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岩学舍（39期）赵宗汉回忆录（二）
四、新的生活
当学徒打工受尽了折磨，1952年春节过后，我自己买了一个优质风箱，带二弟赵宗恩为学徒，在耀县南街租房打铁，走起了自己的路，生意倒还可以。几个月后，解放军炮兵八团来到耀县，南街到处住的是部队。他们的到来，使我的小铁匠炉生意更加兴隆。开始时，我给部队做些灶具，如打些菜刀之类。后来，部队修操场、盖营房，需要许多工具，兄弟俩的活更多了，便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再后来，操场上要增加的运动器材，如球环、扒杆环、木马架等都交给我们做。这一年的收入，相对往年来说，是比较丰厚的。
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把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是走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是国家当时的统一政策。那时，全县大搞群众运动，组织工商界人士排成三路大队，前有锣鼓队、秧歌队，后有工商界人士，脸上化妆，手里拿着小红旗，大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等口号。
就在这时，老伴带着三岁的女儿金娥来到了耀县。
赵宗汉老伴李素珍
在大搞群众运动的背景下，上头组织报名登记、评资定级，把各家各户的小私有工具财产，统统收走，归集体所有，我兄弟俩自然也不能例外。县里又组织铁匠炉48家，搬到一个大院，盖工棚，统一生产，统一管理，挂牌为“耀县第一铁业生产合作社”。这时我二弟不想参加这个合作社，便提出了申请，经组织批准后，返回了老家。
那个时候，铁业生产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力，工具只有风箱、铁锤等。师傅工资最高的为每月48元，徒弟工资高低不等。工资实行计件加奖励，完成任务者，付给全月工资；超定额者，按件计资；完不成定额者，按件扣去工资。但定额不固定，如果本月工人干劲大，效率高，那么下月定额就加大。用这种办法，降低了产品的成本。
当时所有的产品，全部交给县里供销经理部，由各个供销社销售。那时领导没有经验，只知降低成本，忽视质量，结果造成产品质量差，卖不出去。两年后，铁货大量积压，铁业社停产。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将部分工人调到外厂，我和另外几人被调到富平火星铁业社，即后来的富平第一机械厂。
富平火星社，设备简陋，只有两台旧皮带车床，用柴油机带动铁锤打铁，铁锤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旧锤，基本上仍靠人力。这里仍是计件工资，完成任务者，月工资48元；任务完不成，则要扣工资。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的生产设备增加，定额也一改再改，厂方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党团员带头，利用各种宣传方法，如黑板报、大幅标语等鼓励先进。厂里实行月评、季评、年评，每个车间，只能评一个先进生产者，评出的人，披红戴花，登上讲台，介绍个人先进经验。他们不管工人具体状况如何，只知道鼓励大家争先进，批斗落后工人。我亲眼见到，厂里最先进的小伙被累得口吐鲜血。
五、困难时期
大跃进是毛主席的号召，是国家的决策，全国人民都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工人更是一马当先，厂方领导也改革生产制度，由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十小时。领导各自分工，深入各个班组，亲自指挥，班前布置任务，班后督促大家进行统计，并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表扬批评。大跃进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太不切合实际，以致最后发展到虚报成绩，搞浮夸风。
58年，毛主席号召全民大炼钢铁。毛主席曾说，有了钢铁、粮食这两样东西，啥都好办了。于是全国上下，全民动员，声势浩大。那时我年龄合格，技术过硬，还肯吃苦耐劳，在钢铁指挥部的领导下，我用土法上马，就土建炉，连夜奋战。我手拿铁钳，能夹动十多公斤的铁锭，多次受到表扬。
