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文献记载看客家的起源和形成
《史记·秦始皇本纪》岭南为秦军略取，其统帅为屠唯。
《淮南子·人间训》“乃使尉屠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守南野之界，地望为今赣南南康至粤北南雄始兴。
《广州记》“五岭有揭岭之名，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一百五十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响，禄留家揭岭。”
《地名大辞典·揭阳山》“秦县揭阳，地括潮梅，跨至江西石城。史禄之后人，为汉揭阳令史定。”
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读史方舆纪要》“筑任嚣城放乐昌拢口，赵佗又在隔河二里筑城以控武水，筑万人城于中宿祯山。”赵佗又在龙川筑城居之。这批筑城者人数不详，但同期徙往北方边郡筑城可考者，少者三万户，多者五万户。
文帝诏曰“徙中县人与越杂处，粤人好相攻击之俗益止，中县人不耗减。”这是滴徙民以军屯的形式进行生产，保证其不减员。在屯区内，以中县人为主体，保持并推广中县语言、文化、习俗。
汉武帝元鼎五年“吕嘉等反，令罪人及江淮楼船十万师以讨之。”
《史记·南越列传》揭阳令史定降。又大批中原士卒南戍岭南，分驻于郡县及军事要冲。时南海郡领县六，番禺、四会、博罗、中宿、龙川、揭阳。而龙川、揭阳为今惠、潮、梅之地。 1956年梅州市北门岗发现的西汉古墓，墓砖上有太始三年，说明汉南来军人，在岭东屯驻。
唐干符五年龙川翰林学士韦昌明《越井记》“南越赵佗氏，昔令龙川时，秦徙中国之民于南方三郡，而龙(川)有中国之民四家(四族姓)，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凡三十五世矣。”
《唐诗纪事》“李桑与征客循州，宿韦思明家，思明年八十，与集征谈论至李涉诗，酷称善”。以上说明，闽粤赣边秦徙民之后裔，长时间繁衍发展，至唐代已形成保持中原语言，传统文化的社区，有些已诗书传家。
《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怀帝永嘉五年曰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这次北人南迁，人数众多，延续时间长达百年,而江淮地区则是最主要的移民接受地，这些移民被称为侨人。这种南迁是由世家大族领导的，这些世家大族以曹魏和西晋的中原名门，如王、谢、袁、萧等高门名族为首，南渡后形成了侨姓士族，掌握着政权，高居于社会的顶层。此外还有大量的普通北人也迁入江淮，形成了侨姓庶族。侨姓庶族不像侨姓士族那样享有特权，其中大部分人成为士族的佃客和私属。
《南齐书·卷十四·志第六·州郡上·南兖州》“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东晋元帝太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作为一种制度，给客制度的创立，其目的是在规定官员、大姓收容或庇荫免除赋役的佃户或佃客的户数，以增强皇朝国家的赋税徭役控制。给客制度的客指涉的则是脱离本贯的失籍流民。
至于客户一词虽然也出现在曹魏时代，如《晋书·卷九十三·王恂传》“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相对罕见，并不普遍。直到入唐以后，客户等名称才逐渐增多。
《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三零八》“盖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人士避地人岭表，子孙往往家焉。”流民多安置粤东。晋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置东官郡，《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二九七》“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表，多止兹土。”是言中州流人止放东官郡。由于流民不断涌入潮梅之地，东晋义熙元年分东官郡立义安郡。
《南越志》“义安郡有义招县，昔流人营也。”
《宋书》“义招以东官五营立。”又新设绥安县以安置流人。东晋南渡，士族集结大量宗亲部曲流徙南来，立营屯垦，中原流人集中居住，对保持中原语言、礼俗、传统文化是极其有利的。首领人物是士族，而绝大多数宗亲部曲则是人身依附的营户佃客。
《江西通志·舆论略·风俗》“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衣冠所萃，文气儒术为盛，闾阎力役，吟咏不辍。”可见客家地区重文教，讲究读书，与南来的中原士族带来华夏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
南北朝时，南北对峙，中原移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迁移人口约96万，大部分稳定在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赣南，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
《临汀汇考》“唐初置汀州，徙内陆民居之。”由此明显可见汀州称为内陆民实为中原汉族之移民。
陈朝建立，为了增加江东腹心之地的人口，下诏流落岭外的人回迁江南《陈书·卷三·世祖记》“天嘉六年三月乙末，诏侯景以来遭乱移...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义安郡是今潮梅地区，而梅州大埔亦设置流民营，说明很多人还到了岭南东部。
《九国志·卷二·安仁义传》“儒军大败，破五十余寨，以功奏授检校尚书左仆射、润州剌史....初儒之乱，士庶多奔豫章。”江淮混战大量人口逃往相对安宁的江西，改变了江西的居民结构，奠定了客家人的形成基础。
