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
哥廷根大学是由德意志汉诺威王国国君、同时又当上了英国国王的乔治二世(即乔治· 奥古斯特)于1737年创建的，全称为“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19世纪中期以前 ，该校便涌现出一批饮誉世界的著名学者。自19世纪中期以来，它一直是德意志三大研究型大学之一(注：19世纪中期至1933年，德意志三大研究型大学为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与哥廷根大学。)，20世纪前期，曾创造过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辉煌的哥廷根时代”，现今仍为世界八大名校之一(注：根据整个20世纪100年间拥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多寡，排列居前10位的世界一流大学为：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其中美国4所，德国3所，英国2所 ，法国1所。据统计，共有18位诺贝尔奖得主出自于哥廷根大学，其中大多数得主的获奖成就都完成于1900年至1933年“辉煌的哥廷根时代”。)。
哥廷根大学原本是汉诺威王国大学，但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告终后， 根据同年8月23日普、奥签署的《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世界，曾协助奥地利作战的汉诺威王国，则被强行并入“北德联盟”的领导国——普鲁士，成为这个德意志最大邦国中的一个行省，哥廷根大学也自然被划归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管辖。对于这场吞并，哥廷根大学的大多数教授都持反对意见；但对这所大学后来的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统一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的建立。随着柏林从普鲁士邦国首都一跃而成为整个德意志帝国首都，将柏林大学扩建成新帝国教育与科学中心的计划开始启动，此举持续性地改变了普鲁士，以至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大学体制及其结构，也使哥廷根大学传统的优势地位发生了动摇。本文将围绕哥廷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教授集团的发展来展开研究，并就它最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作出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的说明。
遭到国家冷落的哥廷根大学
在德意志的大学传统中，如果没有来自国家教育当局的直接干预，大学教授岗位的设立只能取决于一所大学能否开辟出新的学科专业方向。确切地讲，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 ，在任何一个学科专业方向上只能设置一名教授(注：本文涉及到的所有教授，仅指正式教授，而不包括额外教授和编外讲师。)。至于大学教授岗位的占有则取决于具体的学者个人在科学研究上的独立性、独创性与成果。正因为如此，教授集团的规模才有意义，才成为评价一所德意志大学威望和地位的量化标准之一。
19世纪初至1866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哥廷根大学显然引导了教授岗位的设立进程。1815年，这所大学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就拥有11名教授，在当时所有德意志大学中 “独占鳌头”。1837年11月18日，由于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即语言学家格林两兄弟、历史学家达尔曼、格维努斯、东方学家埃瓦尔德、国家法专家阿尔布雷希特、物理学家韦伯等7位著名学者，为抗议国王废除宪法，愤然集体辞职，使哥廷根大学在这个领域中元气大伤。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种损失才得以弥补。60年代，哥 廷根大学处于领先地位，最早在艺术史、日耳曼学等新专业方向上设立了教授岗位。1866年归并普鲁士前夕，哥廷根大学的人文科学教授已增加到16名，超过了柏林大学(14 名)、慕尼黑大学(14名)和海德堡大学(11名)，是当时人文科学教授数量最多的大学；若再加上神学、法学教授，其整个文科教授集团的规模达31名，同样超过柏林大学而居第一位。自然科学领域中也不例外，哥廷根大学早在1866年以前就拥有最为基础的所有 学科，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地理学、医学等， 有教授32名，在当时所有德意志大学中拥有最雄厚的实力。
然而，自德帝国建立以来，哥廷根大学的这种领先地位逐渐丧失。这所大学不仅从过去王国惟一大学的独尊地位上跌落下来，更重要的是，整个学科发展遭到了普鲁士文化教育部有意的抑制与冷落。这是有原因的，哥廷根这所带有英国文化痕迹而又具有传统 优势地位的地方性大学，在这个新生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强调德意志民族文化优越性的德意志帝国中，与位于首都的柏林大学处于竞争对手的位置上，当然难以受到国家的青睐。
