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天空：万历年间的那些人那些事儿
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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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万历十五年》更像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心态史”，展现皇朝和士人世界的斑斓画面，其运思与灵动之气颇得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之韵味，内中又透着黄仁宇多年沉浸史料的非凡功力，单就熟读明实录的毅力而言，就非一般流行作家可望其项背。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出现的诸多模仿之作无法与其比肩而立的缘故。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他用某一年写整部明史，用一个皇帝、一个宰辅、一名战将、一名文人来写“大明帝国”的“定数”，单从角度的新颖，体例的独特，以及论述的精赅而言，这本薄薄的书，对学人的启发却是丰博而深远的。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说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朱翊钧（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
张居正（1525年－1582年），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
申时行（1535年－1614年），关于对申时行的“不作为”是众人认为的诟病，但这也正是申时行的高明之处。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
李贽（1527～1602），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对于没怎么读过关于历史方面的书籍的人来说，黄仁宇教授的《万历十五年》绝对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历史书，读起来并不枯燥也不乏味，当然更没有太过生涩的学术术语和拗口的之乎者也，对于历史小白的我来说，这本书绝对是一本很开眼界的书籍。
关于这本书的介绍，我很喜欢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对这本书的评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他用某一年写整部明史，用一个皇帝、一个宰辅、一名战将、一名文人来写“大明帝国”的“定数”，单从角度的新颖，体例的独特，以及论述的精赅而言，这本薄薄的书，对学人的启发却是丰博而深远的。
在这本书中，黄仁宇以一个现代学者对万历十五年的历史的宏观视角进行审视，所以对所评之人的态度更为宽容和温和，没有激烈的语言，所选的五个主角的优劣基本都大致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虽然本人对于这五个人的著作和生平历史事迹知之甚少，但是通过阅读《万历十五年》，大致可以从黄仁宇相对中正的历史人物评价中感受到这几个人的基本性格特点。首先是朱翊钧，这个明朝历史上的第13个皇帝，他少年勤奋自制且励志图强成为一代明君，在张居正的辅导下开创了万历中兴，最后由于少年消耗过多精力且收效甚微不尽他意使他怠政美名其曰：无为而治。张居正这个在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自幼聪慧异常，胸有抱负，且官运亨通算是顺风顺水的人物，具有领导才能，但却有些自负和不知隐藏，从而在生活作风的奢侈以及张扬的排场中引来后世的诟病与当世的不满。而申时行，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上呈皇帝下呈官员的润滑油的角色，没有过多的性格彰显，而是努力的去平衡大Boss和同事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像皇帝的贤内助的角色，缺少张扬的个性，以至于让那些所谓的自诩有追求的文人评价为“首鼠两端”，这样的性格的人其实更像当代官员的样子，隐藏自己，让自己免于争端，中庸的最好代表，典型的和事佬，缺少锐意进取的追求，或许他的性格正好适合那个阶段的明朝吧。关于李贽，他被作者描述成一个很矛盾的文人，既被世俗牵连又追求着遁世的清静简单关系，既寄人篱下又抨击物质供应者，而对于他所研究的哲学体系也并不完整，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其实这些都表现了李贽的整个人生的混乱，他不像是一个统一的人，而是一个被分裂的个体，在《万历十五年》中他的形象最为不讨喜，最后要讲的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他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将军和诗人，喜欢创造，这从一个方面就可以看出他应该是这五个人中得到的爱最多的人，他更真实，所谓的真实是指他的本我与自我更为统一，超我能否实现，时代是否允许这个不去讨论，但是从个人发展上来看，戚继光应该是这五个人中最为让人喜爱的，不像其他四个人像隔着一层玻璃在看他们，或许是因为戚继光是个军人的原因，直爽，少了一些虚伪和朝堂上那些文官的斤斤计较虚与委蛇，所以，当看到戚继光的过往时，会觉得他最为可爱，因为真实，这种真实穿越百年，仍然可以让人感受得到。戚继光虽然在军事抱负上受到了后来朝堂斗争的影响，并且也波及到他个人的仕途和发展，但整体来说，他的形象最为鲜明，我很喜欢！
忘了还有海瑞~~~这个古怪的官员，刻板，严苛，不知进退，完全没有学到官场的中庸之道，甚至行为已经极端到让人生厌，吹毛求疵，不知变通，是一个非常没有趣味的人，愚孝，一板一眼，像一个教条的提线木偶，制度的控制机器，缺少自我的真实表现，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最后，说一句，推荐《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值得一读！
1.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2.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
3.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4.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
5.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这种看法不无事实上的根据。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
6.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
7.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8.散文作家海瑞的作品表明，他单纯的思想不是得之于天赋，而是来自经常的、艰苦的自我修养。既已受到灵感的启发，他就加重了自我的道德责任；而这种道德责任，又需要更多的灵感才能承担肩负。如果不是这样，他坚持不懈的读书著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他的作品中再三地阐明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的看法完全一致。
9.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戚继光的诗歌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带给读者的感觉只是拘束和平庸。
10.1602年，李贽在狱中以剃刀自刎，死后，被称为牺牲自我。这一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李贽的著作不容于当时而屡被官方禁止，但是仰慕他的人则不顾禁令而不断加以重印。这些著作，虽然篇幅浩瀚，然而并没有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李贽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
11.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一个人的品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的识见深远，就因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确。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但是，在现实中，为什么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私？这个问题使读书明理之人为之不安，而高级官员由于负有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其不安尤为严重。按理说，他们所受到的教养，都要求发扬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触实际，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干脆销声匿迹。有时他们身上的自私苟且，还远过于不识字的愚氓。这种不安，或者由此发展而来的内心交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缓解排除。
12.《论语》中这六十六条有关仁的语录，为孔子的学说安排了形而上的根据，成为儒家一元论宇宙观的基础。这种学说虽然没有直接指责自私的不合理，但已属不言而喻，因为所谓“自己”，不过是一种观念，不能作为一种物质，可以囤积保存。生命的意义，也无非是用来表示对他人的关心。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有永久的价值。这种理想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相近。印度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是一种幻影，真正存在于人世间的，只有无数的因果循环。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
13.王阳明并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倾向。和朱熹一样，他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的思想系统，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以求经世致用。他的方法较之朱熹更为直接，然而这里也埋伏着危险。如果一个人把王阳明的学说看成一种单纯的方法，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就很可能发生耿定向所说的“未信先横”，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为真理的主宰。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是王学的危险之所在。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
14.按照王畿的学说，一个人就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然则一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则所谓放弃、简化与避免，也无须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一个人不存在恶念，他就不会见恶闻恶，更彻底地说，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
15.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16.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 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还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二十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资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史密斯（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十八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17.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十九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
一然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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