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作◎白描：尊者王汶石
尊者王汶石
文/白描
想认识王汶石，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这念头萌生于1971年。那年我十九岁，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习创作的业余作者。王汶石当时在杨梧“五七”干校。这个把陕西省和原西北局大批著名人物集中在一起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的干校，便是由著名水利专家李仪址创立的仪址农校，就在我的家乡泾阳县杨梧村。
对王汶石的敬仰，是从读他的作品开始的。在“文革”知青上山下乡大潮中，我从学校返乡，当了农民。一天去一位同学家，偶然发现一本已经翻烂了的《风雪之夜》，记得当时便一口气读完了《大木匠》，离开时借了这本书回家。在1968年的冬夜里，在一天沉重的体力劳动之后，躺在炕上，我曾一遍一遍翻读《风雪之夜》里的每一篇作品，作品里表现的渭北农村生活，是我熟悉的生活，那里面的人物是我熟悉的人物，那语言是我熟悉的语言，作家智慧高超的艺术描写，让这生活和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这对于一个身心困顿的青年来说，是多大的精神享受和心灵慰藉啊。
后来得知王汶石与泾阳还有着深深的渊源关系：早在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工作的他，中学是在陕西竞存中学就读的，毕业后党组织分配他去延安，在等待的时日里，作为掩护，曾在泾阳的农村小学任教近一年。正是从这里，王汶石去了延安，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文艺生涯。这让我在对王汶石的敬仰之中，又多了份亲近的感情。现在王汶石又回到了泾阳，尽管是在“五七”干校“改造”，但在我的心中，他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是大师，若能见到他，听他讲讲文学，该是何等的幸事！于是，我们泾阳一帮学习创作的年轻人，向县文化馆要求请王汶石出席我们的创作座谈会。县文化馆与干校方面联系，最初得到的消息令人激动，说王汶石可以来，我们奔走相告，然而临到开会了，又说王汶石不能来了。当时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不能来自然是有原因的，遗憾和失望，深深地埋在了我们心里。
1973年我上了大学，1975年下半年借调《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陕西文艺》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延河》，为避免复旧之嫌，不能叫《延河》罢了。这个在当时仍异常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办起来的刊物，归属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领导，王汶石当时刚刚复出，是文创室的领导人之一。我在小说组做见习编辑，王汶石的夫人高彬是小说组副组长，他们的家也安顿在文创室院子里，从此与王汶石有了直接的接触，也有机会听取他在文学上给我的指点，见证了他在那样的处境下，怎样在“文革”的废墟上致力于陕西文学队伍的恢复和建设。那时我和路遥、叶延滨、叶咏梅、牛垦等都先后在《陕西文艺》，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创作，刊物和我们的作品，都曾得到王汶石的关注。
初接触王汶石，他给我的印象，不苟言笑，显得颇有威严。实际上他是个内心像火一样热情的人，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便完全可以解读，如果对他了解得更深入一些，感觉会更加强烈。我曾向他请教过小说中日常生活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因为在我看来，王汶石这一方面的功力，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达到了一个非常醒目的高度。他并不是土著陕西人，但由于长期深入陕西农村，他对渭北方言的熟悉和在小说作品中的运用，妙味无穷，精彩异常。有些作家在作品中也大量使用方言，但让读者感到生僻难懂，读起来也佶屈聱牙，王汶石的小说语言丝毫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既是生活的，也是文学的，既活在人们日常口语中，也活在灵动跳跃的书面上，陕西读者读得懂，天南海北的读者也读得懂。王汶石给我讲生活和文学的关系，讲关中东府和西府语言的区别，讲《红楼梦》里生活语言的运用，讲对生活语言的文学性发掘。类似这样向王汶石请教文学问题，有过多少次，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难以忘怀的是他亲切和蔼的态度，他的长者风范，一位良师对一个青年作者的热情和诚恳，还有那些精到的艺术见解。他的音容笑貌，多少年来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讲授中国当代文学。1980年夏，我执教的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想请著名作家给学生做一场有关文学创作的报告，经研究后决定请王汶石。教研室主任找到我，让我出面去请。那时王汶石非常繁忙，他参与刚刚恢复的陕西作协的工作，我担心他抽不出时间。但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却一口答应下来。报告安排在校内最大的报告厅，听讲的对象本来只是中文系的学生，但外系的学生闻讯也都涌了进来，能容纳七八百人的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当时文学界的情况颇为复杂，一方面，“四人帮”带给文艺界的余毒尚未肃清，文艺思想还比较混乱，很多问题尚在拨乱反正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刚刚对外开放，各种思潮涌了进来，思想界、文艺界各种主张都有，真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特别是年轻人，产生了一种莫辨东西南北的迷惘。王汶石报告的题目是《我的创作道路》，他结合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和长期的文学创作实践，对“四人帮”以“三突出”为代表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文革”给国家和民族以及人们精神造成的危害进行了剖析，对一些思想问题、文学问题正本清源，阐述文学创作的规律，讲作家与生活、与时代、与人民的关系，讲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报告异常精彩，深受师生欢迎。
