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苑寻芳】林从龙：读诗慢想（1）

林从龙：1928年生，湖南宁乡人。大学学历。1949年参军，1958年转业。在部队和地方历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历任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原文史》主编、《中州诗词》主编、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国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世界汉诗协会名誉会长、河南诗词学会会长、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诗词月刊》顾问、《中国当代诗人词家代表作大观》编委会顾问、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学术顾问、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读诗漫想（1）

发掘言外意

宋代词人姜白石说得好：“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这“余味”和“余意”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诗人做到了“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因此，我们在欣赏、吟咏诗词时，就要注意去领略这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如杜甫的《春望》开头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平平读去，只是觉得诗人在安史之乱中身困长安，眼见国难当头，因而春愁萦怀。但若读读司马光的评点，对这两句诗的深刻含义，就会进一步了然于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迹矣！”寥寥数语，道破了这两句诗的言外意，弦外音。——昔日繁华的长安，已经被叛军糟蹋得疮痍满目。“国破山河在”，说明只有山河依旧，而楼阁亭台，典章文物等等，均已荡然无存。而且“山河在”，也是从自然地理角度讲的；言外之意是，政治上早已江山易主了。“城春草木深”，长安城的春天原是很明媚、很热闹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车水马龙，鲜花着锦；但失陷以后，长安却只剩下丛生的草木，满地的血污，门巷萧条，人烟冷落。这样领会，就可能更接近诗人的原意。

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也是脍灸人口的名作。其额联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十个字，分别为六个名词：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中间没有任何动词、连词等加以连接。也就是说，诗人只是把许多物象堆在一起，让读者去想象，从而构成画面，构成意境。我们如果在诗人提示的这些物象的触发下，展开想象的翅膀，眼前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画面：秋末冬初，霜露既降，草木凋零。一个风尘仆仆的诗人，为了实现政治抱负或者谋取生活出路，在茅檐低小的客栈里，听到几声鸡鸣，就轻轻拉开茅店的柴门，背上简易的行装，趁着天明前的朦胧月色，怀着空虚而无所着落的心情，踏上了迷茫的旅途。跨河的小桥桥板上铺满了白霜，诗人在霜桥上留下了一个个脚印，奔向那寥廓的远方……这些言外之意，自然是读者想象出来的，但却不是强加给诗人的；它是在诗人给我们提供的那些物象的诱导下顺乎情理的产物。

思想隽永的诗人，总要突破语言的外壳，留一点余地给读者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填补，做到“意不浅露，词不穷尽”；我们在欣赏诗词时，就要善于做这种填补工作。

“绿”字的启示

“春风又绿江南岸”，历来被认为是王安石讲究练字的有名例子。不少选本都根据洪迈的《容斋续笔》，在这句诗的注解里作了这样的介绍：王安石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才选定了这个“绿”字；最初是“到”字，改为“过”字，又改为“人”字，又改为“满”字，等等。

于是，“先儒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蒙聋而听之”（李贽语），书上这样写，教师这样讲，学生这样传，这个文苑趣谈就不胫而走了。

诚然，这个“绿”字，比他初选的那几个字都好，它不但把千里江南绿草如茵的明媚春色，形象地再现在读者眼前；而且借景抒情，寄托了诗人“又是一年春草绿”的感慨。后来，王安石在《送和甫寄女子》诗中，又一次用了这个“绿”字：“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可见诗人对这个字的用法是有点自我欣赏的。

作为选词炼字的范例，在有些诗词选本和报刊上给读者介绍一下，使大家注意准确地用词，也不是没有裨益的。但是，在陈陈相因、互相传授的过程中，有谁曾怀疑过这个字的用法是否王安石的“创作”？是不是“前无古人”？偶读《宋诗选注》，深感选注者钱钟书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他指出：“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就出现过，如丘为的“春风何时至？又绿湖上山”；常建的“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李白的“东风己绿瀛洲草”。于是，他向读者作了一连串饶有趣味的提示：“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唐人的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应当指出：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春风又绿江南岸”总不失为千古名句；“绿”字经过引伸和点化，有了新的内涵，它润色后的“江南岸”比“山 门”、“湖上山”和“瀛洲草”，意境都要广阔得多，何况“春风又绿”，含有作者对于施展政治抱负的殷切希望呢！

有意义的是，这些提示给读者的启发，已远远超出了这句诗的范围；它使我们想到：读书要仔细，要多思，要善于创新。选注者从宋诗中一个“绿”字的用法，想到唐诗中几个“绿”字的同类用法，这是由此及彼；从这些“绿”字用法的雷同，设想到王安石当时创作的心理活动，这是由表及里。前者是读的细，后者是想得深。另外，《容斋续笔》一出，这个文学故事就已定型，众口一词了；选注者却不拘泥于旧说，提出了新的设想，而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使读者增加了新的见闻。这是视书本为圣经者办不到的。远在战国时代的孟轲，就提出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看法，不受本本的束缚，为我们比较、鉴别、研究文化遗产提供了比孟轲时代要好得多的条件。如果我们读书能进入前人所说的“三境”，从博览群书，苦心思索，到豁然开朗——有所发现，有所创新，那么，书籍就会真正成为我们“进步的阶梯”；反之，如果生吞活剥，一切“率由旧章”，它们倒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思想僵化的凝固剂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学且思，多学多思，这样，我们析疑解惑、去伪存真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古为今用的效果，也会显著增强，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境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从《马嵬》诗说起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六月，安史叛军攻陷潼关，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和杨氏姊妹在禁卫军护卫下仓皇西逃。禁军将士对造成这种局势的罪魁祸首非常愤怒，走到离长安一百多里的兴平县马嵬坡时，杀掉了杨国忠，包围了玄宗和杨妃住的马嵬驿。玄宗为使自己脱险，把杨贵妃作为替罪羊，“赐”她缢死在佛堂前。

