积和人头数来划分田地，每个人可分得七分田。田与田之间也分三六九等，好田与差田之间差着十分气力。好田脚程近，田块平整，容易集水。这好田中的好田，当属厅堂外福山岭洼[1]一片的田，靠近大路，容易运输，又有池塘在一侧，好输水。而地处星垌的田，则是劣田中的劣田。脚程远，水利未修，田间小路阡陌纵横，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空手都难走，更别说还要扛运稻捆了。一张纸签就能决定往后田地使用权的归属，谁不紧张呢？一亩亩田地，早就被测量好面积，用相对位置“锚定”好名称，再把这名称抄写在白纸上，将白纸卷成一个细长卷，投进一个陶瓮里。大家目光寸点不离陶瓮，当时的生产队长，我十一伯父按住陶瓮，咚咚咚地摇匀了瓮肚里的签。“一个个来，一个个抓。” 抓到好田的，大喜；抓到劣田的，就低低咒骂一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爷爷心情复杂，抓到签的人走到他面前，报出自己所抓签儿上对应的田，由他一一记录。从早晨到中午，田地划分完毕。奶奶得知我家抽中的田，两亩在大撑垌[2]，算是中等田，两亩三分却在星垌[3]这个“鸟不拉屎”的山岭洼里，又得知十一哥家抽中的田全部是挨着厅堂的好田，当即把饭碗一撂，脸都拉长了。
晚上她将纺纱机踩得吱呀作响，带着怨气，和我爷爷吵开了。“你这个村长，还没有人家十一哥有手段，好田都被他们抽走了，太气人了。”“当时组生产队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和十一哥他们组，嫌他们人太精明，你当时说没关系，和他们组了，现在知道吃哑巴亏没有？”爷爷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搭着膝盖，神色黯然。他心知自己是村长，又是村里的会计，平日里忙于村务，四分之三的农活都落在了自己妻子的肩膀上。看着妻子被晒得黝黑的脸，想到最小的女儿和儿子还在上学，家里的负担一点不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知道何日到头。如果能抽到一亩好田，哪怕只是一亩，都能让妻子肩头的重担卸下一些。她一个女人家，还要从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将稻捆挑回来，不容易。只是好田都让别人家抽去了。他隐隐觉得分田的事情落实得太过草率，有人接连抽中了几亩好田，有人一亩好田都没有。当初要是能想个细致的法子，均匀一点就好了。自己家光明磊落，不在抽签上动手脚，可别人家就不一定了。别人家动了手脚，又能怎么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往上数五代，都是同一个高祖爷爷留下的娃儿，再怎么都不能撕破脸皮。分田之事已经尘埃落定，个人并不能对抗这具有契约性质的分田仪式的后果。况且他这个村长身份横在那里，要是好处落在自己家，只怕别人在背后嚼舌根。奶奶的抱怨声依旧不绝于耳，怨怪起老头子脸皮薄，净让自己家吃亏。爷爷长戚戚地叹气，最终对我奶奶说：“说不定的。田还没定下来，现在分给他们家，过三五年还要重新分过田的。”
毕竟当初还以为要在生产队里呆一辈子，现在还不是分田到户了？过几年，田地再分过也不一定。可我爷爷奶奶没料到的是，简陋的抓阄仪式中确定的田地归属[4]，一直延续下来，从1982年到2020年，再也没变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大家伙儿为了一亩好田归谁种，暗地里不知起了多少波澜；而如今，僧少粥多，好田都种不过来，是“请”别人种自己的田，好让它不至于抛荒。80后、90后从学校出来后，没有选择回到村中接过上一辈留下来的犁锄，而是南下广东，流入佛山、东莞等地的工厂中，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老一辈种田人逐渐老去，再也执不起犁锄，便将好田租给他人耕种，劣田就任由它荒着，长满了杂草。在2008年前后，我家不再耕种远在星垌的田地，任由其抛荒；2015年前后，我家将在大撑垌的中等田转给他人耕种，同时承种了十一伯父、二十二伯父等在厅堂外的田地。
2020年清明前后，正值抛秧时节。我爸爸作为乡村教师，也是基层扶贫队伍的中坚力量。正是头春育苗的季节，他往对接的贫困户家中跑得更勤了。不为别的，就是要劝还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靠自己的双手挣口饭吃。”对于吃低保的贫困户，国家落实了一个产业补贴政策：凡是贫困户耕种一亩田，每年可得五百块钱补贴。自2006年起，十一伯父一家搬去城里住，便将他三块大田中的两块“租”给了我的二十五伯父耕种，租金是每年两百斤稻谷。2011年前后，二十五伯母在前往星垌巡田的途中，从田埂上摔了下来，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出来后落了病根，全身麻木，再也不能耕种田地，家中的种田劳力剩下了我二十五伯父一人。这一条件符合申请低保的原则，伯父通过我爸爸的途径申请了低保。每年种两亩地，得到一千块钱补贴。后来他实在干不来，从种两亩地变成了种一亩，仍向上报的是两亩，仍可得一千块钱补贴。我爸爸“睁只眼闭只眼”，帮着自己亲戚遮掩了过去。今年早春，爸爸往二十五伯父家中跑时，伯父正蹲坐在门槛上，头发灰白，脸色黧黑，将老旧的Polo衫卷起来，露出肚子上塌垂的肉。听我爸爸来询问情况，将手中的烟屁股往脚下一丢，踩灭，对我爸说：“老了，种了又不得多少谷，不想种了。”