1871年以后，哥廷根大学的办学经费便被极大削减，教授岗位增设权也受到严格限制 。例如，哥廷根大学曾于1867年紧随柏林大学之后，第二个在德意志大学中设立埃及学教授岗位，但这个岗位却在1877年被普鲁士文化教育部强令取消，以后的30年间也没有补上。又如，哥廷根大学早在1867年就开设了外族语言文学专业，但德意志大学对其中英语语言 文学与罗马语族语言文学的划分始于19世纪70年代，而在哥廷根，这种专业划分被一直拖到1892年才得以实行，就连规模最小的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也比哥廷根大学更早获得罗马语族语言文学方向上的教授岗位。再如， 哥廷根大学早在1862年就拥有音乐学专业上的额外教授，但是直到帝制崩溃2年后的1920年，才被批准设立正式的教授岗位，而其他著名大学早在1914年以前就如愿以偿了。总之，1871年至1886年之间，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哥廷根大学没有增加过1名教授；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哥廷根大学仅为植物学增加过2名教授，这还是好不容易从普鲁士文化教育部争取来的。早在1875年5月，哥廷根大学校长冯·万斯特德就在一份给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阿达贝尔特·法尔克的报告中抱怨哥廷根大学受到歧视 。但这位部长对此立即加以反驳：“哥廷根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当然，自1872年以来，哥廷根是只得到比其他高校更少的经费补贴，这是事实，但这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只是为了让那些更古老的普鲁士大学能追上哥廷根。”
相比之下，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绝不允许其他大学在学科发展的速度上超过柏林大学， 而柏林大学的轰动性发展也从不缺乏来自国家的强烈推动力。柏林大学创建于1810年，19世纪60年代以前不过是德意志五大名校之一，但在70至80年代的教授岗位设立浪潮中 ，却增加了8名人文科学教授和10名自然科学教授，整个教授集团的规模也由1866年的54名上升到72名。这自然使它在全国大学中的排名不断前移，1881年后就已经牢牢占据了第一位。而哥廷根大学教授集团的规模不仅没有得到什么扩展，反而逐渐下降到一所普鲁士中等规模高校的“正常水平”。到1886年初，它(66名教授)不仅与柏林大学(72名)保持了一种距离，而且被哈勒大学、波恩大学、布雷斯劳大学逐渐追了上来。
直到1886年下半年，哥廷根大学终于为它的文科领域赢得了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教授岗位增设权。这是德国、也是世界图书馆学中的第一个教授岗位，就连柏林大学也是迟至1920年才拥有图书馆学教授的。这个岗位的设立表明，在抑制和冷落了长达20年后，普鲁士国家文化教育部才开始对哥廷根大学的文科发展采取迎合态度。
但是自然科学学科上受抑制的局面仍无改观。1887年，哥廷根大学150周年校庆之际， 新任校长、著名语言文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教授在庆典上见到普鲁士文化教育部次长、高教司司长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曾就哥廷根大学的学科发展问题与这位政府要员进行过交谈。这位校长在事隔多年后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 我们一直徒劳地盼望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份有价值的礼物，期待能够新建哥廷根。阿尔特霍夫先生也说，'我们没有忘记哥廷根，国家将要新建一批医学研究所，其中包括哥廷根’。而事实上，这场广泛的新建直到80年代末才开始，轮到我们哥廷根大学时，已是90年代了。”
到1914年，平均每所德意志大学有45名文科教授和28名自然科学教授，而哥廷根大学在新增设了罗马语族语言文学、比较语言学、埃及学等学科后，才使整个文科教授队伍的规模扩大到36名，而此时的柏林大学已突破了48名。在哲学、历史、语言等这些最为基础的人文科学领域里，哥廷根大学因拥有21名教授而名列全国第三。也就是说，哥廷根大学的整个文科教授集团近半个世纪才增加了5名成员；而人文科学教授的人数整整 一个世纪才翻了一番。
获得巨大发展的自然科学学科
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之所以能获得巨大发展，主要不是因为普鲁士文化教育当局的意志，而要首先归功于世界著名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的倡议。正是因为克莱因 ，才巩固并扩大了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上的荣誉。作为数学大师高斯、黎曼的接班人、哥廷根大学数学—自然科学专业杰出的领导者，克莱因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有着时代背景。