厂方规定全厂工人不准在家吃饭，因为市民粮食标准低，怕工人吃不好。厂方食堂是新建的，设备齐全，因粮食标准不一，设有五个窗口，每个窗口提供一个粮食标准。饭票多次更改，最后改为每人发一个一小册子，规定得很具体，每月分一号到月底，每天又分早中晚，早上不能吃中午的，一号不能吃二号的，每天的饭被卡得死死的，并且饭票丢失不补，过期作废。当时工人说“贼来不怕，客来怕”，意思是说害怕来客人，因为来了客人，没有饭让客人吃。
那时的政治，没人敢说一句抱怨的话。吃不饱饭，也只能忍着，否则将视为对国家政策不满。如果抱怨被发现，轻者当天在小组会上批评，重者全厂将开大会进行批斗，并给此人戴大帽子、划右派。干部每月28斤粮，经常在会上讲，粮食吃不完，饭吃得饱。可是工人们却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食堂的管理人员，也有许多问题。我在本厂8年，食堂的管理人员中，先后揪出了三个贪污分子，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大量贪污全国通用粮票，有的数额巨大，而这些都是工人的口粮。当时的粮票是钱买不来的，比钱还重要。
1961年时，部分年龄大一点的工人，因缺乏营养，得了水肿病。有水肿病者，厂方开介绍信，经医生批准，可买三合粉一斤。什么是三合粉？是麸皮和玉米芯面掺合在一块儿，用油炸一下再磨成粉。
后来厂里生产瘫痪，将部分工人下放。多数工人自行离职，跑到青海、兰州等地打工。写到这里，我不由地落下了眼泪，好久没有平息，许多往事一下涌到了眼前。
我在富平机械厂长达八年，工资还是原来的48元，一分没加。在这八年中，每天生产、开会、搞卫生等，都是披星戴月，我早上满天星时上班，晚上满天星时回家。这种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多次交申请要求下放，都没有批准，家属孩子，也吃了不少苦。生活确实撑不下去，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有这条命。老伴也吃苦耐劳，几年中给人洗衣服、做衣服、缝被子、纺线织布，赚钱养家糊口。
六、离职谋生
1962年春节过后，经过全家商量，又考虑了朋友的意见，我决心离厂，走向农村。在机械厂将要饿死的我，要逃一个活命。因为在耀县乡亲多，人比较熟，我便返回了耀县。
前边讲过我在富平机械厂8年的风风雨雨，那时没人敢说厂方领导有问题。而后来厂里食堂出现几次贪污大量粮票的事件，对工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食堂揪出的贪污分子，经大会批斗，最后由国法处理，这都是事实。自行离职，是我实在无路可走，才选择的求生之路。可是厂方领导不总结他们的缺点，不考虑工人的劳苦，却说什么这是党的暂时困难，说我们这些人经不起考验。现在想起来真叫人痛心。
那时农村正大搞土地深翻，对铁锨的需求量较大。经乡亲介绍，我联系了耀县调桑公社寺沟塬大队，并达成了双协定，材料由大队供给，每打一张铁锨，工资3元，要求质量高。我提出吃饭不出钱、不定量，另外每月再给3斤油、60斤面，解决家里生活问题。就这样定下来，我每月工资200多元，铁锨质量好，干部群众也都很满意。
半年后，我去找原来厂里的领导，领导却说我未经批准，私自到农村，按自行离职处理，下放金一点没有。就这样，两句话便将我甩出大门。离厂四十年，我总是回想这件事，心里这个疙瘩一直没有解开。我始终想不通，他们怎么可以用“自行离职”四个字，就毫不留情地将我甩出大门。而有些领导贪污公款，犯了国家王法，却还能享受一切，这太不公平了。
后来我把城市户口迁到了农村。两年的时间，我打了800多张铁锨，还做了约1,000多件其它农具，这个大队的社员，每家每户每个人在农具方面都达到心满意足了。
1964年春节过后，我要求大队在时间上给我一点照顾，因为我想到别的村打铁。经大队同意，收入归己，大队分给口粮（当时农村分配，是按人口、工分四六比例分的）。于是我联系牛村（现居住地），另找徒弟，利用农户家的废旧农具作为材料打铁活。我做的铁活质量好，每家都喜欢要。牛村6个生产队，我一下干了10个月。
当时社会上木匠干一天活工资2.5元。我做铁活是计件，同时我的手艺好，做得快、质量高，又舍得出力，每天工资平均达到25元，这10个月净收入7,000多元。牛村大队干部看在眼里，认为我是个能干的铁匠，要求我全家迁入该村，并说这里土地面积广，每人平均3亩地，分配口粮高，一口人自留地半亩。我和老伴商量后，同意迁居牛村。
