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善骏·80年代前后的绍兴嶯山街道
经历十年文革，80年代前后的绍兴县城关镇，可谓百业凋敝，经济萧条，政府欠下很多外债，工厂企业都濒临倒闭。与此同时，大批回城知识青年和待业青年又嗷嗷待哺，急待安排工作。发展经济成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而当时的嶯山街道不但乱而且穷，街道办事处没有钱，还欠了外债12多万元，要知道其时12万元是个什么概念？我每月的工资只有66.5元。嶯山街道成了城关镇的“穷镇僻壤”。
1979年4月，我奉命从城关镇红旗街道办事处（现塔山街道），调到嶯山街道办事处。在嶯山街道之初我的职务是工作组组长，经过大约半年的整顿，街道稳定了，工作组的报告送到县里，这时对我的正式任命也下达了，任命我为街道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我调到嶯山街道后先做了一番调查，发现街道几乎没有什么企业，最好的一个服装厂也不过30几个人，厂长每月工资仅有20元，而工人是18元。失业人员比比皆是，特别是回城和在城这两股对撞的待业青年浪潮。居民生活水平低得可怜，三逮街更是“荒岛”，从事逮鱼的昌安人，也是家家马勺当锣打——穷得丁当响。办事处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一是党委书记马际春，他主持全面工作，主管党务、思想和人事的工作；而发展经济、脱贫、还债则是我这个办事处主任责无旁贷的任务，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
当时正是邓小平提出开始改革开放的初期，各级领导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道理谁都明白，然而砻糠搓绳起头难，躲在“螺蛳壳”里的小地方，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首先要去北京、上海尤其是深圳获取产品信息和搞到设计制造工艺。我的眼光首先投向深圳，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其中与香港毗邻的一条长不到250米、宽不到4米的小街中英街，成为展示从香港转发过来的欧美新产品的橱窗。
嶯山街道的优势行业是服装，我的工作就是从去深圳开始的，到深圳也就是到中英街去看服装，购买流行款式。深圳出现的服装，流行到绍兴要两年，流行到北方还要再过两年。我是捷足先登，直接把买来的新款服装交给工厂，任由他们拆开细看，再重新设计并生产，然后联系北方的服装店出售。所以我们发到北方的服装，都是最新款式。当时是最受欢迎的面料是涤纶，嶯山服装厂生产的涤丝绸是新的面料，用涤丝绸做的女式衬衫，卖到西安很受欢迎。每天铁路发1000件到西安的人民服装店，在这家很大很有名的店里销售，不到1个小时就一抢而空。
就这样靠信息，靠市场，首先就把一个30几个人的服装厂，搞成了一个大厂，名称改为绍兴市服装厂，挂“绍兴市”的牌子是很不容易的。与此同时改革了分配制度，把固定工资改为多劳多得的服装计件工资。这家厂的工人工资从原来每月18元，一下子猛增到100多元，这就引起了税务部门的注意，他们不同意多劳多得，要求我们回到固定工资的原位。我和他们讲道理，把三者关系的数据打开来，请他们公正地判断一下：工人工资的确增加了，但国家收入的比率更多，集体收入的比率也比工人收入的比率高，三者关系是平衡的。税务部门的人一听，也觉得十分在理，于是同意了多劳多得的办法，这也是绍兴县第一个实行计件工资的街道。
除了服装厂，街道又接连办起皮鞋厂、布鞋厂、第二服装厂、沙发厂等等。皮鞋厂的鞋是用猪皮做的，猪皮比较粗糙，毛孔也大，但皮经过打磨细后，就变得很漂亮，加上价格便宜，销路很好。布鞋厂做的是手工布鞋，鞋底是手纳的，要打布帛，能够安排很多劳动力，主要是社会闲散人员特别是四，五十岁的妇女，大约收纳了300多人。当时大家都骑自行车，打气筒是单管的，打气很累。红光五金厂开发了双筒打气筒，双管打气筒打气很轻便，这个产品几经失败，最终成功，价格又不贵，产品被县里包销了。
一天晚上，县委书记没打招呼，突然一个人来到嶯山街道办事处，当时我还在加班工作。县委书记来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就作了自我介绍。书记提了一个问题，说城关镇这么多待业青年怎么办？我说，你帮我解决10万元贷款，再把劳动路体育场的围墙后退3米，我们街道可安排300个待业青年。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县里有一个生产经编机的工厂，经编机卖不出去，先赊账给我8台，3年后还款，这样我们就能够建一个经编厂，生产蚊帐。把劳动路体育场围墙后退3米，我们沿墙搭上一个个小棚子，就可以安排200人，让他们做个体户，自己做生意。县委书记听了觉得有道理，他回去后县委办公室就给我来了电话，同意帮助贷款10万元，由县委协调解决，但要有一个可行性方案报常委讨论。这时原街道办事处书记马际春已调到县物资局当局长了，新来的街道书记陈民康，对情况还不大了解，可行性报告就只好由我写了。