对于这段历史，诗人题咏很多，其中绝大多数都把罪责归给杨妃，而为唐玄宗辩护。有代表性的如郑畋的《马嵬坡》：“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作者把唐明皇写成爱江山、舍美人的“圣明天子”，称颂他比挟宠妃张丽华双双在景阳宫井就擒的陈后主要高明得多。对这种为：“尊者”文过饰非的写法，不少评论家还大捧其场；有的说这首诗“得温柔敦厚之意”，有的甚至说诗作者“有宰辅之器”。鲁迅先生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中曾深刻地指出：“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慌，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都由她。”

但是在一片把倾国罪归于“女祸”的鼓噪声中，也有不撒谎、敢于据实评论的人，晚唐诗人李商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马嵬》诗，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别开生面：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寥寥五十字，把唐玄宗迷恋女色、荒废朝政的历史事实和虚伪、自私的精神面貌，毫发毕露地揭示了出来。在诗中，诗人清醒地认识现实的思想火花，通过亮相映衬的艺术手法，得到了强烈的表现。看！“他生”的夫妇，渺茫“未卜”，“此生”的姻缘，却已全“休”；“鸡人报晓筹”的安乐宫廷生活一去不返，“虎旅鸣宵柝”的危急逃难生涯却迫在目前；“七夕笑牵牛”是造成窘境的直接原因，“六军同驻马”则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至高无上的“天子”，无法顾全宠爱的贵妃，寻常百姓的“卢家”，却能保住自己的妻子。无情的嘲笑，冷峻的诘问，象一支支利箭，直刺这位荒淫皇帝的灵魂。多么新颖，多么深刻，又多么发人深思！

这使我想到诗歌的创新问题。新，当然包括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但首要的是立意要新。新意从何而来？它来源于诗人的高瞻远瞩，来源于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前人的窠臼，发前人之所未发，甚至对那些似乎是千古定评的东西，通过思考、探索，也能开拓出新的境界。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可以说是传诵不衰的名作，颂扬的话连篇累牍，连大诗人白居易也说：“最忆阳关曲，珍珠一串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固然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签赏这一名作的艺术魅力，但也不能始终沉醉在“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缠绵情思之中。郭小川在《西出阳关》一诗里，就道出了送别的新意，充满了时代的气息：

何必“劝君更尽一杯酒”！

再会吧，乡亲！

哪里的好酒不芬芳？

什么“西出阳关无故人”！

再会吧，乡亲！

哪里不一样度过战斗的青春！

……

何必“劝君更尽一杯酒”！

同志的情谊，比什么好酒都更暖人心；

什么“西出阳关无故人”！

阶级的友爱，能使生人和故人一样亲！

推陈出新，显示了诗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一提起莲花，人们就会想起文中的“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是郭沫若的诗《荷花》，却说出了一个平常而又新鲜的道理：

宋朝的周莲溪曾做文称赞，

他说我们是“出污泥而不染”。

这其实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只嫌污泥，别的功用完全不管。

藕，我们的根，满身都是污泥，

莲藕与莲花难道不是一体？

谁要鄙视污泥而标榜清高，

那是典型的腐朽思想而已。

从新的角度立意，给人以新的启迪。

清人沈德潜说“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源流升降之故，了然于中，自无随波逐浪之弊。”要想不人云亦云，不随人俯仰，这八个字看来值得深思：“置身高处，放开眼界。”

说“宫阙万间”

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这一十分浅显但又十分形象的句子，概括了“西都”几千年的兴衰史。略举史实就可以看出它的深刻含义。

离长安不远的咸阳，从秦孝公十三年定都算起，到秦朝灭亡为止，建都时间长达一百四十二年。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把“几世几年，取掠其人”的“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统统集中到咸阳，咸阳从此宫殿林立，楼阁参差，成了全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都会。曾几何时，“项羽引兵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一代名都，毁于一旦。

经过汉代的精心经营，规模宏大的长安城又拔地而起。可是西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争夺长安，往往兵戎相见；特别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董的部将李傕、郭汜、樊稠攻入长安，纵兵杀掠，长安城“白骨委积臭秽满路”，楼阁荡然无存，成了鼯鼪狐兔出没的场所。

唐朝建立后，又修建了豪华壮丽的长安城；但不久，安史之乱带来了“城春草不深”的萧条景象；尤其是唐僖宗中和三年（八八三），唐朝的诸路“勤王”军先后扑向长安，“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后经沙苑之战，田令孜劫僖宗出奔，又“焚坊市”，“火宫城”。九〇四年，朱温劫昭宗迁都洛阳，把长安的宫殿拆毁，木料“自渭浮河而下”，运往洛阳，长安城中“连甍号哭，月余不息”，三百年来的唐代帝都，几乎成为废墟。

同情人民的张养浩站在潼关，遥“望西都”，想到这些严酷无情历史事实，又怎能不“伤心”呢？读这首小令时，如果能唤起对上述历史事实的回忆，就可知“伤心”一词是如何藴大含深！作者写于同一时期的另首《山坡羊·骊山怀古》可以作为“伤心”的注释：“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不过这首词流露了作者一切皆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而《潼关怀古》则跃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得出了在封建统治下，无论朝代或兴或亡，百姓都处于受奴役的苦境这一精辟的结论。

商丘诗词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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