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初到鄂豫皖，不懂方言、打仗吃亏，特委请求中央：换总指挥
1929年5月初，黄麻起义副总指挥、红十一军军长吴光浩不幸牺牲，一颗将星由此陨落。中共鄂东北特委致信中央，紧急要求增派军事干部：“（鄂东北）红军没有负总责的人，如果白色恐怖一来，十分危险，请中央速派一个总指挥来。”
鄂豫边区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担负着打通大别山、连接鄂豫皖三省的革命前途。去那里负责军事工作，必须要有一定的资历、威望和能力。
对于红十一军总指挥的人选，中央军委经过慎重研究，想起了正在上海的徐象谦。
徐象谦1901年出生，山西五台人，黄埔一期毕业生。
从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到北伐战争，从广州起义到创建海陆丰红色区域，徐象谦几乎参加了中共早期领导的所有重大军事斗争，而且是从战火中一级级提升起来的指挥员，这样的指挥员最具实战经验了。
徐象谦还有山区工作经验，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徐象谦跟随起义军撤退到莲花山里打游击，坚持了一年多时间，期间还被提拔为红4师师长。1929年3月，徐象谦按照上级要求，秘密撤出莲花山转入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黄埔时期的徐向前
在上海时，徐象谦一再请缨到部队去，只要是红军的队伍，无论去哪里都行。
军情如火，5月底，秘密交通员告诉徐象谦，中央已经决定派他去大别山领导军事工作，那里已经有了一小块红色根据地，还有了一支红军队伍。几天后，徐象谦化装成商人的模样，经上海、武汉、黄陂，经秘密交通员护送，进入根据地。
新任总指挥来了，徐象谦受到鄂东北特委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徐象谦到边区后，根据谐音将自己改名为徐向前，寓意是一直向前，永不回头。
中共鄂东北特委分配徐向前任红十一军第31师副师长。吴光浩牺牲前，一直担任红十一军军长兼31师师长，特委考虑到吴光浩同志是黄麻起义和这里红军、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在边区享有崇高威望，他牺牲不久，还没有对外宣布他的死讯。徐向前名义上是红31师副师长，实际上却要担任起全师的军事领导责任。
徐向前带着一腔热血来到鄂豫皖，想与当地同志一道，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最初在鄂豫皖的工作却并不顺利。徐向前主要面临着三个严峻问题：语言不通、职权混乱、国民党军的重兵“会剿”。
徐向前山西口音浓重，当地人听不懂他的山西话。要命的是，他也听不懂当地的黄安方言。刚到鄂豫皖时，因为语言障碍闹了许多笑话。
一天，两个老木匠希望参加红军，负责招兵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年纪太大了，不愿意接收，这两个老木匠就围着师部嚷嚷。工作人员无奈之下只能找徐向前反映情况：“师长，这两个'博师’赖着不肯走，非参军不可！”
徐向前看着两位满面黝黑、衣衫褴褛的老木匠，说道：“山沟里哪里来的博士？”正巧党代表戴克敏路过，他捧腹大笑，原来黄安当地称木匠为“博师”，徐向前不懂黄安土话，错把“博师”当成“博士”，自然弄出了笑话。
还有一次，部队特务队出去打土豪，缴获了几千块银元。特务队长回来后兴冲冲地对徐向前说：“师长，走火了，走火了！”徐向前还以为特务队把房子烧着了，批评了特务队长，还让其写检查。特务队长一头雾水，发牢骚：“走火了，咋还挨批评？”
戴克敏眼看徐向前又理解错了，忙解释说“走火了”是黄安土话“撞大运”的意思，徐向前意识到自己又弄拧了。
除交流不便外，还有一个令他感到受束缚的大问题是部队与特委的职权设置。
徐向前虽然是副师长和红十一军军事上的领导者，但他不是中共鄂东北特委委员，因此无法参加特委会议。鄂东北特委的决定、指示，一般由参谋长曹学楷告诉他，特委分配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带兵打仗就打仗。
这样一来，徐向前的角色就很奇怪，他虽然是军事领导者，但受领任务得听从参谋长曹学楷的指挥，作战的时候是个司令，平时则做着司令部参谋的事情。而且听取汇报、发表意见，都得靠党代表戴克敏用半生不熟的北方官话翻译。
徐向前在行使根据地实权的鄂东北特委中没有话语权，以致于他的意见有时候不被重视，这种职权上的混乱，很快在三次反“会剿”中显露出恶果来。
第一次是“罗李会剿”。罗指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罗霖，李指河南土匪部队李克邦的暂编第二旅，“会剿”于6月底发起。由于鄂东北特委没有及时掌握敌情，红31师仓促之间只能集中两个大队应战，根据地群众在“会剿”中遭受较大损失，数百名党员和群众被杀，将近一半以上的房屋烧毁。
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徐向前建议部队向北转移，先打实力较弱的李克邦的暂编第二旅，但鄂东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却抱怨徐向前作战犹豫，还指责徐向前不应该委婉地批评特委“请你们去把兵运做好，多给我们送些子弹来，我们就打。”
第二次是“鄂豫会剿”。1929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命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统一指挥湖北、河南驻军对鄂豫边和豫东南两块根据地同时发动攻击。
围绕破敌方针，红31师与鄂东北特委又发生分歧，徐向前不主张硬拼，建议寻找敌军缝隙跳出包围圈，可特委和军队在打不打的问题上闹矛盾，发生争执。徐向前对此记忆深刻：
“那时，敌人一来，地方上（鄂东北特委）总要求我们打，生怕我们不打。说来说去，无非是怕丢地盘，怕打烂坛坛罐罐。”
第三次是“徐夏会剿”。徐是指驻扎在河南信阳的徐源泉第四十八师，夏是指驻扎在湖北麻城的夏斗寅第十三师，“会剿”仍然是南北对进，企图将红31师聚歼。
根据地连续遭受两次敌军摧残、损失惨重，特委要求红军这次不能再“装孬”，要正面迎击敌人，还送来了一股四五百敌人的行动情报，徐向前遂决定打一次伏击。
可是不曾想，特委送来的情报不准，敌人足足有近两千人。红军兵力不足，被迫边打边撤，付出了很大代价。徐向前的同学，黄埔一期的桂步蟾在此次战斗中牺牲。
从1929年6月到10月，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虽然未能达成其消灭红军的目的，但是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损失，大量共产党员和苏区群众被杀，农具、粮食、耕牛、财物被运走。
在三次反“会剿”中，徐向前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既有人生地不熟的因素，也有语言不通的关系，还有指挥体制上的缘故。
鄂东北特委认为这三次反“会剿”战果不大，得不偿失，于是把这种不满发泄到了徐向前身上，特委连续两次报告中央，要求改派总指挥，“请中央火速派一负总责的得力同志来，指挥一切工作，并且非派来不可。”曾专程去上海迎接徐向前的鄂豫边特委宣传部长何玉琳也向中央恳求：“请再派一能负总指挥责的一人前去”。