我爸何尝不明白伯父心中的小九九？种一亩田，要耕田、耙田、育秧、施肥、除草、收割、脱粒、晒谷，累死累活可得七百斤稻谷，一斤稻谷才值一块钱；虽说有国家补贴化肥钱，可化肥钱是跟1982年的土地分配状况挂钩的，仍旧打进十一伯父的账户，到不了他头上。支撑伯父种地的动力，就是国家对他种田“奖励”的那一千来块钱。如果能不种田又得补贴，那就是一桩美事了。爸爸看着他这个哥哥两鬓灰白，脸色黧黑，一生劳作的辛苦都写在脸上，心又软了：“得谷不得谷都不紧要，连田都不种又怎么好报说种了？还是得种，耕田收割又不用你打理。”我爸69年出生，今年51岁，在村中却成了最年轻的农民，还能开得动耕田机。义不容辞地，他将帮亲戚们耕田的重任揽在了肩上。过得两天，等田地“喝”饱了水的时候，我爸就该耕田了。在农村社会中，只有中青年男劳力才担负得起耕田的重任，妇女不行，小萝卜头不行，老人更不行。耕田的工具从我爷爷时代的牛耕变成了爸爸时代的耕田机，但耕田花费的气力一点都不少。耕田机用汽油驱动，机头有油箱、一对大碾轮，头重尾轻。身高一米六的爸爸精赤着上身，短粗的手指紧紧握住机把，几乎是将自己吊在耕田机的尾巴上，用自己的体重去平衡它，好让这个头重尾轻的钢铁怪物哐哐哐地前进，不栽倒进泥水里。他跟在耕田机的大碾轮后，控制着机把，让这个铁怪物转头、回耕，碾轮溅起泥水，落在他的头发上、脸上，小腿没在泥浆里，活脱脱就是一个“泥腿子”。
农闲季节，被挡雨布遮盖起来的耕田机
“阿妹，你们不是说想吃荸荠，我去给你们捡来了。”十四伯母手里拎着满满一菜篮的荸荠，荸荠上搭着些苦麦菜，放在我家院子门口。十四伯母年近八十，瘦瘦小小，骨子里却蕴含着一个农村女性的坚韧。和我妈寒暄几句后，便叫妈妈去摘她菜园子里的菜吃。我望着十四伯母顶着一顶棉帽，裤腿挽得高高的，露出一双瘦削的腿来，赤足走出我家院子；再望望地上一篮荸荠，一把青菜，低声向妈妈问道：“伯母怎么会捡荸荠给我们家？”十四伯母家和我家“搭伙儿”，爸爸帮他们家耕地，伯母便帮我们家抛秧。念着我爸的帮扶，十四伯母常常招呼我们去摘她家的蔬菜，这不得知了我爸爱吃荸荠，就立马下地去捡了送来。我掂着这篮荸荠，脑海中浮现出十四伯母顶着大太阳，佝偻着身体将荸荠一个个挖出来的样子，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难为情。要表达对一个人的感激，乡亲们不会说“谢谢你”，也不会说“今天我请你去吃饭”，而是说“我家菜多得吃不完，你家摘一餐来吃，”或者说“我们新得的玉米，分几条给你。”直到今天，我妈还打趣我，当年十四伯母的茄子结得像满天星一样密集，我一刻不停地撺掇她，叫她拿我家的节瓜去和十四伯母换茄子呢。这荸荠是不要钱的荸荠。自从农村三权分置政策[5]推行开来后，也有外地承包商走进村子里，租种村人的田地。2019年下半年，十一伯母家的三块大田被承包商看中了，以一亩500块的价格租给了承包商种荸荠。老人家不舍得买水果，承包商挑剩的荸荠成了他们的零嘴，不要钱的荸荠可比街头卖的荸荠甜多了。
不过十一伯母家的三块大田，今年是租不出去了。承包商在荸荠种植中没有挣到钱，不打算再租种了。这三块大田自然又是我家和二十五伯父租种着，如今田里已经稻苗青青，随风涌起阵阵稻浪。
如果说，我爷爷奶奶是纯正的农民，我爸爸半只脚仍留在农民的门槛里，那我就是跃出了农门的孩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上一辈为下一辈拼命流汗，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不用以农业为生，而是可以干“坐办公室”的工作。前浪们胼手胝足，在土地里刨食，用种粮食的钱在城里置了一块地，在村庄之外建起了新的房子，好送他们的孙子孙女在城市里上学。随着田地抛荒而逝去的，不只是一代人的岁月与恩怨，还有一个大家族内部基于血缘和地域关系的连结。老一辈的人都有一个排序，比如十一伯父行十一，二十五伯父行二十五，我爷爷行二十一。新一辈的人散落在城市内部各处，互不往来，已经排不出一个排行；村中的老人死去了，血缘关系稍远一些的年轻人已经不会再回来奔丧；70年代的土房子在风雨侵蚀下摇摇欲坠，终于“哗”地一声倒塌，不会再有人回来，在它的地基上重新修建起崭新的砖房；被抛荒的土地就一直荒着，荒着。我遥望着父亲吃力耕田的背影，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从我开始，要去结束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我会遗忘土地的赠予：我从土地中走出来，土地给予我的，是底层本位的思考模式；是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注和反思；是像成熟的稻子一样低头收敛锋芒；是踏踏实实，将根深深扎在土地上，枝干尽情向天空舒展，去探寻土地之外的人生。
注释：
[1] 地名，按照客家话音译
[2] 地名，按照客家话音译
[3] 地名，按照客家话音译
[4] 土地所有权归村庄集体所有，但本地农民的认知是，谁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这块土地就是谁家的。
[5] “三权分置”思想是指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实施三权分置的重点是放活经营权，农民能够将田地租由承包商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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