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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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只是说这两本书存在翻译问题，但是现在可以说这两本书真的是翻译的极其差劲。因为《合法化危机》很多文本内容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有重合，所以两相对比，一下便可知翻译质量。在本文中，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科学中的“危机”概念的考察出发，对系统论的种种论点与论述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脉络出发，哈贝马斯试图提出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并以此来分析自由资本主义危机产生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再从这样一种分析出发，进一步考察其所处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倾向产生的根源所在，在此过程中，进一步探讨由马克斯·韦伯阐发的“合法性”相关问题。一、系统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危机”概念简要的词源学考察，哈贝马斯指出，危机常常被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而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这一含义在古典悲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古典悲剧中所形成的危机概念和救赎历史中的危机概念是一致的，这种思维方式经过18世纪的历史哲学，渗透到了19世纪的社会进化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马克思首先提出了一种社会科学的系统危机概念。我们今天就是在哈贝马斯的概念背景下来讨论社会危机或系统危机的。不过在这里，哈贝马斯并不想用另一种对马克思危机学说的阐释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救赎历史，他的目的是要全面引入一种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 在引入这种危机概念之前，哈贝马斯对当前社会科学中的系统论的危机概念作了简要评述。根据这种系统理论，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须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哈贝马斯指出，由于很难用系统理论的语言来明确界定社会系统的界限与实存，因此，系统论的社会危机概念引发了人们对于其解释力的根本性怀疑。也就是说，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两个概念来自不同的理论传统，两者的涵义也大有不同：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而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 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都很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把它们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进化表现为三个层面，即生产力的提高、系统自主性（权力）的增强以及规范结构的变化。系统论在其分析框架中，通过降低环境的复杂性而把社会进化限制在权力（系统自主性）增长这个唯一的层面上。哈贝马斯指出，如果把生活中文化再生产结构中的有效性要求，诸如真实性、正确性等理解为控制媒介，并且把它们和权力、金钱、信任以及影响等放到同一个层面上，它们就会失去其通过话语而能够得到兑现的意义。系统只会承认经验实践以及经验状态属于它的对象领域，因而必定会把有效性问题转化为行为问题。这样一种行为理论造成了规范结构与有限的物质条件之间的背离。 哈贝马斯认为，相比于系统论所阐发的各个现时性存在并运行的系统，社会系统具有历史连续性，对社会系统的历史分析，是考察不同社会形态之下社会各个系统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因为，社会系统的理想价值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价值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系统整合非规范要求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系统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特征，同时还为各个分系统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原则。在理想价值中，社会生活的文化定义与系统论对于生存命令的重构是相互联系的。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为分析这种联系提供了概念与方法视角。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由基本的组织原则所决定的，这种组织原则为社会状况的改变提供了抽象可能性。接下来，哈贝马斯想要分析的，就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与社会组织原则概念。 二、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 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系统具有三个普遍特征：第一，社会系统的环境可分为三个部分：外部自然与物资资源、社会系统、内在自然或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亦即自然、社会与人。在面对外部自然时，社会系统用（遵循技术规则的）工具行为来捍卫自己，在面对内在自然时，则用（遵循有效规范的）交往行为来捍卫自身，这便是生产与社会化两个社会发展过程，系统自主性（权力）的扩大取决于另外两个层面的发展，即生产力（真实性）的发展和规范结构的改变（正确性和恰当性）。这两个发展过程都遵循可以用理性加以重构的模式——生产力的发展遵循着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规范结构的转型与发展同科学技术的历史一样也是一个定向的发展过程，遵循着一种模式，从而使人们有可能用理性对下面所列举的规律加以重建，即与宗教领域的世俗领域的扩张、从他律到自律的发展、从宇宙学到纯粹的道德系统、从部落式的地域主义到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取向、信仰方式的反思性不断增强，即从作为直接体验的取向系统的神话、教诲、启示宗教、理性宗教、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从个体发生的层面来看，道德意识意识的发展逻辑上有着一种相似的模式，只要传统还保持其连续性，集体所达到的道德意识程度就像集体所获得的知识一样是不会被遗忘的——即马克思所言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因而也就不能排斥“道德意识”发展的倒退可能。 