1873年，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便遭遇到一场经济上的长期萧条。德意志经济直到90年代初也仍然没有出现复苏的迹象。与此同时，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日益受到来自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强烈排挤。因此，在德意志企业家与工程师们看来，这场萧条惟有通过一场技术上的全面更新才可能摆脱。1890年12月，经济界与学界人士为此召开专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德意志企业家联合会与工程师联合会对德意志的大学与经济、技术领域之间的疏远状态表达了强烈不满。他们在一份给普鲁士文化教育部的呈文中指出：“目前，高校对于职业领域、对于德意志工业的效率所能产生的作用实在太少。但无论在和平或是战争时期，德国占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绝大部分东西都将以这种效率为基础， 这种世界领先地位的维持是要靠工业来提供物质手段，靠技术来提供武器和工具的。因此，教育改革的任务，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讲，在于通过对新语言和自然科学教育手段的 培植，来为民族提供高效率的职业圈子。”工业界对新技术、新人才的渴望，给参加这次会议的克莱因留下了极为深 刻的印象。
带着这种印象，克莱因出席了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克莱因发现，“眼前正在发生的这场工业新革命，实际上标志着人类的技术革命已开始由过去的'工匠革命’阶段进入到'科学家革命’的新时代”。它的引发力量已不再来自于生产技术本身，而来自于似乎同生产毫无关系的科学研究成果。任何重大新技术的出现，已不再来源于单纯经验性的创造发明 ，而来源于长远的科学实验和理论的基本研究。过去科学的主体部分与技术的疏远状态随着电磁波理论的发展、电力时代的到来已被打破。因此，克莱因认为：“科学对生产技术的指导意义不仅无可怀疑，而且责任重大，它必将开辟出一个新的工业体系。”摆在克莱因面前的问题是 ，在生产技术的发展日益依赖于科学研究的局势下，如何将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性的生产力，以及解决由技术本身所提出的科学问题。对此，他的回答是，“这需要科学家们跳出过去的理论框架去开辟一种交叉性的、与应用相关的新科学领域”，并断言 ：“发展应用科学必将成为大学自然科学学科发展上的一个新方向”。
在芝加哥博览会期间，克莱因顺便考察了几所美国大学，并对这些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与工业技术运用相结合的尝试大加赞扬。相比之下，他认为，“德国大学的自然科学仍然在'哲学统一王国’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任务”，而“科学的任务显然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认知并改造世界”。因此，他立志要消除当时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大学中都严格保持的“纯科学与各种实际运用之间的界线”。
归国后，克莱因特别提倡“突破柏林大学模式中不合理的限制”，“向美国大学模式 学习”，“走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他竭尽全力地证明，“数学应该与实际运用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他长年的积极努力之下，哥廷根大学的整个自然科学终于脱离了哲学领域，并先后独立成立了数学、天文、物理、化学、技术和机械学院。与此同时，本着“数学必须与其他科学、 与社会有着积极而互惠关系”的强烈信念，克莱因为哥廷根大学建立 起一种与产业部门之间富有成果的联系。1898年，哥廷根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成功谈判 ，导致了“哥廷根应用数学与应用物理学促进协会”的建立。该协会的成员完全由哥廷根大学教授与工业家组成，但实际上是一个资助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企业家组织，它开创了后来各类科学基金会的先河。仅在随后的10年中，工业界就为这个协会投入了20万马克。
由于克莱因的卓越领导，哥廷根大学不断开辟出新的交叉学科生长点，仅在1896至1907年这11年间，该校就诞生了德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化学和电化学(1896)、地球物理学和应用数学(1904)、应用机械学和应用电子学(1907)等新兴应用学科，并在这6个学 科中设立了教授岗位。在那些自然科学最为基础的学科中，哥廷根大学也通过新专业方向的开辟增设了5个教授岗位，因而拥有4名数学教授、8名物理学和化学教授，比当时其他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都要多。而在医学领域中，哥廷根大学也增加了3名教授。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在其人文社会科学地位下降的同时，通过对数学、物理学、化学三大自然科学基础学科的广泛扩建，通过对大量新兴应用学科的开辟 ，占据了大学专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并在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中引导了德意志大学教授岗位的设立进程，从而也成为当时惟一的一所发生了科学重心从人文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转移的大学。
