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有大量自然主义描写，为何还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品
关于“明代第一奇书”《金瓶梅》的创作方法，历来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
一种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的反现实主义作品”。“自然主义的倾向贯穿于全书，并非次要的方面”。“要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一个自然主义的标本却只得首推《金瓶梅》了”。
另一种则认为，“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去旧的中世纪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笔者认为，《金瓶梅》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这主要表现在：它在题材的处理上，对封建社会的腐朽、堕落，世俗人心的隳败、卑劣具有揭露、批判的强烈的思想倾向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既有细节的真实，又达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高度；故事情节、语言描写等各个方面，既有别于浪漫主义的神奇化、夸张化，又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现象罗列，而是既如同日常生活一样真实，又经过作家的加工、提炼，加以典型化的。这一切，从我们对《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全部分析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这里无须赘述。
需要补充的是，在确认《金瓶梅》基本上为现实主义杰作的同时，还应看到它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的笔墨。
首先，它过分地渲染了人的动物性的自然本能，在某种程度上用生物性方面的东西冲淡了社会悲剧。周扬曾说：“用生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和人，是自然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在许多自然主义者的作品中，人物不是社会的人，而是生物学的或病理学的人。他们把人写成脱离社会的动物，把人的生活和行为都归结为生物学的现象。”
《金瓶梅》虽然与这类自然主义的作品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它把人基本上还是写成社会的人，而不是只写人的动物性本能。如潘金莲的本性并非生来就好淫，《金瓶梅》作者在移植《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故事时，特地加了一段关于潘金莲小时候的社会经历：“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而在第六十九、七十二、七十八回又再次写到那个王招宣府是个腐化堕落的黑窝，不但女主人林太太“是个绮阁中好色的娇娘”，公子王三官更是个嫖妓宿娼的恶棍。
潘金莲的淫荡性格正是从小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养成的。可见《金瓶梅》作者加上潘金莲“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这一笔，是点睛之笔，把养成潘金莲淫荡性格的社会阶级根源揭示出来了。
但是，在《金瓶梅》中也确实有把人的动物性本能渲染得过分之处。如“潘金莲醉闹葡萄架”那回描写就是。又如最后潘金莲因私通陈经济，被吴月娘撵出家门，潘金莲刚刚大哭大闹，被迫暂住到王婆家等候发卖，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会有闲情跟王婆的儿子“王潮儿刮刺上了”。
作者把潘金莲的好淫，说成是“狗改不了吃屎”，仿佛与禽兽无异，丝毫不顾羞耻，不分场合，不看对象，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金瓶梅》所以这样描写，跟作者存在自然主义的人性观是分不开的。他看不清封建阶级腐朽没落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而错误地把它看成是人性普遍弱点，认为“富与责，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
在这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指导和影响之下，他就必然把淫欲过度写成是人生的最大悲剧，把西门庆之死有被武松所杀，改成“贪欲得病”而死。
应当看到，西门庆的灭亡，本来是封建社会后期腐朽、堕落生活所造成的社会现象，可是《金瓶梅》作者却偏偏要突出他是“贪欲得病”“玉山自倒”，“非人力”所打倒，也“非人力”所能挽救，这不是以自然主义的人性观来把实质上的社会问题加以扭曲或冲淡么？
其次，《金瓶梅》的自然主义描写还表现在对渺小、庸俗的东西缺乏必要的艺术提炼和净化，而过分地津津乐道，绘声绘色，以致显得格调低下，缺乏高尚的美感情趣。如在一次酒席上，应伯爵与谢希大打双陆，西门庆与李桂姐便离席到后花园藏春坞雪洞儿里鬼混去了。应伯爵发觉他俩离席不归，便到花园里四处找寻。
本来是庸俗、低级、下流的丑事，作者却在回目上公然赞为“应伯爵山洞戏春娇”。把不正当的男女鬼混，混同于猪狗的兽性发作，如果说应伯爵在这场闹剧中的表现说明他本身就是这么个丑角，描写其下流语言未尝不可，问题在于作者是以欣赏的笔调，当作一幅其美无穷的“春娇”画来描画的。这种不加批判地客观主义的描写就未免把现实主义引上庸俗化，而滑向了自然主义的歧途。
再次，《金瓶梅》的自然主义描写，还表现在有时候是机械地、照相式地记录事实，热衷于对琐屑的、外表的、偶然的现象作细致描绘，而显得艺术的概括和典型化的程度不够。
如第三十九回下半回“吴月娘听尼僧说经”，便原原本本地记录了尼僧说经的全文及全过程,其中有一段是说五祖投胎在腹中十个月的经历，就纯属妇女怀胎过程的琐碎而不必要的描写，这种搬用当时市井说唱中此类套语的作法，令人感到烦琐、累赘，对形象作生动描写并没有什么意味，因此《金瓶梅词话》关于“尼僧说经”的描写长达三千字左右，到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便删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千字左右，包括上述对十月怀胎过程的描写全删去了。如此删削，对于全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不但毫无损伤，而且使之显得更加精练和突出了。
我们既肯定《金瓶梅》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又指出它还存在着不少自然主义的描写，这两者不自相矛盾么？
不矛盾，原因有二：
第一，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本来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朱光潜先生说：“法国现实主义一开始就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过去法国人一般都把现实主义看作自然主义。朗生在《法国文学史》里就把福洛贝尔归到《自然主义》卷里，他根本不曾用过“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夏莱伊在《艺术与美》里介绍现实主义时劈头一句话就是“现实主义，有时也叫作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以模仿自然为目的’。”
自然主义的创始人左拉，本身就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尽管他散布了不少自然主义的谬论，在创作上也确有不少自然主义的描写。把自然主义的理论和创作方法的消极有害的一面，发展成为作家创作流派的主导特征，只醉心于对生活中个别的表面的现象作抄录式的描绘，不表现这些现象的内在意义，不作本质的、典型的、合乎规律的艺术概括，甚至美丑颠倒，作出错误的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
这种反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是在后来资产阶级文艺堕落时期才出现的。那些把《金瓶梅》说成是自然主义的作品的学者，正是从它反现实主义的意义上说的。而我们所说的《金瓶梅》中有自然主义的描写，却是从早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尚没有完全划清界限的意义上来说的。
第二，《金瓶梅》中某些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虽然相当严重和突出，但是它的现实主义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光辉灿烂的。在艺术上，它的积极影响还是主要的，无论是《红楼梦》的写实艺术，或《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都跟《金瓶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认为《金瓶梅》是自然主义作品的学者，则认为其“自然主义的倾向贯穿于全书”，是“自然主义的标本”，由量变已经引起了质变。
可见我们指出《金瓶梅》有不少自然主义的描写，与那些把《金瓶梅》说成自然主义作品的论者，仍有原则的区别，不应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