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聂并肩作战，最为曲折、复杂的是过彝族区，关系红军生死存亡
1935年1月初，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指挥下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打遵义时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
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
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1月6日，六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30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
刘伯承同志指示六团：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
于是当日下午二点，六团一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并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
由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团侦察排，全部换成俘虏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
争取诈开城门，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
1月7日，凌晨红军第二师进了遵义城，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刘伯承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员，负责整个遵义城的城防。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
这里是黔北各种上产的集散一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这天上午，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一道步入这座城市时，看到二师的部队已经在准备宿营了。
刘伯承一看，马上指示说：“这可不行，军委命令部队，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团，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不能休息！”
于是他们与二师领导商定，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当刘伯承给四团明确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时，他们虽然满口答应，却可以看出面有难色。
这也不准理解，他们刚到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出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难做哩。
这时，聂荣臻发挥政治工作的长处，他对四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该团团长耿飚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
四团朝着去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进。
1935年1月10日，四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破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
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十五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
这之后，四团又向前伸，先占领了牛栏关，14日在新站与敌人遭遇，击溃敌人两个团，乘胜追击，16日又占领了松坎。
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使整个中国革命发生了伟大的转折。
在遵义会议期间，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积极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批判博古和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以及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大搞惩办主义的恶劣作风，为确立党的正确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事实告诉人们，遵义会议不仅仅是对军事教条主义进行最后的清算，同时还就中国革命力量发展的战略方向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在会上，刘伯承与聂荣臻同志一道，联名提出红军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以求建立川西根据地的建议。
当时，刘、聂认为四川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属西南首富，再者，川陕的四方面军可以为之接应。加上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有强烈的排外思想，蒋介石难以调兵入川。
鉴于上述原因，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比较可行的。
为此，中央认真地考虑了这一建议，并正式定为日后红军的根本战略方针。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
遵义会议以后，为了甩掉蒋介石主力部队从贵州东、南两个方向对我中央红军的尾追，刘伯承、聂荣臻协助毛主席、朱德同志指挥和组织了四渡赤水的各次战役。
后因任务变化，聂荣臻曾返回一军团。到过了金沙江后，刘、聂二人又并肩作战。其中，最为曲折、复杂的是过彝族区这一段。
那是1935年5月，红军在粉碎了国民党军无数次的“追歼”、“堵击”之后，胜利到达西昌以北地区。大凉山上的冕宁城，像逢年过节一样，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街里到处挂着红旗，贴着红绿纸写的标语：
“欢迎为民谋利益的红军！”
“拥护共产党！”
“红军万岁！”
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在民众的欢笑声中进入冕宁城。街上的民众，笑嘻嘻地拱手为礼，有的喊着：“官长先生辛苦、辛苦！”有几个年纪大些的在后面议论起来：“看，那就是打遍四川无敌手的刘伯承！”
“有人讲他是刘伯温转世，打仗百战百胜咧。”
“这两个四川老乡带着红军先遣队，一路上谁也挡不
住！”
“嗬，真厉害！”
红军进城以后，立即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散发军粮救济穷苦人民，打开监牢放出大批“政治犯”，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有几个彝族同胞，含着热泪，跪倒在刘伯承的面前，又是叩头，又是作揖，感恩不尽。
刘伯承问：“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被抓进班房了？”
旁边的人说：“他们是彝族首领的子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抓来当人质的。”
刘伯承点了点头，愤慨地说：“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坑害了多少人啊。”并吩咐左右，好好款待彝族同胞。
当时，军情十分紧迫。部队必须迅速通过从冕宁到擦罗这一带彝民居住的地区，然后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可是，这条路很窄，很难走。
特别是从菩萨冈经铁囝囝出宵箕湾这一段，几乎全是悬崖绝壁，路隘沟深，异常危险。尤其是历代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阂，使当地彝民对汉人恨之入骨。要么见汉人便杀，要么剥光衣服赶下山。凉山一带被视为汉人的“禁区”、“绝地”。
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军，被清军逼迫得无路可走、陷入了这条险道。太平军经历千辛万苦，先头部队已冲到安顺场，但后尾部队却遭到冕宁杨总率领的杂色队伍的袭击。就这样，太平军连大渡河也没有来得及过，便全军覆没了。
作为红军先遣司令的刘伯承，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这半年多来，他奉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和聂荣臻一道带领红军先遣支队斩关夺隘，突破乌江、绕渡赤水、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为红军大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
眼下，红军能不能通过彝族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