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昆:百衲衣与新尺度(《儒林外史》新读之十三)
《儒林外史》写得好吗?值得一读再读吗?
从内容来看,它能反映明、清时代的社会形貌,呈现科举制度下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的嘴脸,表达作者的人生观与批判精神。
从文笔来谈,也是不差。简洁流利的笔触,刻画各阶层的人物,无论将相、王侯、名士、山人,以及市井小民,都是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但从故事结构而言,却得不到中肯的评价。
蒋瑞藻《小说考证》
公元一九一八年,蒋瑞藻编纂《小说考证》,引述《缺名笔记》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何人何事而止也……盖其弊端在有枝无干……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情。”
言之凿凿,不得不信,“有枝无干”遂成为《儒林外史》最严重的指控。
一九二三年,胡适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论及《儒林外史》,说它:“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
以胡氏的看法,化缺点为优点,化腐朽为神奇,就好像将碎布拼花,任意补缀,倒成了一件经济而堪用的百衲袈衣。
《中国小说史略》
几年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他谈到《儒林外史》,也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尽管鲁迅有心称颂揄扬,说明这件“袈裟”是用碎锦缝制,而且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但文词中“无主干”、“集碎锦”、“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又让读者心生轻蔑。
近人赵聪开始有了辩护,在《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中谓:“卷首总示全书旨意,煞尾对全书作一总结,中间嵌入表现同一主题的题材,虽然分开可以独立成篇,但合而为一仍不失为一部巨著。这种结构不同于以前小说的传统作法,别具一种新奇的格局,实是吴敬梓的创造。……前后故事得此起彼讫-----显见作者已是用了经纬线把全书十余故事贯穿起来,使其成为另一个新奇别致的构。”
《中国五大小说之研究》
赵氏所言,无异视《儒林外史》为新锦旧织的百衲袈裟,但会不会有护短之嫌呢?
林顺夫〈《儒林外史》中的礼与叙事结构〉,倒有崭新的见解。这篇文章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讨论会以英文发表,坊间亦见有三种译稿,一是希春节译,刊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研究丛刊之三;一是张端穗译,在《东海文艺》第十一期;另一为胡锦媛译,《中外文学》第一五O期。
林氏认为中国人宽博的世界观,以及不强调事件的机械因果关系,所以在小说中描述的,是一个巨大的人类世界,呈现多重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少会集中力量去写单一人物或事件。吴敬梓创作了一百六十余人,生活在大江南北数省之间,前后又历百年之长,便是表现了这种精神。
此消彼长,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都曾扮过主角,也曾搭过配角,也会消失于帘幕之下,这才合于自然法则。
书中表现是反对虚伪的、囿于陋习旧制礼教,意图提示儒家原本合于人性事理的人文主义,倡导真正礼仪社会。吴敬梓有效的利用“礼”来贯穿全书的文旨与结构。
经林氏分析,儒林外史的写作方法,不再是缝缝补补后的将就一用的破袈裟,而是代表中国传统思想与信仰的百衲法衣。
林顺夫
我们可以因此自觉到,用西方思想的方式、西方小说情节结构的安排,来评论中国古典小说,并不是十分洽当。
章回体小说的起讫转折,叙述性极强,与市井讲古说书的型态,有很大的关联。依附主题而改变全书的架构,使每一部古典作品都呈现了独特的风貌。这比事先设定一个结构模式,再把故事套入,来得高明许多。
如果我们不体会中西小说的歧异性,硬要把《儒林外史》置入情节小说或人物小说的二分范畴中,自然得不到公允的评价。要求《儒林外史》具有严密而机械的“完美结构”,也无异要求吴敬梓穿西装、打领带、抽纸烟、看电影。
时空差异,写作工具与方法不同,都会造成作品不同的风貌,如能“欣赏”这些变异,更能领会大自然的幻化与多样性的人间世。
用这种宽容接纳的态度,回头来看民国初期学者们对《儒林外史》的“偏见”,可以了解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强大冲击,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关爱与“苛求”。
《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
近年来,我们渐渐掌握了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新”尺度,重新省察自己的文化财产。只是多数人忙于追求更富裕的生活,而忽视了文化自觉的必要。以至于林顺夫对《儒林外史》的重新肯定,经过三位译者努力传述,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回响。
眼观这些时弊,倒希望有人能继吴敬梓之后,揭示问题于书中,已尽讽谕劝世之效。只是,谁能学得《儒林外史》编缀百衲的技巧,又肯用心来关怀人世的卑微和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