哥廷根大学的独特魅力与学术氛围
在人才自由流动的机制下，教授流动越少，就说明这所大学的威望和地位越高。这成为衡量一所大学威望和地位的量化标准之一。据统计，1866年至1914年间，受聘于哥廷根大学的学者中，只有28%的文科教授和34%的自然科学教授最后离开哥廷根，这在当时的德意志大学中是最低的。说明哥廷根大学在教授们心目中特有的魅力与威望，而这一点可以从当年教授们的回忆中找到证明。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史专家鲁道夫·斯门德教授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从不轻易接受一所外地大学的聘书，即使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聘书也不例外。在柏林的人，若不作根本性的比较，可能还感受不到哥廷根大学的特殊地位。在归并后的十多年里，就连柏林大学也不能赢得哥廷根大学教授的青睐。”而事实上，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仍然存在哥廷根大学教授拒聘柏林大学的现象。
哥廷根大学无疑是世界上最美的大学之一，著名科学史专家罗伯特·容克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哥廷根是一座宁静而又安逸的小城，城中耸立着高高的哥德式雅克布吉尔赫尖塔。在威廉韦伯街上布满了一座座教授们的住宅，墙上爬满了紫藤和铁线莲，看去好像什比茨维尔的风景画；那烟雾腾腾的大学生酒馆，那古典式的带有白色圆柱的明亮的大礼堂，都给人一种古色古香和闲雅的印象。”当然，仅靠宜人的景色和秀丽的风光，不足以使教授、学者们如此想往和留恋哥廷根，最为关键的还是这里特有的学术氛围。
在德帝国时代，哥廷根可算是一座普鲁士官僚主义气息最少的城市。不同于那所位于帝国首都菩提树大街宰相府对门的柏林大学，在这座小小的大学城里，在这个自由研究的世外桃源中，最受人尊重的不是那些王公贵族、世家子弟、高级官员和耀武扬威的军官，而是这些大学教授与科学家，即使是“对待那些退职的教授，也像对待亲王一样， 他们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罗伯特·容克继续写道：“每当这些受尊敬的先生们在城里的马路上漫步时，到处都受到人们的欢迎。有时就在马路上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提问题的人有的是坐在敞开着的窗子旁边准备讲稿的年轻学者，有的是不久前应邀从某大学来到这里的年轻教师。看来，没有什么外界原因能阻碍科学家勇往直前地发展学术和积累知识。”
著名地理学家、原柯尼斯堡大学教授赫尔曼·瓦格纳，其父生前也是一名哥廷根大学教授，作为一位从小在这座大学城中长大的人，对这里严肃的学术氛围作过极高的评价 。1880年夏天，他同时接到两份聘书，一份是去哥廷根大学的，另一份是去莱比锡大学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哥廷根。说到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时，他这样讲道：“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熟悉了这里的气氛并认识这里的许多教授。我知道，在这座小城里，在这种宁静之中，人们能够充分利用它藏书丰富、极为舒适的图书馆而投身于科学工作， 这在当时就像一座高山一般在吸引着我，我当然不想去品尝那些大城市拥挤喧嚣的味道 。”
著名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基1901年曾作为苏黎世大学教授到哥廷根大学做学术访问。在此期间，他被这里浓烈的学术气氛深深打动 ，便将能成为哥廷根大学教授视为自己一生的理想。第二年，他终于如愿以偿。他这样讲道：“任何一个到过哥廷根的人，都会对这儿激动人心的气氛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人哪怕只是在哥廷根作一次短暂的停留，呼吸一下那儿的空气，都会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
哥廷根大学的确是一所典型的工作型大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托·瓦拉赫教授曾这样告诫新来者：“在哥廷根，人们是最不容易从工作中抽身出来的。”(阿洛伊 斯·勃兰德尔教授则这样赞美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氛围：“在哥廷根，我所有的同事们都被一种科学上的竞争热情所鼓舞，这种精神在我面前从未消失过。哥廷根大学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有雄心的大学，谁要想在这个社会中有地位，谁就必须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著作，做出世界上最出色的成就!”）
