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中国文化问题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北京大学教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点文末“阅读原文”，可访问梁漱溟文集。
一、谁认识中国文化？
谁认识中国文化？过去的中国人，大约不易于认识。因为他处在局中，又缺乏其他不同文化的对照。在当初那时，围绕着中国的一些邻邦外族，原没有我们的文化高明，我们当然就有一种自大的心理。因而中国人几千年来在被近代西洋文化严重打击前，一直是为这自大心理所蔽的。到了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后，与近代西洋文化见面，有了比较对照，似乎可以引生自觉；但又被它严重打击，茫然无措，陷于过分自馁。直到今日，全国有知识的人，若问他中国文化的短处何在，都能说出许许多多；若问他中国文化的长处何在，则不免口嗫嚅而心踌躇了。他至多说中国文化过去的光荣，过去的价值，然而这有什么意义呢？凡为此自馁心理所蔽的人，一样地无法认识中国文化。想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人类过去的历史，未来的前途，能有全盘观测，而寻出中国文化在那里面的位置，庶乎于其长短得失才有个分数。然而此岂易言呢！
以我个人的阅历，似乎外国人（尤其西洋深醇的学者）倒比中国人能认得出中国文化的特异处，能领会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其例甚多，且不枚举。至于中国人里面，既不自大，又不自馁，心里较得其平者，非无其人，但多未必能说明其自己所见。虽不能自明其所见，而同他讨论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定很通达的。这种人的年纪，总要在四十岁以上或其左右。因为他一面得见今日的世界；一面亦赶上看见一点老文化，赶上参加新旧剧烈变化的正好时候。并且在人生欣戚甘苦上多有一些嗜受咀嚼与反省——这是认识文化所必需，而为年纪在三十以内的人所不容易有的。
年纪在三十岁以内的人，虽不及有许多老当见识，然而如果他寿命长的话，还有好运气在后边。因为历史的演变，今日正好进于一新阶段。这新阶段即自中国抗战开始，而世界第二次大战亦于此发作。由抗战促进了中国人的自觉，并展开了新中国的前途。而世界二次大战则加紧了人类历史的转变与文化改造，可以从侧面助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中国人今后一天一天将逐渐认出其固有文化的面目，不再“如堕五里雾中”，是没有疑问的；今后世界上人都将晓然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是没有疑问的。
二、怎样认识中国文化？
我们要认识中国文化，从何入手呢？我们不要搬出古书来讲，亦不要从远远历史说起，正不妨从眼前事实来看。眼前的事实，是抗战四年，而中国依然存在。谁都知道敌人是世界强国，其侵略中国，曾有数十年的准备；而我们呢，则有数十年的内乱，教育落后，经济落后，国防军备，几无可言，只在抗战前国家方才表现统一。以此而论，它征服中国，应当是很容易的。想不到四年之久，依然不能解决，这在我们一面，究竟靠着什么？说一句老实话……这全靠我们的家业大，就是国家大。只为中国国家大，尽你敌人战必胜，攻必取，却无奈我们退守到西半部来，土地依然甚广，人口依然甚多，资源依然甚富。在敌人已感战线扯得太长，时间拖得过久，力竭精疲，而在我还是可以支撑。试以欧战相比较，大家数数看，欧战不久已亡了多少个国家。有的两三天便亡了，有的几个月便亡了。所有那些亡的国家，其经济政治都比我们进步，却为国小，没有后继，没有退路，便完了……中国实在太大。平时我们的国大，自己亦不觉得，今天不能不引起注意，因为从这个条件救了我们的命。
国家大，在今天固然救了我们的命，但过去亦曾害得我们甚苦。我们过去国家好多年不能统一，未尝不是吃亏国家太大。假若中国只像广西一省大，那不早就统一了吗？试想人多地大，就不易得到一个领袖；一个人在小局面里作领袖，未必即能为大局面的领袖。即令他是能行的，亦要待慢慢养成资望才行。一时没有领袖，便一时不能统一。还有人多地大，则感觉迟钝，知觉不灵。比如从前我在北平，广西内部打得不成样子，我同旁人说，旁人竟茫然不知。又如“九一八”我们失去东北四省，这是比敌国约近两倍大的大地方；除了东北人痛苦着急以外，好多人对此很漠然或忽忘，仿佛不算是一回事。试问如此麻木不灵，国事如何能好？还有人少则责任分明，不容推诿，人太多其责任心便轻了。一大家人每每不如一小家庭人振作，就是这个缘故。像中国有几万万人则每人所负责任为几万万分之一，各人皆以为还有其他好多人负责，不必靠我。这样国事如何能好？还有一个人纵然热心大局，无奈局面太大，努力一番，不易生何影响，以致减少兴趣，或没有勇气，其结果亦是使国事不易弄好。
“国大”这一桩事实，它给我们很大好处，也给我们很多坏处；能为祸，亦能为福。关系既深且大，所以很值得考虑和追问。中国为什么能这般大？我想这是中国文化结果之一面；要认识中国文化，便可从这里入手研究。在柳诒徵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幅员之广，世无其匹，试问前人所以开拓这样大的局面，所以维持这个大局面者，果由何道？第二，中国开化甚早，绵延至今，历史最为悠久；即史籍之富，亦世界未有。试问这又由何道？第三，中国种族复杂，至可惊异，即以汉族言之，所吸收同化者，无虑百数，至今泯然皆相忘。试问其容纳沟通又由何道？我想柳先生指出的三大问题，我们若能求得明白满意的解答，则中国文化的内容要义，不难得到了。
在柳先生指出的问题之外，我还可以指出其更奇怪的一点。就是从上面三个问题看，不能不说中国文化具有非常伟大的力量。但这伟大的力量是什么呢？那是很奇怪的，当我们仔细按下去，又好像没有力量。普通我们晓得有三种力量：一、知识——英国人有句话：“知识即是强力。”但中国人并不以知识见长，因为中国缺乏科学。真确有效用的科学，尚在西洋人。二、经济——这个力量最大，人人皆知。可是中国人并不善于发财，同时并很轻视它，所以老守在农业上；讲到工商业，非其所长。三、军事政治——这个力量之有效，比上两个更易表现；而中国于此亦并不强。尤其代表中国文化的汉族，不以军事见长的。政治能力固不低，却亦偏于消极放任无为，缺乏组织力。因此一面看去中国人的的确确是没有力量，但一面又明明白白有很大的力量。这不是很奇怪吗？你若能对此有圆满的解答时，你一定认识中国文化了。