第二，生产力、控制能力以及世界观（乃至道德规范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社会文化生活的再生产形式在其中显得很不相称：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地扩大社会系统的偶然性领域，而解释系统中的进化动力并不是总能提供选择上的优势。随着社会组织形式当中的系统自律的增强以及复杂性的相应提高，已经变成桎梏的规范结构就自然会被打破，失去控制意义的规范结构会被淘汰——在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还可以不断地看到这个过程。但是，也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即生产力的提高会加强系统的权力，因而压缩了道德与价值规范的变化范围。社会系统的理想价值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但是理想价值的变化受到了世界观结构的发展逻辑的限制，而世界观结构的发展逻辑并不一定受到权力（系统）增长的支配。与此相关的是另一个社会特征：内在自然并不像外部自然那样属于系统环境。社会也是系统，但它们的运动方向并不完全遵循系统自主性（权力）的扩张逻辑，相反，社会进化是沿着生活世界的逻辑进行的，其结构是由语言产生的主体间性决定的，并且建立在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基础上。 第三，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他对社会系统构成要素的描述是正确的话，控制能力的变化就应当取决于对外部自然的控制和对内部自然的整合的不断增强，这两个层面上的进化是以定向形式的学习过程出现的，而学习过程则是在通过话语可以兑现的有效性要求的引导下进行的。在这里，哈贝马斯引入了皮亚杰、米德等人的发展心理学、互动理论以及语用学思想，对个体通过话语交往与互动的反思性的社会化学习过程进行了考察。在社会进化过程中，通过在理论层面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学习，学习过程与有效性要求被联系在一起，而有效性要求可以通过话语来实现。从非反思性学习行为语境到反思性学习行为语境的发展过程同时是社会进化的过程。一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学习水平可能取决于社会组织原则是否允许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分化开来，以及是否非反思性学习向反思性学习的过渡。由此，哈贝马斯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和规范结构的变化分别遵循不断深入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认识的逻辑。古典哲学把具有实践意义的解释当作理论问题加以处理，而把技术所使用的经验知识贬低为没有理论潜力。相反，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这个经验知识领域进入了反思性学习过程。同时，哲学中则蔓延着一种导致了实证主义的趋势，想根据其逻辑形式来区分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目的是要把实践问题从话语当中排除出去：实践问题不再具有“真实性”。 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从第一到第三点中对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的定义是贴切的话，那么，努力寻求组织原则似乎就很有意义。社会组织原则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确保认同的解释系统出发，来明确一个社会的学习能力以及发展水平，并进而限制控制能力增长的可能性。马克思根据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即生产关系，确定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他认为整体组织的核心是在规范结构与物质基础相交织的层次上。生产方式应当体现社会组织原则，因此，它自然也就不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种历史形式等同起来。组织原则是高度抽象的规则，具有明确的活动范围。而且，谈到生产关系往往会诱发狭隘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但在一个社会中，究竟哪个亚系统能够具有功能优先性，也就是说，究竟哪个亚系统能够引导社会进化，主要是由该社会的组织原则所决定的。 三、社会组织原则的解释 在这里，哈贝马斯依靠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区分了四种社会形态（详情见下表），分别是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原始社会之外，其余都是阶级社会（在这里哈贝马斯将国家社会主义称作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资料控制在政治精英手里）。这与另一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分类有差异但也有相似之处，吉登斯将迄今为止人类的社会历史形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 原始社会阶级社会文明社会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第一，原始社会形态：年龄和性别等原始角色是原始社会的组织原则。其制度核心是亲缘系统。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亲缘系统表现为一种总体性制度。家庭结构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交往；家庭结构同时也保障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世界观和规范几乎还没有分化开来。它们都是围绕着礼仪和禁忌而建立起来的，不需要单独加以认可。这种组织原则仅仅和家庭道德和部落道德联系在一起。由于这种组织原则不会产生任何矛盾的要求，因此，外在的变化就可以打破这种按照亲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所具有的有效的控制能力，并摧毁家庭认同和部落认同。产生外在变化的原因通常包括：人口的增长以及相关的生态因素，特别是由于交换、战争和征服而带来的种族间的依赖关系。 第二，传统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形态的组织原则是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随着官僚制统治机器的出现，从亲缘系统中分化出一个控制中心。