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依尔林教授从另一个侧面谈到了这里严肃的科研工作氛围。抱着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科学工作，他从维也纳来到了哥廷根。15年过去之后，他有些怀疑自己当年的这个决定：“我发现这里的科学家们都处于一种近乎于'自杀式的工作 气氛’之中。我对我自己说：'如果你当初去柏林、莱比锡、海德堡，那就不存在这种科学生活的严肃性了，当然，你也就得放弃你的科学义务、工作上的方便和舒适的自然 环境’。但是我已经这样作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并非如此沉重。可是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又一次得到去海德堡大学的邀请，我又会怎么做呢?尽管我想献身于义务和科学。”
不仅是这些当年受聘于哥廷根大学的教授，就连那些当年来访的外国教授也对哥廷根大学的学术氛围赞不绝口。美国著名数学家桑德斯·麦克莱恩教授这样评价他曾访问过的哥廷根大学：“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能同它相比。它是一个真正的智能活动中心，那里进行着十分激动人心的工作。不论什么都让人感到那是真正的本质，是事物的中心。……我曾在芝加哥念研究生，它比芝加哥强得多，我曾在耶鲁当大学生，它比耶鲁强万倍!”在谈到美国的哈佛、伯克利等大学后来也有活跃的学术气氛时，他特别强调，“但是哥廷根是头一个”。
到1914年，哥廷根大学一直保持着它最低的教授流动率，并拥有规模上仅次于柏林大学的第二大的教授集团，特别是拥有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自然科学教授集团。自然科学本科生的招生规模也仅次于柏林大学而居全国第二。但由于它人文社会科学本科生的招生规模只居全国第五，因此，从学校的整体威望上讲，它仍然只是排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之后居第三位的德意志大学，排在它后面的是莱比锡大学、哈勒大学、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与斯特拉斯堡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的著名大学
人们过去一直都在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大学取得世界性辉煌成就的原因，也总是在“研究与教学的统一联系”中寻找富有成果的德意志大学体制的核心内容。1960 年，美国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通过对欧美各国大学体制的比较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他认为：“德意志大学之间的竞争局势是它们取得世界性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19世纪70年代，在德意志大学里，发生了一场教授聘任上的变化。归并普鲁士以前， 那些非普鲁士大学的教授们，通常是在同一所大学里“终其一生”的。而现在，根据“ 柏林大学模式”确立的“成就评价原则”与“人才流动原则”来贯彻的聘任实践，导致学者们之间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并最后发展到这种状况：“任何大学的毕业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任何教师的升职等，必须换一所大学才能进行”。这种防止“近亲繁殖”的现代化措施以及与成就直接挂钩的招聘原则，带来了大学之间的一种公开竞争局势。各高校威望与名声上的区别现在得到了清楚的体现，而每所大学的地位与功能又是根据它在所有大学中的排序来决定的。
对教授们来说，普鲁士与非普鲁士大学之间，尽管有类似的聘任机会，但仍然存在着区别。信仰新教的普鲁士作为占有德意志版图2/3的大邦国，其大学数量也占所有德意志大学的半数以上，它们不同于慕尼黑大学、莱比锡大学、海德堡大学这类非普鲁士大学或天主教大学，在文科教授的聘用上，形成了一种普鲁士大学自身的关系体制。这种体制是以一种教授的“给予”与“接受”为基础的，因而也就在高校之间形成了特别关系，并通过19世纪70年代以来教授聘任实践上的变化，最终于80年代形成制度。
在这种文科教授的交流体制中，不同的大学可划分为“入门型大学”、“一般上升型 大学”、“著名上升型大学”、“终点型大学”四大类。每所大学根据前面提到的标准 ，都能划入这四类之一。因而对于教授的聘任来讲，出现了所谓“传递人大学”，这种大学总是超经常性地向特定的大学推荐教授人选。在最低层面上的是“入门型大学”，如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和基尔大学。格莱福斯瓦尔德大学往往难以从外校聘到文科教授，而基尔大学作为进入普鲁士大学的“入口”，几乎压倒优势地从非普鲁士大学中招聘文科教授。这两所大学又是普鲁士“上升型大学”的“文科人才传递人”，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分工。
构成第二层面的是那些“一般上升型大学”，如柯尼斯堡大学、布雷斯劳大学和马尔堡大学。柯尼斯堡大学显然维持了向波恩大学输送文科人才的“传递人功能”；布雷斯劳大学则是哈勒大学、波恩大学以及柏林大学的“文科人才传递人”；而离开马尔堡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压倒优势地想到哥廷根大学工作，特别是它的历史学家，尤以能去“历史学研究中心”的哥廷根大学作为一种荣耀。
