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弱势群体”老板、投资人说句话

最近一段时间，裁员是关键词。

京东、锤子、摩拜、美图、得到、科大讯飞等等，至少有近20家科技公司或明或暗地传出裁员或降薪的消息，任正非在最新发表的一次员工讲话中更是提出“华为要放弃平庸的员工”，似乎也在为华为大规模裁员提前吹风。

O2O、互联网金融、区块链、共享单车、人工智能……烈火烹油式的喧嚣似乎就在昨天，为何冬天一下就来了？或许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创业者、从业者都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薛兆丰在他的《经济学讲义》曾提出一个问题：谁是企业中的强者？通常人们以为是BOSS，但他却称，是劳动者。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科学，因此，谁对资源拥有更主动的权力，谁就是强者。以此来分析，资本或者企业的所有者从投入资本的那一刻起，他的资源便没有了自由和退路，也无法完全控制劳动者如何使用资源，而劳动者或者创业者的资源是自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要听资本支配，但实际上，是全力以赴还是偷奸耍滑，他对此拥有绝对权力。

这是一个和常识不同，却很能解释目前裁员潮的理论。当资源被滥用、被牵制、被支配的时候，资源所有者是弱者，因此应该拥有指挥别人的权力，但如果你放弃这种权力，或者没有足够的制度来保证自己的权力，通常结果不会理想。同样的道理，当劳动者滥用了自己的资源，或者获得不匹配的收入，最终，经济规律会来纠正一切。

如果仔细分析今年冬天裁员的对象，会发现程序员是主要群体。为什么？因为创业者们在几年前的创业潮中，开出了不合常理的薪资条件。2015年底，在本报一篇关于薪资的调查中提到，有二三年工作经验、名校毕业、在BAT绩效排50%的人，年薪35万是标配，应届毕业生20万年薪是“白菜价”，而当年上海的平均工资为71268元。

并不是说码农不应该拿高薪，而是这种高水平的薪资待遇，是建立在虚火旺盛的创业潮所引发的不真实供给与需求之上。当创业者在和BAT争夺程序员时，创业者成为弱者，程序员变为强者，一部分原本只能算是通用资源的程序员，获得了专用资源的价格。

然而，当经济下行，现金为王时，用钱堆出来的市场，泡沫一个个破灭，当潮水最终拍到沙滩上时，这些沙雕的城堡便如散沙一般随潮水退去，最终，裸泳者被留在了沙滩上。

同样，拥有“理想”和“情怀”的创业者，对拥有资本的VC而言，是强者。

共享单车便是最典型的案例。

尽管戴威说“跪着也要活下去”，但事实上，在AI财经社《戴威 官威依旧》的文章中提到，在ofo惨淡经营、勉强维生的2018年下半年，自称“在痛苦和绝望中坚持着”的戴威，“消失”的那段时间其实是带着同为“官二代”的妻子出国度蜜月。对于一名90后创业者而言，这次创业就算失败，也不过是人生长河前半段一个值得纪念的经历罢了，但谁来为数百亿被消耗的资本、到处报废的小黄车、数千万拿不回押金的用户买单？

当摩拜被卖于美团时，胡玮炜曾言，资本是助推你的，但最后你都得还。当她说出这句话时，显然比当年说“失败了也没关系，就当作一场公益”时，明白了滥用“强者”地位的后果。

相较于描写悲情的裁员、企业倒闭的报道，我更想看到的是，那些看起来风光一时、手握重金的投资者，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创业者毫不留情地挥霍着资源、用大量无谓的消耗创造市场时的心情。

恼火吗？肯定的。无助吗？活该。为什么？因为他们放弃了自己作为“弱者”对制度和管理的权力。

ofo的失败，曾引发出一场对“一票否决权”是否该背锅的讨论，结果，滴滴、阿里谁也不承认自己使用过这个权利，而戴威在2017年底ofo与摩拜合并的关键时刻，使用了此权，叫停谈判。

当原本就是“强者”的创业者，拥有了更强大的制度力量，“弱者”投资者的溃败，自然并不稀奇。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华为的成功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任正非从来都认为“华为终将倒下”，这种对自己“弱势地位”认知的危机感，“迫使”他一直用看起来苛刻、不近人情的制度来应对潜在风险：新《劳动法》颁布后，全体华为员工重新签订合同，从零开始计算工龄；2017年，陆续清退“35岁以上的交付人员；如今，放弃那些“平庸的员工”……短期看，对员工心理、个体损伤较大，长期看，企业通过一次次“体检”，始终保持着狼性和强大的竞争力。

再有两周便是春节，对很多人来说，或许正是年关难过之时。尽管新的一年依然有诸多不确定，但信心依然需要有，关键是如何打破固有思维。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强者”和“弱者”的地位是不停变动和博弈的，尊重“弱者”的资源，让自己的资源变得更稀缺、更具有竞争力，才是“强者”的应有之义。

编辑：挨踢妹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