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四海无人对夕阳
民国时期，陈寅恪被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前一句意指陈寅恪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清末维新派的重臣；父亲陈三立是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获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后一句自然是说他学问的博大精深，位列“清华四大导师”，连冯友兰、朱自清、吴宓这样的名教授都坐在下面认真听讲。王国维投湖自尽后，陈寅恪赶来，大礼跪拜，所书那篇悼文的两句话成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由于家学渊博，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家迁居南京，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延聘国学大师授课，陈三立约定，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完全新派做法，深得张之洞的赞赏。陈寅恪读书，非一气呵成而不欢，经常晚上在蚊帐里藏一小油灯，久而久之，对眼睛伤害很大。
1902年，十二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游学生涯。在巢鸭（位于今天的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他与鲁迅同居一室，后来却只字不提此事，倒是鲁迅在日记里颇多记载与其哥哥衡恪在矿路学院同学，对他一直都很欣赏。1905年，陈寅恪因患脚气病辍学回国，在上海吴淞复旦公学读了几年。其间，他给蔡锷当秘书，与同学林伯渠为湖南督军谭延闿做过事，终究与官场格格不入，也甚少与人提起此事。
陈寅恪考取欧洲官派留学生，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等就读，一战后还去了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的聪明不必说了，可以背诵十三经；所学也属偏门，季羡林对陈寅恪的读书笔记做了精心研究，六十四大厚本中，涉及二十二种工具语言，包括历史、经济学乃至高等数学，称得上“泛滥无涯”。更奇特的是，陈寅恪没有拿过一张文凭，只凭兴趣读书，如此任性，举世应无第二人选。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想到要在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而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就觉不值。”
官派留学生活苦，吃饭都是AA制。有回赵元任夫妇请他吃饭，端上来一盘炒腰花，陈寅恪一口未动，杨步伟奇怪地问：“在柏林时，你不是顿顿都吃这个吗？”陈寅恪一笑，说：“还不是因为便宜嘛。”在德国那会儿群贤毕至，陈寅恪与傅斯年、金岳霖、俞大维、徐志摩等人隔三差五地聚会，没钱也不影响谈学问，穷乐呵。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提名了陈寅恪。校长曹云祥问：“他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怎么能做导师呢？”梁反问道：“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吗？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就这样，刚满三十六岁的陈寅恪回国来到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成为民国时期学界的一大佳话。
陈寅恪与夫人、孩子在一起。
和其他留洋归来的教授不同，陈寅恪没有西装革履、眼镜手杖，通常都穿着长袍，戴着一顶遮耳皮帽，走进教室时，还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各种书籍和资料，像一个进错屋子的书店老板。上课第一天，他作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意指由于梁启超、王国维的缘故，你们与康圣人、溥天子都结缘了。同时，话锋一转说：“我今后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气概之大，溢于言表。
1929年，“四大导师”去其三，唯有陈寅恪留守，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全都聘请陈寅恪为教授，成为美谈。某年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出的考题非常简单，一篇命题作文《梦游清华园》、一个对子“孙行者”，借以考究中文功底。原拟的标准答案是祖冲之，结果有个叫周祖谟的考生答出“胡适之”，甚是得当，陈寅恪由是判断他将来必定了得。
早在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叹服道：“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此言在清华流传甚广。有次给学生讲解各国文字的演变，问及手中葡萄酒的掌故，陈寅恪随口道来，原产地、流派、支络，讲得一清二楚，收尽崇拜的眼神。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遍求未解，曾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均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陈寅恪几句话道破。
胡适在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就连自视甚高的刘文典后来也承认，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盖棺论定之语却是傅斯年说的：“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七七”事变后二十二天，日军逼近清华园。陈寅恪八十五岁的父亲陈三立悲愤交集，这位在梦中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绝食五日而亡。陈寅恪守孝四十九天，因为悲恸过度，右眼视网膜脱落。守孝期满，医生建议他留在北京做手术并休养，而他宁愿失明也要到南方去。逃难期间，他途经长沙、香港、蒙自、昆明等地，大量手稿、书籍遗失。20世纪40年代，他创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主要著作时，几乎全靠记忆。
1941年，应许地山邀请，陈寅恪到香港大学任教，不久香港沦陷。有日本学者给军部写信：“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军司令部便派人送去很多面粉和罐头，但陈家坚决不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这边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夫人唐筼那边往外扔。后来，陈寅恪只身赴西南联大教学，日本飞机时来空袭，师生们便跑向防空洞。陈寅恪却表现出了幽默感，作对联曰：“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1945年，陈寅恪作《忆故居》：
渺渺钟声出远方，
依依林影万鸦藏。
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破碎山河迎胜利，
残馀岁月送凄凉。
松门松菊何年梦，
且认他乡作故乡。
陈寅恪一生病弱阴郁，全赖妻子坚韧豁达。他们结缘颇有趣。在清华，陈大导师三十八岁了，总赖在赵元任家蹭饭，杨步伟便热心起来。一次，陈寅恪看到一副对子，落款“南注生”，当即道出这是台湾第一任巡抚唐景崧的后人，不久便娶了当时已三十岁的才女唐筼。二人育有三女，家务全由夫人操持。他们一生颠沛流离，始终相依为命。
1969年，陈家因受“文革”影响，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陈寅恪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流食，偶见亲友，躺着已说不出话来，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同年10月7日晨五时三十分，陈寅恪溘然长逝，时年七十九岁。时隔四十五天，唐筼也追随而去。
1981年，陈寅恪的学生蒋天枢受其生命之托，用十八年时间整理出版了《陈寅恪文集》，并退还了古籍出版社的一千元稿费，说学生哪能要老师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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