这就使得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从家庭组织形式转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亲缘系统不再是整个系统的制度核心。它把权力和控制的主要功能转让给国家。这是功能专门化和分化的开端。传统社会中的危机类型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而矛盾存在于规范系统和论证系统的有效性要求与阶级结构之间；前者不允许公开进行剥削，后者则使依靠特权占有社会财富成为一种通则。因此，危机通常是由于控制问题导致的。控制问题迫使系统通过加强压迫来增强自己的自律；而这又导致了合法性的丧失，进而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通常是和外部冲突联系在一起的）；阶级斗争最终危及社会整合，并且可能导致政治系统的颠覆和新的合法性基础的建立，即导致一种新的集体认同。 第三，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体系中所确定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市民社会”从政治经济系统分化出来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非政治化、阶级统治呈现出匿名化的特征。虽然在传统社会中，系统整合领域和社会整合领域之间已经开始制度分化，但经济系统依然依赖社会文化系统向它输送合法性。只有在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中获得相对独立以后，市民社会中才会出现一个摆脱传统束缚，并且纵容市场参与者倾向于策略功利主义行为的领域。这种新的组织原则为生产力的解放和规范结构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一旦对体力的剥削，即提高绝对剩余价值达到了极限，为了积累资本就需要发展技术生产力，并在发展过程中把技术上可以利用的知识和反思性的学习过程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已经获得自律的经济交换也减轻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压力。自我调节的市场流通体系需要其他方面的补充，这不仅包括合理的国家行政体系和抽象的法律体系，而且也包括社会劳动领域中具有策略功利主义特征的道德体系；在私人领域中，这种道德体系和新教伦理以及形式主义伦理是融合在一起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可以具有普遍主义的结构，并且呼吁普遍化的利益，因为所有制秩序已经抛弃了政治形式，转变为一种似乎能够使自身合法化的生产关系。市场制度可以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公平原则上。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同样也可以在这种合法的生产关系当中找到替自己辩护的理由。这就是洛克以来理性自然法的核心内容。生产关系可以和似乎“授命于天”的传统统治秩序脱离开来。当然，价值形式的社会整合作用也只能限于资产阶级。新兴的城市无产者主要来自农民。他们的忠诚和服从更多的是靠传统主义的束缚、听天由命的顺应心理以及缺乏远见和赤裸裸的压制等因素来共同维持的，而不是依靠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信服。 以上所述可简要概括在下面这个表格之中： 社会形态组织原则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危机类型原始社会亲缘关系：原始角色（年龄、性别）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没有分化外因诱发的认同危机传统社会政治界及统治：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阶级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发生功能分化内因决定的认同危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非政治阶级统治：雇佣劳动与资本具有系统整合功能的经济系统也承担起了社会整合的任务系统危机由此，哈贝马斯总结指出，组织原则把可能进化的空间确定在三个发展维度——生产、控制和社会化——之上，因此也就同时决定以下三种情况是否发生：（1）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在功能上如何分化；（2）系统整合受到威胁的时候，何时才能危及到社会整合，也就是说，何时才能导致危机；（3）控制问题怎样才能转变为认同的威胁，也就是说，何种类型的危机占据支配地位。 四、系统危机——以自由资本主义危机周期为例 在这里，哈贝马斯主要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危机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以为下一部分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研究做准备。哈贝马斯指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危机的形式表现为无法解决的经济控制问题，当经济问题无法控制时，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与道德及价值规范将会遭受到广大民众乃至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质疑。由此，系统整合面临的危险直接威胁着社会整合。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增长差不多定期会产生经济危机因为产生经济与社会的控制问题，由于一时无法解决经济危机与社会控制问题，社会整合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危机变成了一种局部的痼疾。此外，由于社会转型的加速造成了持续的不稳定，导致社会分裂的周期性的控制问题不仅奠定了资产阶级危机意识的客观基础，而且也使雇佣工人对革命充满了期望。这便是因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成为不可解释的、具有客观性的偶然事件，意识形态的核心也因此转到了基础层面，经济危机会直接转变为社会危机。 这也是为何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批判能够入木三分，成为众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理论支持的重要原因。然而，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这种把经济分析转换到社会学上的内在方法，在条件发生变化的资本主义时代里遇到了许多困难。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形式中是否保持不变，并且继续有效这一问题，或者说，危机的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彻底转变为克服了充满危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