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商鞅之间的距离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位，时年二十岁。

新皇帝给王安石安排一个实权职位，知江宁府，王安石欣然接受。

那一年，王安石四十七岁。

十年前，王安石曾给仁宗皇帝上了一份万言书，从“教、养、取、任”四方面，洋洋洒洒阐述了自己改革的决心。

仁宗皇帝看完后没有反应，无动于衷。

三年后，仁宗皇帝去世。同年，王安石丧母，辞官回江宁守丧。

再往后的七八年里，即便是守丧期满，朝廷不停地催促他进京赴任，他始终婉言拒绝。

而这次神宗皇帝的召唤，舆论以为王安石依旧会谢绝，谁知，他决心出山了。

在江宁守丧的时候，王安石一直在思考一个关于“时”的问题，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时就是趋势的意思。

他认为君子进度都要符合“时”，也就是要顺势而为。

变法一直是他的心愿，只是从仁宗到英宗，趋势总是不太适宜，条件还未成熟。

如果“时”一直不给他改革的机会，那么他宁愿老死在江宁。

幸运的是，趋势终于来了，年轻锐利的神宗皇帝继位了。

仁宗没有子嗣，神宗的父亲英宗便以旁系的身位登上了皇位。

与其他养在深宫的太子不同，神宗早年游历市井，了解民间疾苦，故而有着改革的动力。

君臣一拍即合，变法开始逐步推行。

第一步是“均输法”。

每年由朝廷制定计划，将一年政府用度通知发运司，发运司则按照该计划就近采购。

目的是改变过往远近均摊运送成本的模式，进而减轻了各方的实际负担。

第二步是争议很大的“青苗法”。

国家利用常平仓储备的钱粮，在青黄不接时，以极低的利息借于农民，等秋收后再做归还。

政府作为友好的债权人，资助陷于困境中的百姓。

政府多了一笔稳定的利息，百姓也不用承受大地主的高利贷，以致于最终丧失田地。

多年以前，王安石在鄞州执政时，试验该政策大获成功，此时推及到全国，也是信心满满。

随后，接连推出了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募役法、方田法等。

新法改革遍及北宋的财税、军事、农业、官制等众多领域，一时激起千层浪。

历朝历代，变法总有着无穷的阻力，盖因触动利益远胜于触动灵魂。

这场声势浩大的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反对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一类是有理性和良知的反对派，他们反对之目的，是担心变法会造成更不好的结果。

比如，三朝元老韩琦极力反对青苗法，他的确看到了青苗法在推行中的出现的各种问题。

担心贷款出现风险，基层官员为了规避连带责任，以及完成考核指标，故而将大部分的贷款摊派给了富户，而不是本应该发放的贫农。

这种举措已经彻底背离了政策的初衷。

而另一类反对则是出于党争，只是因为王安石赞成，故而反对。

神宗一朝，最著名的对立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王安石锋芒毕露，司马光老成持重。

王安石认识社会始终是动态变化的，而司马光则秉持着对于静态秩序的执着。

二人年轻时曾惺惺相惜，意气相投，最终因为新法而分道扬镳。

站在新法对面的，是以司马光为首，文彦博、欧阳修、富弼、苏轼等次之的庞大阵容。

改革者的一举一动，反对者举着放大镜观察，容错空间极小。

而站在操作的层面来说，新法的可执行性的确是太小了。

用现代的话术来说，是国家企图用行政手段来精确掌控和调节市场，尤其是青苗法和市易法。

要求执行层面有着上下一心的默契，足够丰富的金融知识，以及与之匹配的组织能力。

这些在当时的宋朝，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具备的。

新法渐渐出现了偏离，反对的声音故而开始占据了上风。

公元1073年，发生了一件小事，但王安石嗅到了其中的异常。

那年上元节，君臣约好一起赏花灯，王安石从宣德门骑马入内，却被守门者呵斥僭越。

他以前都如此行动，成了惯例，并不曾被阻拦。

事后神宗做了安抚和解释，但君臣之间毫无疑问起了嫌隙，皇帝没有以前那么信任他了。

第二年，天下先是蝗灾，接着大旱。

对于灾情，神宗十分忧虑，他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废止保甲法和方田法，因为有人谏言说，德政不施，故而天生异象。

