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阅览过不少当代政客和学者一些关于地缘政治的书籍，但最终发现，他们对政治权力的理解都不曾有俾斯麦亲王在他的《思考与回忆》中那般深刻。第一，俾斯麦深刻地意识到，“一个新权力中心的崛起必然会破坏权力分配的均势，这就意味着激烈的斗争，没有激烈的斗争，就绝不可能排除崛起的障碍，在人类历史上，权力乃是暴力的延伸，没有残酷暴力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新权力的形成”。（俾斯麦《思考与回忆》）这一点，俾斯麦在刚刚担任首相时就曾经说过，“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从来不是通过辩论和演说解决的，而是通过战争和流血（充满争议的铁血演说，在1862年9月26日的下议院)”。他力排众议，决心用武力而非道德统一德意志，这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他只能用武力统一德意志，更重要的是，强大的法兰西帝国绝不容忍一个新强国主导中欧，德国的统一必须以武力击败法国作为前提。在当时的普鲁士和德意志，那些德国小清新对俾斯麦的这句话嗤之以鼻，视之为滑天下之大稽，为何？因为这些小清新既幻想德意志的荣耀，又恐惧与法国战争的代价，他们寄希望于法国不会干预德国的统一，期盼法国皇帝理解德国民族的统一，这些小清新认为历史会送给他们一顶免费的王冠。真是幼稚的可笑。就跟自由派知识分子相信通过演说可以夺取政权一样，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小清新同样幻想不经过与法国的战争就实现对中欧的控制权。作为黎塞留现实政治丛林学的信奉者，伟大的俾斯麦深深地知道，自那位天才的红衣主教以来，法国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压倒性优势的大国主导中欧，这是法国根本利益决定的，法国的安全基础有赖于中欧的分裂、均势和制衡，所以法国必然会武力介入德国的统一，阻挡德国的统一，这是一条冰冷残酷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不是德国民族的炙热情感所能感动并使之放弃的。只有一场真正的战争和彻底的胜利，才能迫使法国人改变初衷，就像伟大的黎塞留在三十年战争中以战争撕碎德意志民族并使德国丧失主权一样。第二，俾斯麦同样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大陆强国的崛起若想得到安全，就必须尊重并维护权力的均势，在寻求自身相对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的欲望，否则，一个寻求绝对利益的大陆强国必然会走向拿破仑式的自我毁灭之路，而这就是俾斯麦自制和谦虚的根源，他统治下的普鲁士或许一度被视为像拿破仑那样好战，但他却凭借难以想象的谨慎和自制使得德国的统一竟然从未承受拿破仑胜利之后的代价。今天，追溯俾斯麦的思想就能够轻易看到当代人的稚嫩。冷战之后的当代人承受整整一代人的大国和平，这种和平使得他们变得过于柔软、天真和轻率，他们竟然真的相信世界的王冠能够以不流血的方式免费馈赠，他们竟然真的幻想美国人会因为恐惧牺牲而放弃维持远东的均势，而使得一个东方大国获得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这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人幻想法国会畏惧牺牲并放弃维持中欧均势，从而坐视普鲁士统一德国一样不可能。事实上，为了世界霸权的王冠，每一个强大的民族都将不惜代价，不惧流血，都将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付诸任何必要的牺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中，大英帝国为了抵挡德意志的霸权挑战，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四个月内损失45万年轻男人，按照英国当时三千万人口的规模的比对，这相当于今天的中国损失1700万年轻男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获得世界的霸权，德意志民族在马恩河会战中损失20万年轻男人，在凡尔登会战中损失40万年轻男人，在索姆河会战中损失50万年轻男人，在皇帝会战中损失68万年轻男人，在莫斯科会战中损失55万年轻男人，在热泽夫会战中损失40万年轻男人，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损失48万年轻男人，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损失36万年轻男人。按照当时德国人口规模6000万-8000万人的规模，这大约相当于今天中国每次损失400万、800万、1000万、1360万、1100万、800万、960万、720万年轻男人。冷战期间，在1958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1961年的第三次柏林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英美与苏联为了争夺优势主导权，每一次都将世界置于核毁灭的边缘，也绝不在遥远的西柏林退让半步，基辛格说过， “除非打一场核战争，否则美国不会退出欧洲，将大陆的主导权送于苏联”。两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梦寐以求的霸权，德意志民族整整两代年轻的男人沦为尸骨，整整两代的年轻妇女变为寡妇；冷战之中，美苏两个世界大国三次将本国的人民置于核毁灭的边缘，这些牺牲和付出，为的就是世界霸权，为的就历史的眷顾。在这个过程中，英美、德、法、俄、日、中，又哪一个民族畏惧牺牲，畏惧流血了？（美国二战损失军事人口相对少了，美国在二战中损失年轻男子是40万人，按照当时1.3亿人口的比例，相当于今天中国损失人口400万，其为了夺取霸权，牺牲也是相当大）霸权，从来的都是战争和流血的结果，敢于战争且愿意牺牲乃是有资格问鼎霸权的基础。很多人认为——在争夺世界霸权的关键性斗争中，具备不惜核毁灭的决心、身怀不惜牺牲一代人的勇气，足以使敌人不战而退，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每一个民族为了夺取、维护其眼里的重大利益，都将是不惜核毁灭、不惜牺牲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了其眼里的大陆均势之关键利益，同样也是不惜代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目标更容易用否定而非肯定的语言来表述。这些目标体现了一个海洋强国的政策，对它来说一旦大陆被一方霸权统一，则意味着致命的威胁……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视为大陆均势的平衡者，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外交概念和独特的关键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重建的世界》之论不列颠政治家卡斯尔雷很简单，答案是“没有”。一个恐惧牺牲的民族只能衰亡，又怎有资格面对霸权的争夺？最后，我再用基辛格博士在70年代北京访问时的讲话作为结尾，“除非打一场核战争，否则美国不会退出欧洲，将欧洲大陆的主导权送于苏联”。历史也的确证明如此，最后两次令世界窒息的柏林危机最终以双方核毁灭的边缘作为结束。从1957年到1961年，赫鲁晓夫公开地、反复地、令人毛骨悚然地用强大的核毁灭来威胁英美。
他声称，苏联的导弹力量要远远超过英美的导弹力量，它可以毁灭任何一个美国或英国城市。他甚至描述需要用多少个导弹和弹头来毁灭每一个城市。但是，有时他又表现得很客气。有一次，美国人休伯特·汉佛莱（Hubert Humphrey）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在对汉佛莱颐指气使的同时，又问汉佛莱来自美国的哪一个州。当时汉佛莱在地图上指出明尼苏达州时，赫鲁晓夫用一支蓝笔在“明尼苏达”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和蔼地说：“这样我就不会忘记命令我的部下在发射导弹时，不要对准明尼苏达。”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又显示他强悍的一面：他向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在六个月内将他们在西柏林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人。自从1948年斯大林发动柏林封锁以后，对西柏林的控制权就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赫鲁晓夫希望通过发出此威胁来解决一个使他越来越感到狼狈的问题，即在东德这个东方国家中间存在着西方的地盘。他认为，他可以借助苏联的核导弹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对助手们说，柏林是“美国的软肋”，“美国人伸进欧洲的脚上长了一个疼痛的大水泡”。后来，赫鲁晓夫又用了一个令人咋舌的解剖比喻，他说：“柏林是英美的睾丸，每当我想让他们尖叫时，我就捏一把柏林。”
但他最终等到的不是敌人的退让，而是来自敌人同样强硬且针锋相对的通牒，直到双方在战争爆发的最后关头相互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