迁往牛村后，心情比较好。当年县上修水利，耀县有名的高而源、桃九坡两大水库和渠道工程先后开工，全县12个公社各有任务。公社指名道姓，叫我把打铁工具搬到工地，修车子和工地的用具。每月修的用具不等，按月计算工分。
生产队长王占全，不同意给我按月计工分。说我贡献再大，也是为县里办事，生产队却要遭损失。因为那时工分是队里社员凭工计分，我在工地上计了工分，就要分生产队的粮食。在会上队长说，农民种地有不少技术，说什么提耧、芟麦、入麦秸，扬场会使左右锨，赶车能打回头鞭，这和打铁一样，都算农民技术。他把我定为一天六分工。这下我可苦了，夏季按四六分成，全家六人分小麦96斤。在水利工地一年，年底结算，没有多大收益。这年的生活，困难大了，因为没有粮食，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到黑市买高价粮，有时粮食买不到，全家人饿得不行，便求朋友借钱，买了羊杀羊吃羊肉，一个夏天杀了四只羊。群众嘲笑说，老赵六分工，生活高啦，日子美啦。
七、梦萦故土
由于我在水库工地上干活，挣了工分，需要生产队拿粮食，加上那段时间和村里人接触少，为他们办事也少了，村干部对我有了看法，群众对我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好像我优点全无，缺点重重。有人说你头顶陕西、脚踏牛村，这里究竟有你的啥？连我的名字都改了，有的人见我不叫赵师傅，叫“河南蛋儿”，孩子在校，也是如此，被叫做“河南蛋儿娃”。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想念家乡？于是我思想转变，决定回老家盖房，不在陕西落户。常言说得好：“井底蛤蟆爱井”。我爱老家的父老乡亲，我爱河南的一草一木，我决定尽最大力量回家盖房，再不受人欺负。
春节过后，正月初六，我返回老家。
老家大门
经过仔细查看，我选在我家东头大院西半边盖房。买木料、拉石头、拾撂礓，全家动手，共用40天时间盖成五间新房。按孟津农村的说法，新房的式样叫鹌鹑尾房，一共5间，有5门5窗。这下我沉重的心，总算落地了，终于后半生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处。谁知前方的路还是黑的，还长着哩。
女儿金娥是在牛村学校初中毕业的，想升高中。当时学生升学，是从学校员工、大队干部、贫下中农的子女中推选升学，不管学习成绩如何，只看家庭成分、历史背景。而我是贫农成分，工人出身，历史背景也没有问题，却没有推选上。回家后孩子痛哭，大人也不高兴。当天晚上我去找校长问情况，去时拿了几件铁活，是我亲手打的农具。校长一见，便知我的来意，笑脸相迎，烟茶招待，没等我开口，就说：“你来的意思我知道，是想叫娃升学，你放心好啦，叫孩子上高中就是了。”金娥高中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并加入了共产党，还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到现在已有20多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3年过去了。这3年中间，我每年都要回河南老家两三次。一次收到加急电报，说父亲病重要我速回。回家后父亲病情好转，我买木板、叫木匠、做棺木、买送老衣，把父母老时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办完。半年后我又收到电报，说父亲病故速回。到家后，因坟地有问题，将父亲灵柩埋村外。老母也年老体弱，我每次回家，总是要背一袋面。到母亲去世，父母埋入老坟，我想他们在天之灵也该入土为安了。
小时候，兄弟4人相依为命。常言道：“好兄弟没有一生情谊”。随着时间的改变，我们也都大啦，应该分门立户，重建家园。于是，经过商量并征得大家同意，我们分了家，各自得到分单。
堂兄赵宗武（右3）和赵宗汉（右2）兄弟四人合影
这是1966年的事情。记得一次，我过了春节回老家，到大姐家去，姐一见大兄弟从陕西回来，怎能不高兴，笑面相迎，热情招待，先打鸡蛋，后烙油馍，吃饭中间，问长问短，甚为高兴。饭后，我仔细查看了大姐家的缸缸、坛坛、盆盆、罐罐，认真估计她家有多少粮食，按人口算，确实差得很远，不知她们后来是怎样过来的。
两处相比较而言，河南生活水平低，陕西比河南好。如迁回老家，是自找苦吃，这样回老家的迫切愿望，又发生了变化。
（该文分3期发出。已发1-2期，第3期待发）
该文整理者简介：赵雅坦，河南孟津人，硕士、洛阳理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