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55：作家与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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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阎纲
君子固穷！我一介书生，身无长物，人称作家，写不出畅销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财富何有予我哉！
但作家总要写作，写作就有收入，或多或少，也算财富。我是指稿费。
在解放区，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穷得叮当响，没有稿费一说。后来，边区政府尊重作家劳动，多少有些物质上的奖励，延安发“边区票”，延安城的作家，可以拿上“票票”进馆子，请朋友高高兴兴吃上几碗羊杂碎，味道好极了。
据孙犁回忆：“后来，冀中区印我的《文学写作课本》。我说，有稿费，可以买辆车。父亲说，那就到保定去买。结果给了一点钱，买不了车。”
解放进城了，以货币的形式付稿酬，而且对作家不征税。
驻会作家的待遇很高，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待遇。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被定为文艺一级，政治行政待遇上靠行政八级(刘白羽等作协领导为行政八级)，工资收入更高，在300元以上(行政八级200元)。
那时的稿费制度学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著名作家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拿到五六万甚至七八万元的稿酬。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就一万多，赵树理、丁玲、杨朔、萧殷等几位作家都买了房子。艾青的稿费比较高，一发稿费就请大家吃饭，一桌也不过百八十块。不过，普通作家一本书的稿酬很少上万的。
难忘1951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奖金归个人所有，丁、周高姿态，一个把巨额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个把部分奖金也捐给作协。作协把两顶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协幼儿园，买了幼儿园的设备如桌椅、板凳、床和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我的儿子阎力、女儿阎荷都在作协幼儿园里长大，是直接的受益者。直到现在，作协的老同志们还说：“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出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一百多个孩子。”“别看‘丁陈反党集团’搞得丁玲不像个人样，可是丁玲这个人把金钱看得很轻，这点不容易！”
五十年代初，稿费制度仍然学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标准定得很高，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好时候了。那时，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却较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元的稿酬。后来，有人提出作协拿稿酬的驻会作家不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了，丁玲第一个带头响应。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间用他诗集的稿费买了紧挨着后海的房子，是个小四合院，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互相连通。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右派分子的稿费，作家协会也停发艾青的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好在艾青事先已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拿到手，但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夫人高瑛问艾青：“你的书不准出版了，文章不准发表了，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钱花完了怎么办？”艾青说：“不必想那么远，活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有朝一日真的没饭吃了，我就到大街要饭去！”
过不多久，大跃进，张天翼带头提出不要稿费，作家们热烈响应，记得作家协会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的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
再过不多久，又开始发稿费了，我所在的《文艺报》编辑部，稿酬一般是千字十元、二十元，茅盾等前辈知名作家最高开过40元／千字。
1958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将茅盾《文艺报》上连载的《夜读偶记》结集出版，寄去上千元的稿费，茅盾颇感不安，回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过后还要出版这本书，我只能收一份稿费，将此大额稿费如数退了回去。1980年春，《浙江日报》开辟“可爱的故乡”专栏，请茅公题词并写了文章《可爱的故乡》，稿费50元，他让儿媳退回40元，回信说：稿子不长，只收稿费10元。
我1964年底出版一本小册子《悲壮的［红岩］》，得稿费四五百元，还清了一切债务，尚有节余。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恢复稿费制度，虽然低稿酬，但聊胜于无，作家欢天喜地。进入八十年代，稿费收税了，“以800元为线”，渐渐地，人言啧啧，啧有烦言。1984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稿费太低税太高》，全文摘抄如下：
我国实行“低稿酬”，现在是“低低稿酬”。
为什么变成“低低稿酬”？稿酬标准跌了，物价涨了。再加上所得税费较高，一本书惨淡经营有幸出版，实际所得不过寥寥，作家叫苦。
低稿酬又加上低工资，作家很难富起来。
《创业史》三十多万字，出版以后，按当时低稿酬的标准付酬，柳青变成万元户，他用这笔款子捐了一座公社医院。现在出版《创业史》那样厚的一本书，稿酬三千多元，缴纳所得税六百多元，不算请客吃饭答谢亲友，得大洋不过二千多。而这样一部书能够写成，“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煞费苦心，多少个日日夜夜呀！