三、两大问题有待宣白
当真要认识中国文化，必有待于两大问题之宣白。一、中国社会史上文化盘旋不进的问题。二、人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
前一个问题亦就是有些人争论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呢或不是？中国何故总不进于资本社会？前几年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对此问题费力气不少，并无所宣白。但此问题将来若不能大白于世，则中国文化终是一个谜。我对于此问题虽有一点主见和判断，如：
一、不认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范畴之内，而认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是各走一路，其彼此之差，可作流派观，不可作阶梯观。
二、不认中国是开化早而进步慢，而认中国在末后一两千年已入于盘旋不进状态。中国文化，“与其说迟慢落后，不如说为误入歧途。凡以中国为未进于科学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科学。凡以中国为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同样之理，其以中国未进于资本主义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此为十年前写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的几句话，亦为二十年前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所既有的见解，至今未变。
三、曾指出：此其所以盘旋不进者，盖有一种交相牵掣的形势在内。——具见《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收入全集卷五。——编者注）。
四、判定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具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书。
五、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说明中国社会构造之特殊。——具见《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见全集卷二。——编者注）。
但这些实在不够的很。亡友卢瀚拟著《家族论》一书以阐明中国社会史，颇有价值，惜书未成而身故。我将来能不能替他完成这书，今不敢言。尚盼多有人尽力于此问题的研究，以期此问题有宣白之一日。
后一个问题在学术上是一个更艰深的问题，在认识中国文化上亦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何以说这个问题艰深呢？因现在学术界上似乎对任何一事一物的研究，都比对“人”的研究有头绪有成绩。换句话说，人类今日的知识的确是丰富了。独于自知则不足。以“人”为对象而致其研究的就是心理学；心理学在今日学术中似最幼稚。旁的学术差不多都上了轨道，继续前人的研究，天天在进步中。心理学则前人的研究、每被后人扬弃，不见继续进步之象。而且同时各立门户，派别甚多。甚至此项学问到底应当研究什么（是意识、是行为、或其他）？此项学问到底如何研究法（即方法问题）？尚在莫衷一是。因此除了从生物的研究和从生理的研究得到一些关于“人”的知识外，人类对他自己所知甚少。可见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何以说这在认识中国文化上是一更根本的问题呢？因为照我所见，中国文化的特征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说见后）；而理性则是人类的特征（人类之所以为人类者）。中国古人对于人类文化最大贡献即在认识了人类之所以为人，得以有这种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成的文化（惜其发育有所限而不完全）。不过中国古人虽对于人类有甚深的了解，但他缺乏科学哲学的凭藉，却莫能说明。必待今天的学术界（或今后的学术界）使此问题大白于世，然后大家方能从根底上认识中国文化。
我从前对于人类心理认识不足，只见得意识是人类生命的工具，不是人类行为的源泉，实为无足重要的一面；重要的在其相反的一面，即无意识不自觉的一面。同时看见克鲁泡特金说互助是动物以至人类的本能；英国罗素提出了冲动，美国麦独孤提出了本能，奥国弗洛德提出了潜意识，诸于此类，好多人正在发挥的意思，与我所见适相投合。于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杂取诸家之说以为依据，来说明儒家的伦理思想。而不晓得他们多半是与儒家不相容的；他们彼此间也有许多冲突的。总而言之，我对于人类心理认识不足，而儒家却有其心理学，所有孔孟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我当时皆未能发现。民国十一年以后，渐渐悔悟，直到十五年新见解始略略成熟，准备写一本《人心与人生》问世。然迁延至今，仅有腹稿和笔记纲领，未曾属文。我窃自信此书若成，对于这一大问题，是可以有所宣白的。在我这一生，一定要完成这工作。同时仍盼望多有人对此作研究工夫，使这艰深且根本的问题，得以更加宣白。
四、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照我所见，其特征是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