构成第三层面的是以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为代表的“著名上升型大学”。这两所大学几乎排它性地成为柏林大学的“文科人才传递人”。尤其是哥廷根大学，它的文科教授，除与柏林大学外，只与作为帝国大学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有较密切的人才交流关系。1880至1914年间，哥廷根大学的文科教授，都如愿以偿地到柏林大学任教，而他们空出的教授岗位，很快就被来自哈勒大学、基尔大学和马尔堡大学的学者所占据。
柏林大学当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终点型大学”。对于一位德意志人文社会科学家来说，凡能从柏林大学获得一项教职上的聘任，都被视为是大专院校生涯的顶峰。因此，“当著名法学家艾希霍恩教授竟然主动离开柏林大学前往哥廷根大学时 ，其影响就仿佛是柏林大学出现了一场全面危机”。90年代后期，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之间展开过一 场“文科人才争夺战”，但哥廷根大学落败了。1910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国八大名校威望排名表上，柏林大学排名第一，在全国大学整体威望排名中列第三位的哥廷 根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只居第六位，只维持了“著名上升型大学”的地位。
自然科学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所有德意志大学之间并没有形成类似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那种相对格式化、等级化的人才交流与交换体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德意志，人文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区别：人文社会 科学家往往有教派信仰上的种种束缚；而自然科学家在教派信仰上只有很少的、或是根本没有什么束缚。因此，在新教大学与天主教大学之间，自然科学家要比人文社会科学家在人才交换与交流方面自由得多，而这一点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家们突破以新教为主的普鲁士大学之间的人才交流体制、自由迁入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的。
其次，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区别：人文社会科学家在任何一所大学里都能独挡一面， 而自然科学家则不尽然。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是充分个性化的 ，而在自然科学家中，除数学家外，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往往是相互的协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当时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里，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布都是相对简单的 ，而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分布在不同的大学里，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一般来说，水平越低的大学，其专业分布越简单；水平越高的大学，其专业分布越复杂。因此，一位文科教授，若向更高水平的大学升迁，总能得到更为优越的待遇；但是对一位自然科学家来说，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若是他去一所专业分布相对简单、水平更低的大学，他几乎 总能成为独立的、不受限制的研究机构的领导人；而当他去一所专业分布相对复杂、科研水平更高的大学时，他就必须与他人分享影响与权力。与此同时，他与本校同行科学家之间成就上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这意味着，惟有那些真正立志于献身科学的最为优秀、最有潜力的自然科学人才，才敢于向那种专业分布更复杂、科研水平更高的大学流动。
基于以上原因，在所有德意志大学之间仍然存在着自然科学人才充分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前提条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摆脱了等级、格式上的种种限制，并利用交叉广泛、分布复杂的新兴学科优势，招聘到全德国、甚至是全世界最为优秀的自然科学人才，创立了著名的“哥廷根学派”，形成了与柏林大学充分竞争的局面。进入20世纪以后，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上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大学，并在1900至1933年间创造了人类自然科学发展史上“辉煌的哥廷根时代”!