还令我特别难忘的是，那时作报告是没有报酬的，纯属义务性质。学校打算请王汶石吃顿饭，以表达对他的谢意。但王汶石说什么也不吃，作完报告就要离开，怎么留也留不住。本来安排送他的车，恰巧外出还没有回校，能临时派上用场的只有一辆老牌伏尔加，王汶石毫不在意，只好由我陪他，坐着老掉牙的伏尔加，把他送回作协。
晚年的王汶石，患有肺气肿，这是早年吸烟落下的毛病。陕西作协的老人手都知道，王汶石从前吸烟是很厉害的，他不嗜酒，不讲吃，但须臾不能离开烟。一写起东西来，他很玩命，这时候便烟不离手。按他的收入，什么好烟也能抽得起，但他偏偏喜欢劲大性烈的烟，有一种“战斗”牌香烟，一角八一盒，就属此类，他便长期只抽这个牌子。他抽烟最凶的时候，晚上起夜，也要抽上两支才重新上床入睡。和烟瘾同样惊人的是他的毅力。后来检查出他的肺不好，医生劝他戒烟，他接受了医生的劝告，说戒就戒，从此与烟一刀两断，再也没有抽过一支。我听人讲过他早年抽烟的传闻，问过他戒烟的经验，他告诉我：戒烟想慢慢戒，那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对自己的意志没有信心，那什么事也做不成。他的经验是，烟就摆在面前，告诉自己，别去动它，要坚信自己能顶得住，相信自己能经得起这艰难的甚至是残酷的考验。痛苦、焦躁、神不守舍，肯定是有的，但这种事情，就是自己和自己搏斗，自己战胜自己。戒了烟后，王汶石后来怕烟，讨厌烟，但陕西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大都是烟筒子，路遥一天三包，贾平凹一天两包，陈忠实抽的是雪茄，邹志安有一段专抽纸卷的喇叭筒叶子烟，好在这些人了解王汶石，在他面前，都克制着烟瘾，想抽了也到一边去抽。但更多的青年作家并不了解这一点，特别是开会，会议室里被烟民们熏得乌烟瘴气。王汶石常常出席青年作家的各种会议，也就跟着受害受罪。那时公共场所对吸烟的禁令尚不普遍，谁也不好去阻止那些瘾君子，这对王汶石是一种巨大的折磨，但他忍着，只因他关注着陕西青年作家的成长，关注着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创作动向，想尽量多地倾听他们对于文学的思考与追求，想尽量多地与他们交流和沟通。他强忍着有毒的气体对他有病的肺的刺激，在这乌烟瘴气的会场，一坐就是半天、一天，甚至是几天。我们了解他身体的人，非常感动于他这份“坚守”的精神——他坚守的是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和使命，对陕西文学未来的信心和憧憬，是对青年作家的厚望和真诚。
像许多老共产党人一样，王汶石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对于这一点，他向来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对于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对于立场和理想问题，对于文学方向问题，他从来不会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话。但在艺术问题上，尽管他也有着自己坚定的追求，但对人却很宽容，表现出一种豁达的态度。我也见过一些老作家，开始他们是青年作家的导师，但青年作家成名了，艺术上相对成熟了，在很多事情上有了自己的想法了，有些人拿老师也不大当回事了，这个时候双方的关系就不好处了。这首先是青年作家的事，胳膊腿一硬，就忘了扶他学步的人。但有时做老师、做长辈的，也少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于青年要求多，交流少，责备多，鼓励少，看不惯的地方多，看优点长处少。王汶石并不轻易批评或夸赞年轻作家，但他真诚地希望他们健康成长，取得成就，陕西青年作家对这一点都心中有数，所以对他非常尊敬。在一些关键时刻，王汶石也会站出来说话，比如陈忠实的《信任》，原来是发表在《陕西日报》副刊上的一个短篇，王汶石读到后，认定这是一篇优秀作品，当时正逢《人民文学》向前来陕西组稿，王汶石便将该作品推荐给向前，次月《人民文学》便转载了。《信任》最终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个时候，陈忠实在创作上正遇到一些塄坎，是急需鼓励的时刻，《信任》的获奖，在陈忠实的创作道路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很认同路遥的这一评价，王汶石的尊严来自他的人格，来自他的修养，来自在他的文学和政治地位上堪称得体也足以垂范的表现。所以，王汶石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一位良师，永远是一位尊者。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王汶石夫人高彬主编。作为陕西省作家协会成立60周年丛书之一，本书不仅配有王汶石人生中的300多幅图片，还有数十首未曾发表过的诗词及他的书法墨迹，并伴有必要的文字说明。内容分为故乡童年、新的起点、奔赴延安、建国初期、文学路上、浩劫年月、无怨无悔和绚烂晚年八章。图文并茂、评述简练地为我们展示了王汶石从1921年11月出生到1999年逝世之间78年的人生历程，可谓一部集文学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的作家图传。书中的王汶石不仅是一位成果丰硕的人民作家，还是多方面的艺术家；他不仅短篇小说写得精湛，被誉为中国的“契诃夫”，散文、诗词书法均别具一格。
年届84岁的高彬在《后记》中谈到编辑该书的目的时说：“一是为了记录新中国第一代作家王汶石的奉献精神、艺术追求和思想境界，正如王汶石在为《中国作家3000言》一书中所写‘永远站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誓言一样，无论为文为人，他毕生都在实践这一誓言，体现了他的责任和使命感。二是从另一个角度对王汶石的生平、经历、追求、信仰、成就，包括他的家庭生活等诸方面，通过图片及简略的文字说明，较系统地展现给喜爱和关注王汶石的读者。”
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