何谓理性？通常我们用理性这一词和用理智这一词是无甚分别的；但我在这里则有意将它分开；理智在人类心理上属于知的一面；而理性则属于情的一面。近代西洋人发达了理智，而中国人早早发达了理性。
从前的中国“人”常爱说“读书明理”一句话。当然在西洋亦有许多书，里面所讲亦有许多理，但是彼此所谓理，却是两回事。中国人读书明理之“理”是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公平信实等类。而西洋书里面所讲多是数理论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理，我们浑称之曰物理。情理存于主观，而物理则属于客观。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情理，由于理性；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物理，由于理智。
我常说：“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因为动物几乎不会错误了，且亦不负错误责任。人类之错误，亦分有两种：一种是知识方面的错误，一种是行为方面的错误。人类为了第一种错误而发生的纷争及惨祸，远不如为了第二种错误之严重。譬如今天世界大战，追源祸始，其远原盖在西洋人理智方面好奇心发达，使物理上成就极多，而理性方面向上心少所开发（这是先为宗教所蔽，后为功利主义所误），以致情理上涵养不足；尽你第一种错误少，无奈第二种错误多，就不能不陷于人类自己毁灭之中了。对照言之，中国人的好奇心不如西洋，而向上心多所开发，对于第二种错误，时时互以责于人，有时亦内以讼诸己；对于情理的涵养较切，“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殊不见其所失”（引用旧文）。其所偏胜与不足既别为一面，其所食之果，当然亦在另一面。吾人都已知道，不必细说。
如此读者可以明白，中国儒家可称为理性主义，但与欧洲大陆派的理性主义非一事。我今用理性一词，既专有所指，与通常理性理智混用者不同，故不得不分别对照以说明之如上。
所谓中国人理性开发的早，又何谓呢？盖人类固是理性的动物，而理性之在人类，却要渐次开发的。就个体生命说，理性的开发要随年龄和身体发育生理与心理成熟而来；就社会生命说，便是要慢慢随着经济的进步及其他文化条件而开展的。所谓理性在中国社会开发的早，即因其时候尚不到，条件尚不够，而理性竟得很大的开发。说他开发早，倒不是称扬颂美的话，而是确指其不合时宜。
以上将何谓理性，何谓理性开发的早，都解释了。至于何以说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则现在不能讲，必待将来写成专书。现在我只将此结论说给大家，并请大家注意。你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求得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在。所谓特征，是说其他文化所缺乏或不显著的，而在中国文化里却处处见出来，即从这一点上得以说明中国文化的一切。凡不能把握这一点的人，则中国文化一词，在他口里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或者其中包罗许许多多事物而没有一贯的意义。
五、中国本位文化问题
前几年上海有十位教授提出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其宣言原文今不在手边，其大意是说：中国人要建造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能一切随着旁人走而失掉自己。此其用心，不能算错，而实不必要的。我怕大家误听了他们的话，并且误以为我是同情他们的，所以要在此略为辩明几句。
一般人最大错误，是只看见中国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国尚有高过西洋的一面，以致充满了“落后”“不进步”的感想。须知若是单纯的不及不进步便是幼稚。然而中国文化实在是成熟的，不是幼稚的——这凡是有学问的人都见得到的，请你切记。因为中国不是幼稚，不是单纯的不进步，所以不必害怕变成人家一样，失去一切固有。假如中国方幼稚，西洋已成熟，从幼稚段必到成熟段，即是中国必然进于西洋，那末却危险了。然而不是。
中国人有些特长亦有些特短，这许多特短不在他不进步的范围内，而是随着其特长来的。中国必须在好多地方求进步，而建设其新经济新政治以及一切。然而当其进步建设之时，处处离不开他的特长特短问题，他一定要通过了这些特长特短乃能完成其新建设。新建设既然具有如此背景和个性在内，当然是中国本位的，不成问题。
从前罗素曾为宝爱中国文化上之精神，主张中国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切不可损害其固有文化（语见罗素著《中国之问题》一书）。我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书内时为辩明云：
罗素以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中，必先文化问题；其言虽是，其计则左。中国问题原来是浑整之一个问题，其曰三问题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此问题中苟其一面得通，其他皆通；不然则一切皆不通。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此不必虑，亦不待言者。吾人但于此政治经济之实际问题上求其如何作得通，则文化问题殆有不必别作研究者，倘先悬一不损及文化之限定，而文化为物最虚渺，则一切讨论皆将窒碍，陷于落空，问题或转不得解决矣。
我从来研究中国问题，初未尝注意有所谓文化问题者。我注意到文化问题，是在研究实验（在河南山东乡村社会中作实验）新政治新经济的建设，才发现的。以前亦未尝不想到，但至此才亲切的发现；发现之后，亦不于政治经济以外别作一问题去研究它。我相信这态度是对的。
原载《民族文化》（月刊），194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