首先，在数学领域里，哥廷根大学拥有费利克斯·克莱因、大卫·希尔伯特、赫尔曼 ·闵可夫斯基、卡尔·龙格等最为杰出的人物，又有爱德蒙·兰道、理查德·库朗等后起之秀。由于他们的存在，哥廷 根大学成为了“数学的麦加”，名副其实的“世界数学中心”，以致于在当时全世界数学专业的学生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
其次，到20年代，受聘于哥廷根大学物理学与化学这两大基础学科中的所有教授(共8 名)，个个都是当时或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是著名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斯塔克(1919获奖)、詹姆斯·弗兰克(1925获奖)、马克斯·玻恩(1954获奖)；著名化学家奥托·瓦 拉赫(1910获奖)、瓦尔特·能斯特(1920获奖)、理查德·席格蒙迪(1925获奖)、阿道夫 ·奥托·莱因霍尔德·温道斯(1928获奖)、彼得·德拜(1936获奖)，从而形成了当时物理学与化学领域里世界最强阵容。而在这两大领域的哥廷根学子中，又有物理学博士马克斯·冯·劳厄(1914获奖 )、维尔讷·卡尔·海森堡(1932获奖)、沃尔夫冈·泡利(1945获奖)，以及化学博士伊 尔维因·朗缪尔(1932获奖)等人先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
此外，在希尔伯特、德拜、弗兰克、玻恩等人的领导下，哥廷根大学的科学家们早在1 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就已经开始了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究，从而使哥廷根成为最早的“世界原子核物理中心”。193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核裂变就完成于哥廷根大学的实验室。这场试验引发了世界各国研制原子弹的竞赛热潮，哥廷根大学教授奥托·汉恩也因此在二战结束后被追授了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至于后来成为美国 “原子弹之父”的“令人惊讶的奥本海默”以及“坚毅果断的维纳、爱沉思的布洛德、 谦虚谨慎的瑞奇麦尔、精神饱满的鲍林”、希尔士费尔德、豪特曼斯、阿特金逊、迪拉克等都是“曼哈顿工程”中最为杰出的科学家，都是当年哥廷根大学勤奋好学的年轻学子。而当年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年轻的编外讲师西奥多·冯·卡门博士，后来也成为“美国导弹之父”以 及航空和空间研究的领导人。
最后，在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天文、物理、化学、技术和机械学院脱离哲学领域独立成立之后，在这些学院的周围，出现了一大批制造科学测量设备和光学精密仪器的私人工业企业。从此，这座古老的小城变成了世界最新技术的摇篮。科学与产业的紧密结合，成为进一步推动哥廷根大学自然科学发展的杠杆，也使这一时期的哥廷根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成为柏林大学、乃至全世界大学仿效的样板。
总结
自1866年汉诺威归并普鲁士后，哥廷根大学的学科发展受到了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长达20年的冷落和抑制。这种长期的歧视显然和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之间的竞争有因果关联。这两所大学当时的重点都在人文社会科学上，而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直接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统治的科学，其发展重心当然不可能放在一所出身明显带有英国文化痕迹而又具有传统优势地位的地方性大学身上。特别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是成为立即抑制哥廷根大学发展的直接原因。在柏林上升为帝国首都后，将柏林大学扩建成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教育与科学中心，成为帝国统治者十分自然的选择。而哥廷根大学则相反，被普鲁士文化教育当局有意装备成一所中等规模的普通大学。
但是，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上升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丝毫不亚于柏林大学。究其原因，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其一，著名数学家克莱因1893年的美国芝加哥之行以及他归国后的倡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自1871年以来，德意志所有的大学都在经历一场“柏林大学模式”的改造过 程，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强调“哲学学科对其他学科的统治地位”，由此也勾画出“纯科学与各种实际运用之间的界线”。这种“科学统一观”的理解必然与科学化、并因此也与具体学科方向上的长远发展发生矛盾。到19世纪90年代，人类的自然科学活动已在发生由理论研究向实验研究的重大转变，并脱离了哲学上的固定化。自然科学在转入实验—实证主义的具体方向中，已经找到了与实践紧密联系的连通口。因此， 此时的哲学学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多元性的、环节上与实践相关的科学，已经开始统治仍被强行捆扎在哲学领域里的专门学科。显然，惟有突破过去严格遵循的“纯科学与各种实际运用之间的界线”，才能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找到出路，这就是克莱因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感悟到的现实。而他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突破了单一化的“柏林大学模式”，使哥廷根大学成为“柏林大学模式”与“美国大 学模式”结合得最早、最好的大学。而它在自然科学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更是反过来证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道路的正确性。