《谭全播传》“危在任七年，人物殷盛。”江西节度使危全讽管理江西，由于防守严密，兵灾和战火很少波及江西。作为距离江淮最近的江西省，成为了承接大量人口涌入的地区。
《九国志·卷一·秦斐传》天祐三年，钟传死，其子钟匡时立，钟传养子江州刺史钟延规投奔杨吴，秦裴率军进占洪州。
《九国志·卷四·周本传》周本在象牙潭擒获危全讽，彭玕逃往湖南，而虔州维持了十二年才被杨吴征服，其间应有很多人从赣北迁往赣南，使得虔州在唐宋之际人口增幅较大。
安史之乱后，唐朝末年的战乱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长时间的战乱使人口的南下脚步继续深入，比如福建汀州（今天的长汀）在唐代初辟，户口稀少，元和时（唐朝中晚期）只有2618户，到北宋初(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增至24007户，增幅高达817％。
而汀州在北宋太宗时期到神宗元丰年间，历时100年，户口增幅达239%，北宋末到南宋中叶宗庆元年间，又历时70年，户口增幅达168% 而这个地区为代表的区域正是后世福建客家土楼的主要分布地区。同样，广东梅州在太平兴国至端拱二年间，户口增长了684%,显然是外来移民的结果。
《元和郡县志》载，唐代开元时有29690户近十万人入闽。大批的移民入汀始于此时。由于中原汉人陆续流入，人口不断增加，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汀州位于闽西，与粤东、赣南接壤。最早有长汀、宁化、新罗等邑，地域广阔，纵横近400公里。据《通典》唐贞元时已有5330户，人口1.6万人。据《元丰九域志》载，宋神宗时汀州户数增至81456户，是唐代数倍。
客户具有侨寓他乡的含义《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之一九》“干道九年，十月一日，司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蔡洸言，镇江共管三邑，而输丁各异。有所谓税户，有所谓客户;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无产而侨寓的外乡人，由于居无定所，常随租佃的耕地而转徙，故又称为浮居客户，或称客人，并成为国家提供田地，以供安插定居的对象。
《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八·职田》“天圣元年七月诏诸处职田多不依条召浮居客户，却令公人及税户租佃。”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仁宗》“天圣元年七月戊寅又诏天下职田，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召客人者听，所收租仍不得加耗。若水旱，其豁租如例。”
《续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宋嘉祐七年二月·己卯朔·更江西盐法》“主盐既初，江、湖运盐既杂恶，官估复高，故百姓利食私盐，由是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这段话，证明大量人口从赣南迁到两广一带掳掠钱财和盐，最后甚至结成一个团体对抗官府的事实。
比较二则同出于宋人之笔的描述，陈一新《跋赡学田记》中言汀州“风声气习颇类中州”，而刘克庄《木绵铺》中言漳州“风烟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宋人眼中汀、漳二州虽境土相连，但方言文化迥然不同的现象已十分明显。
《方舆胜览》“(汀州)虽居南粤之穷辄，实有中州之雅俗。”
南宋时期赣州、汀州大量人口向广东迁徙《方舆胜覧·卷三十六·梅州图经》“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借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农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给废。”可知南宋以前梅州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
而广西东南成为宋代客家移民迁入的主要地区，南宋为躲避战乱迁入岭南西部的北方移民很多。《舆地纪胜》“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这些移民包括来自中原地区的士大夫亦包括大量的普通客家人，他们是较早迁入桂东南的客家移民。《容县志》“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衣冠礼度并同中州。”
南宋时期桂东南户口增长迅速，有力地促进了土地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甚至多次出现老虎因栖息地增加缩小而四出伤人的事件。据宋人蔡绦“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复甦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阿富汗篱笆，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不断变，加百物涌贵，而虎浸伤人。”
元末明初期间，复有大批客家移民自汀、赣二府转徙广东境内垦殖定居《嘉应州志》“故今之土著，多来自元末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询其所自来，大抵多由汀州之宁化，其间亦有由赣州来者，其言语声音皆与汀赣为近，其传次亦相上下，约在二十余世之间。”
明代嘉靖年《常德府志．卷六．食货志》“土民日敝，而客户日盛矣。客户江右为多，膏腴之田，湖泽之利，皆为彼所据。”
明代万历年《永安县志·俗产志》“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訾窳，好气而知足；琴江之民地，诗书仕宦惟数大家余皆力农。石膏壤沃野，自昔以为上田，无事粪之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县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长、兴、和、埔。远则江、闽。”永安居民近的来自附近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自江西、福建。