王安石鼓励皇帝，说仁宗盛世时也不免天灾，为政者做好本份最重要。

皇帝最后还是决定，暂停保甲法和方田法，诏令发出当日，便天降大雨。

王安石开始提出了辞呈，此时他已经身心俱疲，希望能回乡养老。

皇帝起先不允，先后又提了六次，最后终于许了。

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罢相，回到了江宁，此后到死，再未回过都城汴京。

九年后，宋神宗去世，继位者是年仅十年的哲宗，皇帝年幼，祖母宣仁太后摄政。

太后本就厌恶新法，立即启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改革派诸位或贬或罚，推行十五年的新法渐渐熄灭。

再往前追溯1400年，秦国商鞅也进行了一场变法。

与王安石的惨淡经营、一地鸡毛相比，商鞅变法则是大获成功，打造出虎狼之秦，直至百余年后统一天下。

毫无疑问，商鞅有着更大的决心、更好的时运，以及更多的支持。

同样为士，春秋战国时讲究的是“为知己者死”，而到了北宋，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

越往后走，越是惜身，少了血性，多了筹谋。

商鞅孤身入秦变法，把老秦人全数得罪。

意思很明确，改革我是认真的，谁挡路便拔掉谁，日后车裂也好，腰斩也罢，我全然不管，此刻心中只有变法。

王安石则没有如此决心，总是有着一个田园牧歌的陶渊明梦想。

入世营营，出世淡然，如同一个称职的经理人，尽够了人事，便等着退休。

商鞅变法，背后的支持者是秦孝公。

公如青山，鞅如松柏，生死相扶，永不背弃，二人之间的信任深厚无比。

渭水河边砍了几百个人头，太子犯法割了太傅的鼻子，商鞅的尺度越来越大，很多人哭着跑去找秦王。

秦王说，啊，有事么，有事去找左庶长吧。

商鞅的回报则是，毫不惜身地办事，成为绝无退路的孤臣。

孝公心中明白，没有他的支持，商鞅便什么都不是。

君臣二人从无猜忌，彼此信任，至死不渝。

王安石与神宗之间，决然做不到这般的默契。

保守派的声音不绝于耳，祖母也时常念叨，“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

三人成虎，说得多了，皇帝心里自然就开始动摇起来。

况且王安石的那群部属，活儿也并没有干得多少漂亮，惹下的破事儿一大堆。

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画了一幅《新法流民图》，献给了皇上。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商鞅二次变法，发布律法共计11条，最厉害的一条是，废除世禄，奖励军功。

军人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取下他的头作为凭证，可以获得一级晋升。

从此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嗷嗷叫，所向无敌。

商鞅变法，触动了少部分的利益，却给予了绝大多数人的晋升机会。

同时打开了一个增量市场，函谷关后的六国，便是无数的新机会。

这群新的利益者便成为新法的铁杆支持者，即使若干年后，商鞅身死，变革也从未停下来。

王安石变法，则显得十分尴尬。

守着一个存量市场，做的是重分蛋糕的事情，就算百分百完美执行，充盈的只是国库。

民间看不到好处，故而应者寥寥。

没有新的既得利益，新法自然逃不过力竭而亡的命运。

王安石被后世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诗人，以及政治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若仅从变法改革而言，王安石的确是充满想象力，蓝图设计精巧无比，但有着超越时代的天真与脆弱，这些缺点在执行过程里显露无疑。

而最重点的是，顶层设计者的决心并没有那么果决坚毅。

客观原因是政治土壤不同，无法做到大权独揽，将反对派彻底打死。

宋朝“数百年不杀一位文臣”，血染渭河，震慑对手，这般商鞅的行径，王安石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王安石总想着事罢后颐养天年，从来都没有商鞅那股“孤臣“狠劲，缺乏一种死不旋踵的气性。

而这份心气，便是王安石与商鞅之间最大的内在差异。

参考文献：

1，《王安石》，三浦国雄，2021，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