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军委相信徐向前的能力，深知眼前暂时的困境不过是一段必然要经历的“磨合期”，中央对于徐向前一如既往的信任，并没有撤换人选的打算。
但徐向前要想获得根据地军民的信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处变不惊，这既是兵家的信条，也是徐向前的风格。
在遇到质询、怀疑甚至挑剔的时候，徐向前保持着内心的镇定。他知道自己作为外来干部，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需要一个过程，关键是要抓准时机，用漂亮的战绩打开局面。
机会很快就降临了。
为了统一大别山的苏区根据地，中央决定将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等地，与河南的商城、光山、罗山等共8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中共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新的鄂豫边特委要求部队认真总结军事斗争经验，制订今后的发展方针，任务交给了徐向前和党代表戴克敏。
徐向前受过系统的军事培训，在军事理论的总结提升上有独到之处，他把此前在广东海陆丰、莲花山从事游击战的经验和大别山三次反“会剿”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用七天时间系统总结了三年来大别山红色武装的建军思想、组织制度、内部编制和作战原则，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和一整套战术原则。归纳起来，就是四项任务、七条原则和十条纪律。
游击战七条原则是其中的精华，其大意是：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些作战原则，虽然非常简单、质朴，但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它与毛泽东、朱德总结的击战术十六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徐向前后来说：
“这一套，不是上面规定下来的，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带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搞起来的。……黄埔军校哪里有睡稻草、上门板的？打仗哪里有三发子弹的！黄埔军校的东西，是一般军事常识，在这里是另外搞的，靠自己摸索。”
这几条经验，言简意赅，易学易记，很受红军将士欢迎，他把指战员朴素直观的游击口诀提升为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原则，显示了耀眼的军事才华，赢得了第一缕尊敬的目光。
1929年11月20日，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徐向前提交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众望所归的徐向前顺利当选为特委委员，负责领导军事和兵运工作。在随后召开的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把徐向前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他便能发挥出自己全部的能力，很快徐向前又以辉煌的战绩树立起自己军事上的威信。
1930年二三月间，中央决定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的红军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并委派黄埔一期生、北伐名将许继慎为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许继慎率二师、三师展开行动，徐向前率一师向平汉路出击。
徐向前首战杨家寨，消灭川军郭汝栋部，部队从800人扩大到1200人。次战杨平口，毙俘敌军1200余人，缴枪千余支，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部队也扩大到1500人。三战花园车站，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钱大钧教导师一个团1400余人被红军解除武装当了俘虏，红军红一师扩大到3000人。
而同期，二师、三师人马加在一起才有1800余人。徐向前的红一师，成为大别山里当仁不让的绝对主力。
更为重要的是，徐向前的军事行动完成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质变，相继采取了攻点打援、远距离奔袭、迂回包围等新战法，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大规模的运动战的过渡，这标志着鄂豫皖的红军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再同党史部工作人员谈及此时还说：“这些战术是形势逼出来的。否则便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不能打胜仗。
作为带领部队步入新阶段的领军人物，徐向前以其厚重的人格、踏实的作风、缜密的思维和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风格赢得了全军将士的尊重，在战火中树立起巨大威望。
大别山里的苏区群众和红军战士们，都知道只要跟着徐向前打仗就能不断取得胜利，而且很少吃亏，所以日渐对他有很浓烈的依赖感，乡亲们和战士们都已经拿这个山西人当自己的当家人了。后来鄂豫皖特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也写道：“一般士兵都信仰象谦（徐向前）。”
徐向前终于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可以完全伸展自己的拳脚，到1931年11月7日成立红四方面军时，徐向前已经成为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的军旅生涯由此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和巅峰。
徐向前带着这支大别山子弟，转战鄂豫皖，西进川陕，北上陕甘，最高峰时曾有八万兵力，他始终是这支英雄部队的最高军事领导者和实际上的精神领袖，是红四方面军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
1955年，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被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