因为贷款是为筹建经编厂用的，写的内容主要是经编厂的可行性分析，常委们看了我们的可行性报告，没有提出异议，报告顺利通过。不久贷款下来，经编机同时送到，经编厂的厂房也很快盖好了。本以为万事俱备，却不料又碰到一个新问题：经编厂的生产需要恒温，要有中央空调，而当时电力不足，无法满足对电量的要求。厂里有关工作人员多次磋商，在他们的千方百计努力下，最后采用井水冷却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也成了绍兴第一个有空调的厂房。尽管经编厂冠名以“绍兴市经编厂”，但毕竟仍是一家街道工厂，那时不少待业青年瞧不起这种街道工厂的工作，我们就上门一个一个地动员。工人的人数满额了，但他们不知道怎么使用经编机，还要进行培训。而新上任的厂长也是外行，到哪里去找老师呢？曾有过在上海新华书店工作经验的我，脑子里立即闪出一个“书”的念头，于是我跑到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买了50本有关书籍，由厂长边学边教。经编厂成功地投入生产，終于生产出了蚊帐。
关于要求体育场围墙后退3米、安排待业青年的问题，县委没有表示，也就是没有同意。但这件事却被县属各大公司知道了，如百货公司、食品公司等等，于是他们都在劳动路搭帐篷摆起了摊子，很多小商贩也跟着摆起地摊。一下子劳动路人山人海，购物人流拥挤不堪，把劳动路堵得小车都不能开了，周恩来祖居就在劳动路，要去参观周恩来祖居，车也开不进去。这样约过了1年，县政府才决定取消了这个马路市场，恢复了交通秩序。这也佐证了我原来的预想是可行的，只要体育场配合，安排几百个待业青年不成问题。
1982年3月，听到文革后第一批公派赴美的访问学者、北京的弟弟善骁回国，我闻讯立即到北京找他，看看他带回来什么信息。到了他家里，我一眼就瞅见两件他给子女从美国买来的“羽绒服”，又轻又软又暖和，服装颜色也搭配得十分合适。我的眼睛顿时一亮，立即向他提出“借用”，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服务，他也当即表示慷慨赠予。满怀喜悦的我，带着男女两种款式的羽绒服直奔王府井百货大楼。在“棉袄”“军大衣”盛行的当年，大楼负责人见到这种国内闻所未闻的新鲜服装，都觉得大开眼界，立即要求我们仿制。但由于其时羽绒级少，双方商量改用晴轮棉做内胆，名称就叫“滑雪衫”。大楼负责人对滑雪衫的式样提出了一些修改，并一致同意由他们独家代为销售。我把制衣的任务交给了经编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仿制做出了一批新款滑雪衫。
这年9月，百货大楼下达了1000件订单，约定出厂价为每件4元，他们的另售价是5元一件，国庆三天假日期间开始销售。销售第一天，闻讯前来抢购衣服的大批顾客蜂拥而入，把羽绒服购买专柜围得水泄不通，1000件衣服顿时抢光，连百货大楼的玻璃专柜也都被擠倒了。为满足首都众多市民的急需，百货大楼希望厂方加班加点赶制，马上再发2000件，第三天加码到4000件，第四天又翻番订货8000千件。这时工厂的生产能力已经饱和，供不应求，只好发外加工。这年冬天这种用尼丝紡做面料、晴轮棉做内胆的滑雪衫共赶制了10000万多件，第二年做了38000件，第三年开始就正式制作羽绒服了。有赖于这一新产品，经编机还清了所有货款，还安排了80多个待业青年。不仅经编厂一家兴旺发达，而且也使一些即将倒闭的工厂在转产后起死回生。也正因借助于羽绒服这一产品，绍兴市经编厂被评为省先进集体。
党委书记也没有闲着，在各居民委员会办了旅馆、小吃店等服务行业。这样，一批回乡知青和待业青年得到妥善安排，失业人员都各就其位，进入了不同企业。这些旅馆、小吃店到现在有的还在营业。
生产发展了，供销人员成了短板，于是我们通过有线广播向乡镇各地发布消息并公开招考，用广播招工成了当时绍兴的新鲜事，考卷题也是我出的。因为是到城里来工作，报名的人很多，但多数人水平实在太低，连销售学的基本知识都不懂，例如产品生命周期分哪几个阶段这样的基本知识都答不上来。没有办法，急于要人，就只能矮子里拔将军，总算解决了供销人员不足的问题。
嶯山街道不仅还清外债，还有很多结余，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全街道每户平均多收入了200多元钱。居民的日子好过了，但街道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却没有得到改善，最突出的是住房问题。当时房管会要征地盖房子，首先要街道办事处盖章同意，我就利用了这个权力，对房管会进行讨价还价。他们在我们街道征的地，地面上无论有树或是有旧房，我们都不要求他们经济赔偿，但只要给若干套新房的使用权，否则就不予批准。所谓使用权就是向房管部们租房子，付租金，租房子要付使用权的费用。这是房管会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本以为走个形式，不花一文钱就拿地，而我们坚持要无偿的“赔偿”，而且只是使用权，房租还是照付，如果使用权也是要钱，我们就不批。面对我们的条件，他们十分无奈，也无法向县政府反映，县里是不会管这种事的，就这样我们为多数街道工作人员解决了住房问题。有一家工厂也向我们征地，我们同样不要征地费，在他们盖的20间套房，我们要了5套作为干部用房，但偿还给他们两万元钱的财政拨款，双方都皆大欢喜。解决街道工作人员住房问题，也是我们的一个首创，街道干部每个人分到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房，而当时其他街道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1980年8月，我接到上面通知，要我去筹建越城区。尽管嶯山街道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但已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作为一任芝麻小官，在任内和在任之后多少为百姓办成了一两件实事，我也就一身轻松地离开了嶯山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