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AS新药背后的“超级应答者”现状 ｜ 独家
今天你被KRAS抑制剂这条消息刷屏了吗？这款KRAS抑制剂最新展现的实力确实值得刷屏，但是肺腾更想和你聊聊，这次报道中一位疗效颇佳的患者背后的真实故事。
Mirati Therapeutics公司今天宣布了KRAS G12C抑制剂阿格拉西布（MRTX849）的最新临床试验结果，形势一片大好。在治疗接受过化疗和一种PD-1 / PD-L1抑制剂疗法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时，Adagrasib的单药治疗效果，达到了45％的确诊客观缓解率和96％的疾病控制率！因为优秀的数据结果，药企方计划在明年下半年向FDA递交Adagrasib的新药申请（NDA）。
接受Adagrasib单药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糖尿病均接受过含铂化疗，而且92％的患者接受过PD-1 / PD-L1抑制剂的治疗。在这两类治疗无效后他们的治疗选择非常有限。
收集1 / 1b期临床试验和2期临床试验的患者数据，Adagrasib单药治疗（剂量为600 mg，每日两次）达到45％（23/51）的确认客观缓解率。
Adagrasib单药治疗晚期NSCLC患者的ORR数据
（图片来源：Mirati公司官网）
值得一提的是，96％（49/51）的患者能够从Adagrasib单药治疗中分化，在确认获得康复的患者中，70％（16/23）患者的肿瘤与缩小比例缩小40％以上。
图片来源：Mirati公司官网
除了公布上述单药治疗的数据，在一次会议上，Mirati还展示了一名接受Adagrasib和TNO155联合治疗的病例。这名患者不但接受过化疗，PD-1 / PD-L1抑制剂的治疗，而且接受过另一种KRAS G12C抑制剂的治疗。患者在接受组合疗法之后，肿瘤体积缩小了60％！
接受Adagrasib和TNO155组合疗法患者的病情分析
（图片来源：Mirati公司官网）
有相关报道称这位患者仍然在接受治疗，但是肺腾在多方核实后，发现该名患者就是疫情爆发前，通过肺腾搭桥美国多家医院，远赴美国成功入组临床的KRAS患者。我们从19年8月以来，一直与患者进行随访沟通，我们知道药效显著和数据都是真实的，但是患者却因为一些原因，已经没再接受治疗。重新用上这款药，是他现在和肺腾共同的努力目标。
11月入组成功，患者一家和美国医生的合照
往期报道：国内首例！KRAS突变患者成功入组美国AMG 510临床
一场疫情，
陷入怎么选都会错的两难境地
从上文来自药企官网的数据和患者口述来看，这款KRAS抑制剂的效果十分显著，甚至在肺腾的数据库中，唯一一位在用完AMG510以后，使用Adagrasib+TNO155继续持续有效的患者，算是“超级应答者”。
可是没想到，一场悄然而至并迅速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带来谁都没想到的难题。
自去年十月患者在肺腾帮助下成功临床入组后，原计划一直在美国接受新药治疗，国内却传来噩耗，“母亲病危了”。接到这个消息时，他懵了。
哪怕独自在美国，因为疫情无法出门，困守在家中数月还被确诊抑郁症，他也没想过要回国。按照当时疫情严管期间的政策，回国不仅要隔离14天，疫情变幻莫测，回去很大概率短时间内就再来不了美国了。临床新药并不被允许携带回国，如果回国相当于直接放弃自己生的希望。
是回国见至亲最后一面，还是为确保自己生命健康，稳妥留在美国？患者陷入了不管怎么选都会错的两难境地。但是身为人子又怎么可以不见母亲最后一面？如果不送母亲最后一程，他觉得自己将抱憾终生。在自己与母亲的生命之间，最后他决定选择后者并在9月初启程回国。
病情直转急下，
跨国临床迫在眉睫
回国后，意想不到的是，患者因为身体二氧化碳含量过高，呼吸困难，住进了ICU（后证实，与该临床新药无关）。如果没有在美国那年新药治疗带来的身体好转做基础，后果更不敢想象。
经过一周的精心照顾，患者已经从ICU转回到了普通病房，根据家属自9月15日以来和我们的紧密沟通中了解到，他现在身体状况也在逐渐恢复中。只可惜经过医院医生评判，他的状态现在根本禁不住长途劳累，回美国继续临床的计划也只能暂缓。
患者上周诊断报告显示抑郁症依旧严重
美国的主治医生也正在和肺腾紧密沟通，且努力向药企申请，为患者争取把临床新药寄到中国，尽可能让患者继续应答。这也将会是临床新药的第一次“创举”。
临床新药跨国使用，
又谈何容易？！
作为患者的桥梁，我们早在2018年就与Mirati公司联系，促使该药尽快进入中国。然而我们多番联系，仍然没有得到反馈。只能换种思路，联合美国的医院与临床医生，把国内的KRAS患者安排出国参与临床。
然而黑天鹅事件 – 一场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偏偏在2020年发生了，如“蝴蝶效应”一样，因为担心被传染，患者只能待在家中；因为不能自由活动，患者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得了心病，外加家中的亲人生病，使思乡之心愈加强烈；又因为情绪的波动，患者已顾不上自己，宁愿冒着“无药可用”甚至生命的危险回国。
但是，让患者使用新药的跨国机制谈何容易？一方面在国内没有使用全球最新药物的先例，意味着没有医生懂得如何处理患者可能出现的任何副作用；另一方面，新药的跨国使用，存在着从运输、海关、伦理、药物服用监控、检查、疾病管理等重重障碍。允许临床的跨国使用，意味着药厂、两国医生、患者，都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和责任。
这个事情中，还有个沟通的小插曲，那就是患者的内疚，与医生的争取。
患者家属知道回国并非是最对的事情，但是对于患者的母亲来讲，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患者与家属一直抱有强烈的内疚感，甚至有段时间连邮件都不敢回复美国的医生，因为觉得对不起帮他们争取临床的医生。用患者家属的话说：“我爸（的生命）让医生给救回来了，然后自己又自暴自弃跑回中国弄成这个样子。”在肺腾看来，患者的选择是被逼无奈。
另外一头的医生，也和肺腾有紧密的联系，冒着被药企取消临床入组名额的风险，坚持帮助患者保留他的临床名额，还硬着头皮向药企申请“临床新药跨国使用”，在竞争激烈的临床与学术环境，医生为患者做了超过本份的事。在肺腾眼里看来，医生是勇敢的。
或许，这件事情对于任意一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肺腾在征求了患者的同意后，还是坚持把他报道出来，因为“临床新药跨国使用”值得做，不仅仅是因为这位患者是“超级应答者”，更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黑天鹅事件会在何时出现，更是因为，我们希望每个人不需要在自己与亲人的生命中做唯一的选择。
肺腾将持续跟进这位患者的情况，并持续与药企、医生紧密联系。愿这位患者的选择，成为改变临床规则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