柳青当时在前门汽车站五分钱买的冰糖葫芦，现在至少一毛钱。
发表之后，反应热烈，好几位作家捎话、打电话表示声援。他们当时共同的心情是：对写稿没稿费、到写稿有稿费的变化额手称庆，对国家财政一时有困难、稿费定得偏低也充分理解，对纳税，义不容辞，只不过税率相对偏高，与稿费的低标准不成比例。
紧接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在即，有作家将这一问题向耀邦同志做了反映，胡耀邦同情作家，向相关部门提出交涉，建议减税，未获支持。税收面前，人人平等，党的总书记也只有建议权。作家再没有什么说的，四个字：依法纳税。过不久，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税的税率不变，稿酬所得税的税率却有了新的算法，即适用20％的比例税率，但按应纳税额减征30％。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时候，评委们阅读将近千万字的长篇小说，快要把眼球瞅斜了，可是，每位税后荣获劳务报酬九百六十元，我看评委们的脸色有点阴沉。超过八百，就得纳税，没说的！
作家们不但依法纳税，而且慷慨解囊，特别热心公益事业，令人十分感动。就是茅盾先生，弥留之际，申请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用他的稿费积蓄举办茅盾长篇小说奖，坚持至今，誉满海内外。
2004年底，《杨守松文集》出版，我惊异地发现文集的第十一集中，开了一个从1981年——2001年的《稿费及奖金清单》，竟占“地”二十多页。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作家稿费何其低，而精力投入以及风险投入何其大，一篇不长的报告文学《救救海南》弄得作家又何其苦啊，竟然给自己的名字打上黑色的死亡框！《救救海南》的稿费是我1989年办《中国热点文学》时亲手开给的：1960元，高过稍前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海南大气候》520元近四倍，但二十多页稿费的总合不过283563.16元，不但包括40810元的奖金和两件奖品的估价，而且包括3万多元的“私房钱”在内。这是一个业余作家从1981年——2001年二十年的写作所得啊，难道不是一块新时期作家稿费状况的活化石！我年前在南京时，同朋友议论过杨守松。我说，杨守松要是当年下海经商的话，如此聪明能干的一个人，二十年干下来，经济情况将大为改观。当然，仕途、文途、商途，各有各的难处，到头来保不齐赔个精光！
巴金从来不领工资，年青时办出版社时也不领工资，却将稿费等等收入捐赠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艰难困苦，玉成其事。老作家九十六岁时，亲睹该馆于建国五十周年建成开馆。如此义举，能不震惊！
1998年，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郑重决定，将全部税后的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好学上进，回报社会。现已积累200多万元。而杨绛，自1952年工资定级到1987年退休，级别从未动过，却把她一字一句琢磨出的劳动报酬倾囊“捐给穷孩子们上学”，工人师傅闻讯后激动不已。
王蒙用《当代》付给他的十万元奖金设立“《当代》青年文学奖”。
女作家叶广芩向记者透露，她将在著名的道教圣地——自己挂职的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景区自费兴建文学院。又悉，她已将近年创作所得计50万元全部投入文学院的建设。想想看，叶广芩既然现在将稿费所得无私奉献，难道她当年稿费纳税还有犹豫吗？
文艺家谁也不会忘记第七次全国文代大会上朱镕基总理给我们作经济形势报告的情形。报告一开始，总理就将我们这些人称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并说他是读着进步作家的作品走向革命的，因而，对文艺家们尊重有加。也是在此次讲话中，朱镕基回顾了多年来国家实施的经济政策，如何扩大内需，渡过亚洲经济危机，取得国民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告别时指出：我国税收形势很好，今年的税收情况非常好，到本年年底已经完成税收多少多少……。他激情满怀，神情盎然，兴致勃勃地接着说：我兜里现在有的是钱！兜里有钱、心里不慌！兜里有钱，说话腰杆就硬！兜里有钱，就能办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兜里有钱，就给你们涨工资！……掌声鼎沸，朱总理和数千名文艺家一起痛笑，激动不已。
然而，文艺家纳税的纪录不佳，偷逃税款的多是演艺界的大腕，我们这些作家，倒是非常老实，照章纳税，出版社开给你的稿酬已经是税后，想逃也逃不了。腕儿们无论是影视大腕，还是歌坛明星，其所以偷逃税款，一是为富不仁，二是有空子可钻，比如他们提供的只是收入的极少部分，大部分却是不易掌握的劳务报酬收入、广告收入、表演收入、影视收入、著作收入等。谁不知道，从主持人到小品演员，从泰斗到角儿，从通俗歌手到民族歌手，每场演出要价多则几十万，少则好几万，但相当一部分人要求个人所得税由演出主办方以演员的名义代交，结果，出场费变为“税后”价，明星的演出费一分没少拿。
马克思说：“税收是国家的乳娘。”多少事要靠政府财政拨款啊！而国家财政收入的９０％以上源于税收。就税收为国家积累财政资金的职能而论，税收已经成为掌握在国家手中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意图的重要的经济杠杆。
有了税收，国家就有钱推动经济事业发展、从事各项文化事业的建设。
照章税收，作家、艺术家才有权监督国家对纳税人负责，开支透明，杜绝营私舞弊。
我所了解的文学界，特别是读者爱戴的作家们，慷慨捐赠，共襄义举，照章纳税不在话下，因此，人们眼睁睁地盯着艺术家朋友们，尤其是财大气粗的演艺界的腕儿们，面对那些吭哧吭哧爬格子的作家们：你们要不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更体面呀？
2014年9月3日，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在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的稿费现场查询服务。（来源网络）
人们不会忘记那年抗洪和当年抗非典时中国作家、艺术家慷慨捐赠的动人情景。人民艺术家的良心未泯，他们将继续为人民所喜爱。
阎 纲，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坛徜徉录》《神·鬼·人》《冷落了牡丹》《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二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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