其二，哥廷根大学能成为自然科学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由于它本身有着数学研究 上的雄厚根基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长期积累，否则它成功的机率就要小得多。数学，作为科学的神经与科学时代的前锋，将人类思维的发展高度地精确化与数字化，任何人类科学实践活动的最后归纳，都会遇到大量的数学问题，而新科学观点的提出，也往往需要得到数学上的证明，需要数学上的公式来表达。正如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哥廷根 大学教授希尔伯特所言：“数学是调节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经验之间差异的工具。它建立起一座连通双方的桥梁，并在不断地加固它。事实上，全部现代文明中有关理性认识 和征服自然的部分都有赖于数学!”而在这方面，哥廷根大学恰恰是得天独厚的。将数学的方法引入物理学，便带来了物理学的革命；将物理学的方法引入化学，便带来了化学的革命， 这就是以数学为先导的“哥廷根学派”的成功之路!由于“这种特有的数学环境，对于这些领域中的每一项理论发展来说，哥廷根始终是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合适的场所”。可以这样说 ，没有哥廷根大学的世界数学中心，就没有它“世界物理学与化学领域中的最强阵容” ，也就更没有它的世界原子核物理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克莱因的“数学应该与实际 运用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原则的提出，的确带来了自然科学上的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发端于拥有世界上数学研究根基最为雄厚的哥廷根大学，这一点绝非偶然!
其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摆脱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后，整个世界迎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德意志帝国一直寻求巩固它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先性部门——电气技术、化学工业、人造石油、机械工业——的世界领先地位。因此 ，最早产生于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化学和电化学、地球物理学和应用数学、应用机械学和应用电子学等新兴应用学科领域，成为了德意志帝国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性科学。这不仅使得哥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能通过承担或解决工业化提出的任务或问题得以向前推进， 从而开辟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上的新前景，而且它所培养的应用科学人才也极大地满足了德意志帝国生产技术与工业经济发展上的迫切需求。所有这些都使得国家乐于向 廷根大学的自然科学进行大规模投资。也是由于它适应了这个科学与工业化时代的真正需要。
其四，自1871年以来，普鲁士文化教育部是将整个大学教育与科研发展的重点放在人 文社会科学上的，又是将其发展的重心放在位于首都的柏林大学上的，因此，它最关心的是柏林大学能否获得文科方面最优秀的人才。19世纪80年代形成的那种相对格式化、 等级化的文科教授流动体制，也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这种体制使其他大学都难以真正获得最优秀的文科人才，因而形成了柏林大学对文科最优秀人才的垄断局面。而在自科学领域中，由于没有形成这种人才交流的等级体制，因而在所有德意志大学之间，仍然存在着人才充分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局面，这就使得哥廷根大学能聘用到最优秀的自然科学人才，从而形成与柏林大学充分竞争的局面。哥廷根大学上升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证明了人才充分自由流动与自由竞争对大学发展的至关重要性。
其五，严肃的学术氛围与优良的学风是哥廷根大学自身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哥廷根这 座远离闹市、宁静安逸的大学城内，对官僚主义气息的排斥，对教授、科学家们的尊重 ，对科学事业宗教般的虔诚信念，心无旁鹜的自由思考，科学研究上的竞争热情，“自杀式的工作气氛”，以及“创造世界上最优秀成就”的奋斗目标，所有这些都是那些立 志于献身科学的人们所向往的。因此，哥廷根大学能广揽天下科学英才，共铸辉煌，从 而创造出一个在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闪烁光芒的“哥廷根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