明代万历年《实政录．卷四．民务．查归流民》“州县卫所军民，除属里属甲祖籍祖居者，是为主户，虽系流来，而本州县卫所置有产业，但必入籍，是为客户。”
清代康熙年《永安县次志》，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真正意义上客家的文献。该志由永安知县张进箓修，屈大均纂，其卷十四《风俗》“宽得人习勤俭，衣裘罕缺，然不无外柔而内诈。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散佚逋赋。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
在屈大均《入永安县记》一文中，另有如下记载“自归善水东，溯东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泒。取轿历桥田、月角岭至义容屯......县中多闽、豫章、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风气所移，大抵尚勤俭，务敦朴，有淳古之风。”
《入永安县记》记载了屈大均受邀编纂县志，在永安各地走访的见闻。正因为是见闻，更能代表作者的所见所想。在这里，名曰客家变成了诸客家，并不具有自称的含义。考虑到受迁海复界的影响，当地人已形成对于来自惠、嘉地区外来者“客”的观念。
屈大均在完成《永安县次志》的编纂后，对其业已完成的《广东新语》进行了增补，继续论述永安的风土人情。与《广东新语》并称为清代岭南史料笔记两大名著的《岭南杂事诗钞》中同样论及客家，文后自注中写到“惟语音与土著迥不相同，故谓之客家。”
赣南方志中的客籍与《永安县次志》成书几乎同时，赣南地区的方志中也出现了客的称谓。康熙五十年《潋水志林》中，兴国知县张尚瑗：“岭峤四冲，土著少而客籍多。民俗买田则立户，立户则充役。侨寓流移，襁负担簦，春来秋去，着之以名籍，惴惴乎？”
清代干隆年《石城县志》“邑大户土著为多，万干恐势不能胜，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侯，结党惑众。名纲义，约王振，初名集贤会，纠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将移民称为客纲、客户，再次表明了在清前中期的赣南，客是作为一种他称而存在。
清代嘉庆年《新安客籍例案录》“新安县复界后，地广人稀，招徕异籍民人，佃垦地亩，其时有本省韶、惠、潮、嘉及闽省漳、汀各府属民人，亦各先后踵至就耕。”
清代嘉庆年《钦定学政全书．卷四十一．寄籍入学》“查客童等祖父于顺治年间，因招垦军田，自惠潮来莞，入籍一百余年，滋生已七千余户。”
广东和平人徐旭曾作于嘉庆二十年的《丰湖杂记》被认为是客家人的宣言。文中写到“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从之，寄居各地......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徐旭曾为嘉庆四年进士，辞官归里后先后掌教广州越秀书院和惠州丰湖书院。他称客人为中原衣冠旧族，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是客家文化精英主动论述自身的开始。
清代道光年《佛冈县直隶军民厅志．卷三．土俗》“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时立籍者，为土著。国初自韶、惠、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
林达泉为广东大埔人，字海岩，曾于同治年间任台湾府淡水抚民同知，林达泉《客说》“客为唐虞三代之遗，辟乱而来，而大江以南因有客家。”
嘉应州人黄遵宪《梅水诗传》序言中写到“余尝以为，客人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盖考之于语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诬也。”此外，在《己亥杂诗》《古香阁诗集序》等著作中，黄遵宪反复论述客家的来源和历史。
清代光绪年《嘉应州志·方言》“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刊印，由洪仁玕撰写的《资政新篇》中，直揭当时接受韩山文传教而信道的客方言人群为客家“瑞国有一韩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与弟相善，其人并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羡其为人焉，爱弟独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县地也。”
清代光绪二十七年《兴宁县乡土志·人类篇》是一篇极具客家意识的论述“邑中人类，本中原衣冠旧族。宋南渡时，播迁转徙，多由闽赣而来，语言风俗与土著异，故当时土著称为客家。厥后由县转徙他方者，遂自称客家，而并无改其语言风俗，示不忘本也。考据家谓其语言多存古音，风俗犹有古礼焉。”
清代《清稗类钞·客族〉记述四川客家人的源流，“四川成都多广东嘉应人，其入蜀也，始于粤寇石达开之率众西行。石败，众溃散，石军多嘉应人，遂旅蜀不返，娶妻生子，比于土著矣。惟其语言则数十年来一直沿用不改，故成都人群称之曰客族”。粤人称为客家话，所谓“嘉应人在其本州岛所操之语，粤人谓为客家话，盖亦非嘉应土著也。”
清代《清稗类钞·方言类》“广东有客话，广东之南雄州，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州五属，以及广州之花县，龙门，清远，潮州之大埔，丰盖等以其后至，故称其人曰客家，乃遂以其言为客话。其语之节奏句度，较之内陆不甚相远，实与六朝音韵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